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萨特最有创见、也是最精彩的观点，就是从“存在就是虚无”出发，最终推出了“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建立在强大能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存在之上、建立在最根本的虚无之上。可以说，把存在的概念削减到最低限度，让我们看到了最坚不可摧的自由。
我们有自由的灵魂，也有永恒的孤寂。
陶立夏 《分开旅行》0
陶立夏 《分开旅行》0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低于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 
杨绛 《杂忆与杂写》0
杨绛 《杂忆与杂写》0一篇写职业病的文章，包含了10个知识点，哪个放在标题里最有可能成为爆款？我们可以把这10个知识点全部做成短视频，然后发在短视频平台上。数据马上就会帮我们检验出大家评论收藏最多的是哪个知识点，把它作为标题，流量就有保障了。还是一篇写职业病的文章，发布后阅读量很低，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间内发布了10篇同一主题不同内容的文章，发现阅读量都很低。我们从此就规避职业病这一大类的选题，凡是这一主题的选题都不再操作。这就是数据教我们做的事。它让我们在短短几年里就重新相信了上帝——一个只需要相信，不需要了解，更不能质疑的存在。在WAVE只是一个刚刚创业的小团队时，我们还没有这么多数据可以分析，我们还会分析每一篇文章的好坏，仔细揣摩流量（或者上帝）的理由。但当我工作了四年，整个工作室发布了几千篇稿件时，我们已经可以把所有的文章标题和数据输入EXCEL表格中，寻找阅读量最高、打开率最高、转发率最高的文章的共同点。这份表格就成了我们的“圣经”，老编辑像牧师一样传授真理，新编辑只知道不能写罕见病，不能写性少数，不能写太“冷门”的内容。至于为什么，答案都在流量/上帝那里。当某个号做大之后，做矩阵号是常见的策略。比如以往是生活大
凡之昂 《不再踏入流量的河》0
凡之昂 《不再踏入流量的河》0首先要改变你的认知，然后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获得真正的自由。而这个“认知”，其实就是“无我”的内涵，如果我们能了解“我”不过是刹那无常的现象转变，那么就不会拼命地执着追求一个所谓绝对不变的美好理想，因为那个所谓的“我的理想”其实根本就不稳定，从绝对坚固的“我”出发去追求自由，结果反而束缚了自己。
成庆 《人生解忧》0
成庆 《人生解忧》0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自由除了质的定义，还有量的测度。在不同的时代，自由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识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当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迄今为止，在安全与自由面前，美国人还是选择自由，还是选择继续支付代价以保留自由。因此，在奥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后，美国人在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不作过度反应，也就是说，依然按照他们过去所制定的原则行事。他们所做的只是逮捕确有证据的有行动的刑事嫌疑犯。至今为止，在押的还是只有两名。其中一名嫌疑犯尼克斯的兄弟，曾经被拘留，可是证据不足马上就被释放了。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在记者面前依然是一套套的反政府理论。但是，美国人还是认为，对于没有参与“行动”的他，还是必须给他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对于有证据的两名嫌疑犯，美国人也还是打算保护他们作为被告的公民权利，为他寻求一个公平的审判。在被炸的联邦大楼毁去之前，还是留有充分的时间，让被告的律师寻找对他有利的证据，并且考虑把他移到其他州审判，因为担心在爆炸发生的州，当地陪审团受的刺激太大，可能会影响审判和裁决的公正。甚至，在审判之前上诉法院还换下了主审法官，原因是该法官的法庭和办公室在联邦大楼被炸时受损，他的一些职员受伤，上诉法院在撤换法官的命令中说，“根据这些情况，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无法不对艾利法官的公正能力存疑。”另外，民权组织和知识界还是在对反恐怖法的一些条款提出质疑，以防止爆炸引起的过度反应侵犯人民的权利。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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