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好。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这场官司的胜负，其实在开审前就定好了。
做官之道，其实就三句话：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
马伯庸 《长安的荔枝》1
马伯庸 《长安的荔枝》1在满人的传统中，皇帝不等于是所有满人的主子。满人的奴才如年羹尧可以说是皇帝的臣民，但他们从满人的主奴关系角度来看都各有其主。从这一点来说，皇帝是皇帝，主子是主子，满人内部是分开来算的。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沿海地方的确比较繁荣，每个城市的人都以自己比别省人过得好而得意，对政治的热情比西、北部要差得远。分田到户后，农村似乎正在经历一次从低限的回升，所以邓说广大农村安定，有一定根据；至少在东南地区，感觉不到政治危机的气氛。甚至文化人对魏京生、竞选、内地闹事、中央纷争等也往往模糊得等于无知觉。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年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二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及洪、杨之发难也，……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本朝自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起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四十年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同治以后，不特封疆大吏汉人居其强半，即枢府之地，实力亦骤增焉。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即使李
梁启超 《李鸿章传》0
梁启超 《李鸿章传》0自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所有施米特标举的人民民主式”的政体都未能存活，而现代历史上最为强大而稳定的政体恰恰是施米特认为充满内在矛盾、脆弱而动荡的自由民主国家。这是施米特个致命的错误一不是个人道德或政治立场的错误，而是作为一个学者在“智识上”的判断错误。
刘擎 《悬而未决的时刻》0
刘擎 《悬而未决的时刻》0无论如何，恰恰是在丹麦，德国人发现外交部的顾虑的确有道理。丹麦犹太人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篇，丹麦人民及其政府的表现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这些国家被占与否、是否为轴心国的伙伴国、是否中立或是否真的独立。这个故淇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让他们了解到，在拥有绝对暴力优势的对手面前，非暴力行动和抵抗当中凝聚着多么巨大的潜力。的确，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缺乏对“犹太人问题的正确理解”，而且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反对“极端’’和“最终”解决。事实证明，丹麦、意大利、保加利亚和瑞典一样，对反犹主义几乎是免疫的。但是这前三个国家里，在受到德国势力影响时，只有丹麦人敢于跟他们的德国主子公开摊牌。意大利和保加利亚蓄意破坏德国人的命令，并且卷人一场复杂而狡诈的欺骗游戏，为救他们的犹太人制造了一场独出心裁的特技动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此类政策提出过抗议。丹麦人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当德国人把佩戴黄色大卫星的事慎之又慎地传达给他们时，得到的回答只是，第一个佩戴黄色星标的将会是国王。丹麦政府官员也严正指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措施都会导致他们马上辞职。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一环是，德国人甚至无法让丹麦政府意识到约六千四百名丹麦本土犹太人和一千四百名犹太难民的区别，这些难民战前从德国来到这里寻求庇护，之后被德国政府剥夺了国籍。丹麦人的拒绝一定让德国人到死也想不明白：这个国家拒绝给予外来犹太人本国公民身份乃至工作许可，同时又对这些人提供保护，这似乎“不合逻辑”。（从法律上讲，丹麦难民在战前的状况与法国类似。倒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民事机构遍地腐败，促成一些流亡法国的人不是通过行贿就是“走关系”获得了入籍文件。法国的大部分难民都可以打黑工，哪怕没有工作许可。但是同瑞士一样，丹麦不是一个花钱可以解决一切的国家。）然而丹麦人却告诉德国官方，因为无国籍难民不再是德国公民，纳粹不能在未获丹麦允许的情况下认领他们。无国籍...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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