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最熟悉的是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按正宗的解释，就是“能说得很明白的‘道’就不是‘大道’”。但换个角度，那时没有句读，所以可以有另外一种句读方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白岩松 《白说》1
白岩松 《白说》1如果你想立刻引起某人的注意或兴趣，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只有在你做好充分的准备的时候才有可能做到。如果一开始就问“Facebook具有怎样的企业文化”这类含糊的问题，提问者表现出来的不是对这家公司的兴趣，而是无知，因为已经有大量资料给出了这类问题的答案。这说明求职前的准备是否充分尤其重要。
雪莉·桑德伯格 《向前一步》0
雪莉·桑德伯格 《向前一步》0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王二动情地写道：“主流文化永远需要像刘喜男这样的攀登者，但仅仅是在它需要的瞬间。主流文化永远是自私的，永远不会怜悯到某个个体。像刘喜男这样永不低头、执着向前的攀登者注定会成为主流文化的牺牲品。他的死会成为主流文化炫耀自己价值观的功勋奖章，成为主流文化灌输人们规则思想的教科书。但记住，就算刘喜男死去，在天国，在雪山的怀里，他依然会满脸皱纹，手揣酒瓶，嘴角抽动地说，‘小子，玩阴的！’”
宋明蔚 《比山更高》1
宋明蔚 《比山更高》1显然，历史文献的状态反映了两个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状态。一种几乎纯系口头的文化，比如工业化以前欧洲被支配阶级的文化，通常不会留下许多痕迹，或者说，留下的那些痕迹，也都是扭曲变形的。因此，在像梅诺基奥这种有限的个例中，存在着某种察知症结的价值。它有力地提出了一个其重要性刚刚才得以认识的问题：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中世纪之后的高雅欧洲文化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存在着大众根源。像拉伯雷和布昌格尔（勃鲁盖尔）这样的人物，可能并非异数。同样，他们也结東了个以隐秘却成果丰富的文化交换为特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双向进行的。然而，在接下来的那段时期，其标志特征却是统治阶级文化与手工艺人和农民文化之间的日益泾渭分明，以及自上而下对大众的灌输规训。我们可以将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划在16世纪的下半叶，基本上与物价革命”驱动下的社会加剧分化相重合。
卡洛·金茨堡 《奶酪与蛆虫》0
卡洛·金茨堡 《奶酪与蛆虫》0改变竞争的目标也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在狩猎时代可能是体力（身强力壮）的等级，而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可能是数学才能的等级。硅谷的程序员和公司的装卸工在五百年前的等级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显然，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结果也只能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merit）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会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我不认为革命已经胜利了，但我认为女性参与到传统的组织与企业当中同样有帮助，以此证明自己能够胜任，能够从事飞行员、银行高管和将军的工作，以及很多我不想从事，也没觉得特别伟大的工作。但女性能够在这些职业领域提出自己的主张，是非常好的。试图建立一种区隔的文化是一种放弃寻求权力的做法，而我认为女性必须寻求权力。正如我以前所说过的，我不认为妇女的解放只是一个拥有平等权利（right）的问题。这是一个拥有平等权力（power）的问题。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诸位，我怀疑，你们不胜惋惜地看着我；你们一定会翻来覆去地对我说，一个受过教育和有文化修养的人，是不可能明知对自己不利而偏要跟自己为难，跟自己作对的，这是数学，是明摆着的事。我完全同意，这的确是数学。但是我要向你们第一百次地重复一个道理，只有一种情况，只有这一种，即一个人可能会故意，会有意识地甚至希望对自己有害，希望自己干蠢事，甚至干最蠢的事，即——希望自己有权利去做最蠢的事，而不是只许做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要知道，这愚蠢无比的事，乃是他们自己随心所欲想干的事，诸位，说不定，对于我辈，它还真是世界上最有利的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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