我们姐弟三人作为孩子，从未因生活的艰辛而感到委屈，只是心疼父母的付出。我们的生活里从没出现过沮丧和抱怨，父母不需要考虑得失，也不需要别人同情，甚至不需要别人的理解，本着“人”的身份行事，反倒轻松自在。
致、经两船与日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如丧家狗，遂误至水浅处。时扬威铁甲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遂以沉没…同时效方伯谦者，有广甲一舰，逃出阵外，未知其受伤与否，然以只防后追，不顾前路，遂误撞于岛石，为日军发水雷轰碎之。阵中自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济远、广甲逃，与日舰支持者仅七艘耳。是役也，日舰虽或受重伤或遭小损，然未丧一艘。
梁启超 《李鸿章传》0
梁启超 《李鸿章传》0然而，他从歌尔德蒙那儿也不只有收获;他因他也失去了些东西，失去了很多很多东西，好在没有让他的朋友发现。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他的归宿，他的苦修生活，他的职责，他的学问，他那精心营建起来的思想殿堂，不是都因他的朋友而常常受到猛烈震撼，以至他本人也产生了怀疑吗?……无论如何，歌尔德蒙已向他表明，一个负有崇高使命的人.即使在生活狂热的混沌中沉溺得很深，浑身糊满血污尘垢，也不会变得渺小和卑劣，泯灭心中的神性;他即使无数次在深沉的黑暗中迷途，灵魂的圣殿里圣火仍然不会熄灭，他仍然不会丧失创造力。
赫尔曼·黑塞 《精神与爱欲》0
赫尔曼·黑塞 《精神与爱欲》0“我已经反复考虑过这件事情，你知道，我对它的想法很特别。首先就巴喜尼而言，我认为，他一点也不值得同情。无论是我们现在就去举报他，还是揍他，还是纯粹为了寻开心把他折磨死。因为我想象不出，就这么个人还能够在这绝妙的世界机制里意味着点什么。在我看来，他只是偶然被造出来的，是个例外。这也就是说一这个人想必还是意味着点什么的，但肯定只是某种不确定的东西，就跟任何一条蠕虫或路边的一块石头一样，当我们看见它时，我们不知道，是该从它边上走过去呢，还是该把它踩个粉碎。但这几乎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如果世界灵魂想要它的各个部分中的某一个永远得以保留，那么，它就会用更清晰的语言宣布这一点。它会说不，并制造出一种阻力，它让我们从那条蠕虫的边上走过，还赋予那块石头以极高的硬度，以至于我们不用工具就无法把它砸碎。因为在我们取来这工具之前，它老早就已经把一大堆顽强的小疑虑作为阻抗力量插了进来，但如果我们去克服这些疑虑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会从一开始便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在人那里，它把这种硬度放入他的性格之中，放入他作为人的意识之中，放入他的作为世界灵魂的一个部分的责任感之中。如果一个人丧失了这种意识，那么他就丧失了自我。而如果一个人已经
罗伯特·穆齐尔 《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0
罗伯特·穆齐尔 《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0由于人们普遍地相信，人类是意识所了解的自己，因此他们就认为自己是无害的，这实在是在罪恶之上又增加了一层愚。虽然他们并不否定已经发生的和仍在继续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他们却认为这些事情是“别人”所为。当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最近或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他们立刻就会、而且也很容易会将之遗忘，这时那种头脑糊涂的慢性病就会重来，而我们却称之为“正常状态”。与此形成惊人对比的是，事实上最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消失，什么事情也没有得到改善。如果只有我们看得见魔鬼、罪恶、良心的极度不安和不样的预感便会现在我们眼前。所有这切都是人类造成的，我也是人类的一员，也有人性的一部分；因此我也同别人一样对犯下的过错感到愧疚，但身上具有的不可改变的、难以磨灭的能力和倾向却可能随时将错事再犯一次。从法律上来说，即使我们不是帮凶，但出于我们的人性，我们有可能会一直是潜在的罪犯。实际上，我们只是缺少被卷入凶恶混战的合适时机而已。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够逃离人类黑色的集体阴影。不管这种罪恶可以追溯到数代人以前还是发生在今天，它都总是残存着处处都能彰显出来的人类特点。因此可能是人类在对邪恶想象”的控制力方面做得很好，因为只有傻瓜才能够永久地忽视他的本性。事实上，这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未发现的自我》0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未发现的自我》0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熊召政 《张居正》0
