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有人会请查理大帝作证人。但是皇帝参加过无数次战争,总是将许多战争互相混淆,他甚至记不清目前正在打的是一场什么仗。他的使命就是打仗,打仗比思考、比战后发生的事情都重要。仗打完就过去了,至于人们的传说,历史学家和说书人自然知道应当去伪存真。如果皇帝应当跟在人们的屁股后面去进行修正,岂不太麻烦。只有发生了一些影响到军队建制、晋级、封爵和赐地的纠纷的时候,皇帝才应当说出自己的主张。他的意见只是说说而已,大家明白,查理大帝的个人意志无足轻重。必须考虑调查结果,依靠已掌握的证据下判断,并使之符合法律和习俗。因此,当有人向他质疑时,他就耸耸肩膀,泛泛而论,有时候他想摆脱某人,就说:“可不谁知道哩战时误传多得很呀。”说罢一走了事。
我们在生活中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总在超越前人。但也有可能,后人很久都超越不了前人,不进反退。先不说建筑,说家具。今天的家具超越过明代家具吗?明代家具无论从艺术、实用、设计哪方面看,都是达到极致的。虽然我一件也没有,但不妨碍我喜欢它,既简洁又完美。
白岩松 《白说》1
白岩松 《白说》1唯有自传才是真正地历史。
托马斯·卡莱尔 《佚名》0
托马斯·卡莱尔 《佚名》0最早系统介绍中医和中药的传教士是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邓玉函万历年间入华,是明清时期所有来华传教士中在欧洲科学界地位最高的一位。他年轻时是现代代数创始人韦达的助手,后来是伽利略的学生。他早年游学欧洲,在欧洲科学界有一流的关系网。后来他要加入教会伽利略很生气,跟他断绝了往来。到中国后,他被安排去做天文测算。当时中国教会需要准确预测日食来显示西方科技的发达,邓玉函就发信回欧洲询问天文测算问题。而为他答疑的,是大名鼎鼎的开普勒。后来传教士能够很精确地进行日食预测,用的就是开普勒的方法。邓玉函在欧洲的本业是植物学和医学。到了中国,遇上中医和中药,可以说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截然不同的世界。太阳与太阴是两个朝代。太阴推翻了太阳下面的一切,她的领域伸向过去,伸过历史,伸过青铜,伸过石器,伸向燧人氏火光不及的盲目和浑沌。 我的小道向前平稳而急骤地航行,挺直的超级公路向前延伸,如一道牛奶的运河。月光的透明雨下着无声,无形的塑胶。而运河始终满而不溢,而疾转的轮胎始终溅不起月光的浪花。青莹莹,白悠悠,太阴氏的谜面下,一切死去的,逝去的,失去的,都在那边的转弯处,在你的背后你的肘边复活。只要你回头,历史和神话和传说和一切荒诞不经就在你背后显形。
余光中 《逍遥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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