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用“理性的自负”来解释德国和苏联的历史,这是不同于当时主流看法的另类观点。在二战后期,西方主流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和苏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模式;苏联是超理性的,而纳粹是非理性的,两者相距甚远。但哈耶克认为这两种模式的病根是同源的,都来源于“理性的自负”。具体表现就是,在经济领域中推行计划经济,在社会规划中依赖高度理性化的系统设计。
从历史的站头下车的人是落寞又尴尬的。
冯骥才 《珍珠鸟》0
冯骥才 《珍珠鸟》0康熙决定要规范传教士,要求他们登记,算是常规操作。他真正史无前例的操作是让自己的内务府来管理发放印票,而不是把管理传教士的事交给管理僧侣的礼部。这一做法相当于公开认定了传教士在内务府的地位。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偏执狂、歇斯底里患者以及自我的毁坏者---这些人,就是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充满恐惧的、彬彬有礼的时代的见证人的作家。这通常是个语气问题:要相信那些以通情达理的不动声色的语气说出来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有这幺一些时代,它们过于错综复杂,过于为相互冲突的历史和智力的体验的声浪所埋没,以至于听不进通情达理的声音。通情达理变成了妥协、逃避和谎话。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有意识地追求健康、却又只相信疾病包含的真实性的时代。我们所尊重的真理,是那些诞生与磨难中的真理。我们衡量真理,是根据作家在受难中付出的代价---而不是根据作家的文字与之对应的某个客观真理标准。······对真理的需求,并非持续不断,这正如对休息的需要。扭曲的思想或许比真理具有更大的智力上的魄力;它或许能更好地服务于精神的种种不同的需要。······我们之所以阅读这些具有如此犀利的原创性的作家,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威望,是因为他们堪称典范的严肃性,是因为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真理的明显意愿,此外---只不过零碎地---因为他们的“观点”。正如堕落的亚希比德追随苏格拉底,尽管他不能、也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他被感动了,内心丰富了,充满了爱,而敏感的现代读者则对某个不属于自己、也不可能属于自己的精神现实层面表示自己的敬意。······在我们对这样的生活表示的敬意中,我们意识到世界中存在着神秘---而这种神秘正是对真理、对客观真理的可靠把握所要否定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真理都是肤浅的;对真理的某些歪曲(但不是全部歪曲),某些疯狂(但不是全部的疯狂),某些病态(但不是全部的病态),对生活的某些弃绝(但不是全部的弃绝),是能提供真理、带来正常、塑造健康和促进生活的。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0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0王朝的兴衰——“循环历史观”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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