熊召政 《张居正》0首先，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际。我们在前面讲韦伯思想的时候详细讨论过官僚制，它指的是现代社会那种精密规划、层级运作的组织机制。鲍曼发现，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令漠、逃避责任。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大屠杀和现代性还有第二个关联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鲍曼把这种理念叫作“园艺文化”。你可能见过欧式的那种庭园各种乔木、灌木、花圃修剪得整整齐齐。园艺文化看待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清晰优美。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一方面，在当时普遍的民族国家诉求中，犹太人的位置很尴尬，因为根据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当然不是本国人，但也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一群无法分类的“异物”。鲍曼用了个隐喻，把犹太人这种难以归类的特征叫作“黏性物质”，自身不是一个明确的类别，只能成为黏附在明确类上的一个附加物。这种黏性特征使犹太人成为所谓内部的外部人，对那种完美构想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当时德国还流行一种伪科学，就是所谓的“优生学”，把雅利安人看作高贵优秀的种族，把犹太人看作低劣病态的种族，种族主义的岐视就这样披上了科学理性的外衣。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公共领域的发展一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亚历山大二世立法的影响。俄国确实在向现代国家的路途中开始迈开了步。”'这具体表现为：工业加速发展，城镇化速度加快，教育越来越普及，进入城市和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以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公共媒体逐渐增多，社会出现了急剧变化甚至常常变化不定，从而导致传统社会那种稳定的生活和人的稳定身份的消失。与此同时，由于大改革带来的大开放，资本主义观念强力传入并迅速扩散，西方各种思潮也趁机纷纷涌入，而俄国传统文化面对这一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完全无能为力，甚至土崩瓦解。因此，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既空前活跃又空前混乱，人们的精神既空前开放、广收博纳，也因此往往无所适从而空前迷茫，整个社会信仰失缺、道德失范，各种思想自行其是，人们不知所从。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社会导致人的身份不断变动，使人越来越不能摆脱他人的影响，但又无法信任他人，反倒在对他人的种种疏离和戒备中滋生敌对和仇恨，渴望重建规范、秩序和谐，但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却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危险和不稳定。在此日新月异、变化无定地走向现代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越来越丧失自我，越来越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的种种问题随之出现，《地下室手记》于是应运而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在历史上，我们知道仅有一种原则曾经被设计出来，把一群丧失了对共同世界的兴趣，感到他们不再被一个世界联系和分开的人们，仍然保持在一个共同体内，这就是基督教社团的原则。早期基督教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人们中间寻求一个牢固得足以取代世界的纽带，正是奥古斯丁提出不仅把基督教的“兄弟情谊”，而且把全部人类关系都建立在博爱(charity)的基础上。博爱，虽然它的非世界性完全符合于人类对爱情的一般体验，但同时又与爱情不同，就像世界一样是某种在于人们之间的东西： “即使强盗之间[inter se]也有他们所谓的博爱。”[44]基督教原则的这一令人惊讶的表述实际上是经过高度选择的，因为人们之间的博爱纽带虽然不能建立一个它自身的公共领域，对于基督教主要的非世界性原则来说却已绰绰有余了，它可以相当好地带领一群本质上无世畀的人，一群圣徒或一群罪人穿越此世，只要世界本身被理解为注定要毁灭的，在它之内的任何活动都被人们以临时性的方式、以“只要世界还在延续”（quamdiu mundus durat）的方式来进行。[45]基督教社团的非政治、非公共性质最初就体现在它应当形成一个“肉体”（corpus）、一个“肌体”，其成员都应当像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那样彼此联系的要求中。[46]这种共同体生活的结构模仿家庭成员 54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知道家庭成员关系是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关系。一个公共领域决不会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因此也不可能从基督教社团生活中发展起来，只要规定这种生活的原则是博爱而非其他的话。 即便如此，我们也从历史和修道院（唯一的尝试以博爱原则来做政治设计的一种共同体）制度中得知，在“现世生活的必需”（necessitas vitaepraesentis）[47]要求下进行的各种活动，由于也是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发3 生的，会自行导致建立某种反一世界(counterworld)，某个在此秩序...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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