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也即我父亲运交华盖、正式被逮捕、取消所有待遇的一九五五年，祖母又随着我母亲和三个孩子搬到附近陕西南路六十三弄，住进我外公解放前购置的一幢三层洋楼。在我的童年时代，这个地段尚无热闹的地铁站，静谧无人，时会见一个推着磨刀剪小车的落魄白俄远远过来，腰杆笔直，旧西装纤尘不染，清晨常听淮海路上有轨电车经过，嗡嗡作响，再就是我牢固记忆里铜铃低音，一直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意味着附近有母马经过，中国人或白俄，牵一匹白马或灰马，慢慢慢慢走过附近街道，马脖子挂一小铜铃，听到了铃声，居民端着搪瓷碗或茶缸出门⋯⋯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祇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衹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蠕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