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世界关系的陌生化、人与他者关系的损毁，最终带来的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危机。”1正因为上述所有情况的出现，使无名主人公的自我认同出现了危机：一方面，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谈到《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我们简直无话可说，他自己什么都清楚。例如，他懂得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和自己社会圈子的典型意义，他给自己（内心状态）做出心理甚或精神病理的冷静判断，他了解自己意识的性格特征、他的滑稽可笑和他的悲剧性，他知道对他个人可能做出的种种道德品格上的评语，如此等等”2，他似乎对自己的一切有着颇为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他虽极力试图确定自我，但又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时而说“我是个凶很的人”，时而又说“我永远也不会变成凶狠的人”，并且认识到：“我不仅不会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也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这主要是因为他极力想获得社会的认同，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因而太在意社会（表现为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地下室人'想的最多的是，别人怎么看他，他们可能怎么看他；他竭力想赶在每一他人意识之前，赶在别人对他的每一个想法和观点之前。每当他自白时讲到重要的地方，他无一例外都要竭力去揣度别人会怎么说他、评价他，猜测别人评语的意思和口气，极其细心地估计他人这话会怎么说出来，于是他的话里就不断插进一些想象中的他人对语。”1胡志明进而指出，即便躲在地下室里，他的自我意识的层层演进，也一直是以外界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为逻辑前提的，并且是在对时尚的科学理性的质疑与批判中得到展示的。在他的通篇“自白”中，他说出的每一个词语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他人（读者）反应的渴望，他时而卑躬屈膝，时而又厉声尖叫，恶言恶语，每部分结束时的语气，都在公开讨要别人的反应。'这样，他就成了人们口中所说的那种典型的矛盾体，永远无法摆脱身份焦虑更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