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氏对卜式的动机揣测未必如实，但认为司马迁对当时的财政改革抱有微词，则八九不离十。《史记》全书，读来最能体会太史公深切痛感的，就是记录财政和经济的《平准书》。此篇写到刘彻时代，以一句“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起头，接下来便详细记录每一件竭尽国力民力的大事。事功是卓著的，耗费是巨大的；国家是强盛的，民众是困苦的；在对比如此强烈的现实矛盾之中，司马迁觉得世道人心正在渐渐变坏，而美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平准书》的结语与其余各篇相比，风格截然不同，看上去特别仓促，就是上面所提到过的卜式的原话：“烹弘羊，天乃雨”。明人杨慎认为，司马迁用此六字斩钉截铁作为结束，正是对这个时代“兴利之臣”的痛斥。 “而烹弘羊，天乃雨”之句，乃毕此意而断之也，亦借其辞以断之也，亦借其辞以断制兴利之臣之罪，而“功利”二字该尽武帝所行事。（《史记研究资料萃编》引杨慎《总纂升庵合集》语） 事后的痛诉多少显得有些无力，事实上，这一年为天子兴利的桑弘羊正因为保障了封禅等大事而平步青云，而指斥他的卜式们却失了官降了职。什么样的时代，适合什么样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