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小说最妙的是赵七爷。革命军来了,他把辫子盘到头顶上;革命军走了,听说皇帝又坐龙廷了,他就把辫子放下来。我认为鲁迅《风波》里最重要的人物是赵七爷,不是七斤。当然七斤是小说叙述的角度,鲁迅是从七斤的角度来写的。这是反映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旧的势力反扑回来的一篇大变革时期的小说,仔细想想,其实我们都是赵七爷,我们在社会重大变迁的时期如何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谁能够掌握自已的命运?那些立在潮头的人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更何况我们这些随波逐流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赵七爷,都是审时度势把辫子盘到头顶上,又审时度势把辫子放下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这是面对社会巨变时的应对方式,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是常用的一个方式。
没有事情随随便便发生,都是计划的一部分。宿命论!
温斯顿·格鲁姆 《阿甘正传》0
温斯顿·格鲁姆 《阿甘正传》0安生变成了安稳的七月,七月也仿佛变成了流浪着的安生。
安妮宝贝 《七月与安生》0
安妮宝贝 《七月与安生》0一个人出生于何时何地,周遭是什么,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吃进什么,家庭什么样,决定了你最初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了你怎么认知自我,之后无论走出多远,底色不会变,想要看清自己,最好的方式是回到原点。
东来 《凤凰籽》0
东来 《凤凰籽》0瓦尔堡所追随的进化论的思想家们将这种态度与现代科学家的态度相对比,现代科学家使用约定俗成的符号,一直意识到它们的任意性。在它们之间是想象的生活的领域,言语与隐喻的领域,移情作用的领域,艺术的领域。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既带有魔法的态度又带有理性主义的态度。在隐喻中,我们不相信两种事物完全相同,但是我们发现有时很难弄清在哪里隐喻结束而理性的描述开始。在移情作用中,我们并不是真的将我们对于自然的感觉与自然客体相等同,但是我们又无法将我们自己与“感情谬误”[pathetic fallacy]完全分离。因此,在瓦尔堡的分析中,艺术的图像占据着和作为定向工具的图像所占据的相似的一种中间位置。描画一个客体的艺术家不再用手来抓取它,但是他也没有退而进行纯粹的沉思。他描摹它的轮廓,仿佛要抓住它。艺术的图像属于象征符号所根源于的那个中间领域:…………正是艺术家和史学家对这些来自往昔的无形的影响最为敏感。……他对尼采精神失常的医学原因未予考虑,而是非常动人地把它描述为史学家的悲剧的例子,这种悲剧几乎吞噬了他自己的心灵;从另一方面说,在瓦尔堡看来,布克哈特是由于他自己决心如此而掌握了这一命运的学者。p289-290
贡布里希 《瓦尔堡思想传记》0
贡布里希 《瓦尔堡思想传记》0“这种毒沾肤即死,传递极为迅速一一但正因为如此,只要用银针把全身的毒逼到一处,再让懂得医理的人以身做引把毒吸出,便可以治好。甚至不需要任何药材。”她轻轻说着,声音里有一种征服绝症的快意,“临夏祖师死前留下的绝笔里说,以前有一位姓程的女医者,也曾用这个法子解了七星海棠之毒一”
沧月 《七夜雪》0
沧月 《七夜雪》0盛水用壶是一种自然需要,可是人不以此为足,却费心力去求壶的美观。美观非实用所必需,却是心灵自由伸展所不可无。人在男女关系方面也是如此。男女间事,如果止于禽兽的阶层上,那是极平凡而粗浅的。只须看鸡犬,在交合的一顷刻间它们服从性欲的驱遣,有如奴隶服从主子之恭顺,其不可逃免性有如命运之坚强,它们简直不是自己的主宰,一股冲动来,就如悬崖纵马,一冲而下,毫不绕弯子,也毫不讲体面。人要把这件自然需要所逼迫的事弄得比较“体面”些,不那样脱皮露骨,于是有许多遮盖,有许多粉饰,有许多作态弄影,旁敲侧击,男女交际间的礼仪和技巧大半是粗俗事情的文雅化,做得太过分了,固不免带着许多虚伪与欺诈;做得恰到好处时,却可以娱目赏心。
朱光潜 《谈修养》0
朱光潜 《谈修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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