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中国史本身说中国史,来分析中国史上的社会形态,我想先提出两种概念。大概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比较凝固,比较有定型可指。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却比较变动,比较难指出某种的定型性。这两种社会显然不同。所谓较有定型者,乃指那时社会上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势力,获得较长期的特殊地位,而把历史演进比较地凝固或停滞了。有时则旧的特殊势力趋于崩溃,新的特殊势力尚未形成,那时变动的,无定型的时期。这些时期,可能是黑暗混乱不安定的,但亦可能是活泼动进的,有一种百花怒放万流竞进的姿态。我们可以把下一时期的情形,来衡量上一时期对历史价值之贡献。若下一时期黑暗而混乱,则因上一安定时期把历史生命消逝销蚀了,摧残了。若下一时期活泼而前进,则因上一时期把历史生命培植了,养护了。
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与风骨;他很满意自己的遭遇。他看清他的前面是监牢,毒刑,与死亡,而毫无恐惧与不安。他只盼望长子不被捕,那么他的老妻和儿媳妇便有了依靠,不至于马上受最大的耻辱与困苦。他不想和老妻诀别,他想她应该了解他;她受苦一世,并无怨言;他殉难,想必她也能明白他的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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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 《四世同堂》1我们的小小的生命,都是做梦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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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翎 《财主底儿女们》0最后,有一点值得强调,尽管中国礼仪争论看似是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辩论场主要在欧洲。康熙多少给出了他的看法,算是参与到争论中,但他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扩大。所以当时大清的儒学大师和高官基本没有参与争论。“中国礼仪之争”准确来说是欧洲教廷内部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说天主教的“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完全没有影响这一说法有点绝对的话,那么说礼仪之争影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轨迹肯定就言重了。后来还有说礼仪之争引起了后来的雍正禁教,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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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东西自己要把握,他不想出卖自己最美好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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