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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弗朗西斯卡·韦德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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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请求你去赚钱，去拥有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伍尔夫写道，“我是在请求你生活在现实当中，过一种蓬勃旺盛的生活。渴望蓬勃旺盛的而不是幸福或成功的人生，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如H.D.在《让我活下去》中所写的“向着传统观念迎面痛击”真正好比踩着“岌岌可危的细长钢丝”。书中这几位女性的人生都经历过充满矛盾甚至是深刻痛苦的阶段，可当她们的人生画卷徐徐铺展在我的面前，使我感动的是她们锻造全新生活模式的决心。这些生活也许各有不同，它们复杂、多样，有时甚至具有危险性，但都立足于对人格独立性的追求和对知识深沉的热爱。正如简·哈里森在1913年所写，“许多人的脑海里至今仍残存着偏见，他们认为女性适宜学习的知识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方面······女性的领域是去感受，因此最好不要学习知识”本书中的女性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形式的知识，如关于历史和文学的知识，关于广阔世界的知识，以及并不更简单的对于自我的觉知。她们通过接受教育、旅行、友谊、工作以及装饰家园，不约而同地开拓“女性领域”。她们不懈地追寻充实的人生路径，在二十世纪引发着深刻的回响。直到今天，“两者兼得”的难题仍然挂在我们嘴边，个人成就和情感满足两者兼得的理想状态依然可望而不可即。女性仍然焦虑地谈论着如何才能平衡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谈论着拒绝遵循永无止歇的人生规训所需付出的代价，这些忧虑与一个世纪以前并没有分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内容都讲述了同一个故事，那就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故事，也是伍尔夫在回忆录中呈现的故事:一场希望被尊重对待的斗争、搬到新地方的行动、对传统叙事之外的生活方式的追寻。在很多方面，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属于一个大团体，这个团体不仅限于布卢姆斯伯里女性，还包括历史上和当今时代的女性，包括地理范围上更广阔的世界的女性。本书五位女性绝不是主流价值观意义上的完美楷模，但当我追寻她们生命的足迹，她们让我明白过去的...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可是现在梅克伦堡广场44号的这间房子里挤着那么多不相干的人，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新的风向。卧室和起居室之间没有任何隔断，私人空间更是无从谈起。要是访客上门，所有一切都会暴露在他人的审视之下。这样的房屋结构让H. D. 觉得没有任何遮蔽，只能任人侵入。她感到房间像是一处“舞台布景”，许多人事来了复去，而她找不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这间布卢姆斯伯里的寄宿屋不再是助她挣脱传统家庭生活桎梏的自由之所。它仅仅是对原本将与阿尔丁顿、他们的孩子共同生活于其中的屋子的一种残酷扭曲。房东太太明显的谴责之意也让她无地自容—有一次空袭来临时，阿尔丁顿和阿拉贝拉穿着睡衣跑到了楼下客厅。她也一定知道，原本就住在广场后面格雷律师学院路上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约翰·米德尔顿·默里，因为未婚同居，被坚决要在自己领域保留体面尊严的房东太太赶出了家门。在楼梯上，每当其他房客从她身边经过时，都会投来探询的目光，为此，她想方设法地避开他们。她不愿成为布卢姆斯伯里寄宿屋居民之间无聊的八卦谈资。但她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反抗这一切。最后，她把主卧室让给阿尔丁顿和阿拉贝拉，自己则撤退到库诺斯那间狭小的阁楼，像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姿态。她在这里孤身度过漫漫长夜，身上裹着那条初来欧洲途中、坐在甲板上用过的旧毛毯。这似乎是另一个令人震惊的让步。但这时H. D. 已经丧失了全部自信。梅克伦堡广场44号像是“即将倾圮、往她身上压去的四堵墙”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以阿尔丁顿为原型而塑造的人物杰罗尔德·达林顿私生活混乱，婚外情数不胜数：他会在派对上引诱女性，和她们上床；仅仅隔着一层薄薄的帘幕，就是他的妻子赫耳弥俄涅，她清醒地躺在那里，感受着身体正在撕裂，一半留在沉默躺着的身体里，另一半潜入正和丈夫紧紧相拥的女人身体里。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在评价一本书时，人们总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如果它谈论的是战争，那么一定是重要的；相反，如果谈论的是客厅中女人的情感，那么一定是微不足道的。”男人总在小说、诗歌中赞美女人的神秘朦胧，歌颂她们的致命诱惑，却从没把女性写作当回事。伍尔夫细述长期以来女性写作无法受到认真对待的阻碍，呼吁读者扼杀“天使主妇”，然后不加掩饰地书写自己的生活，去描绘我们的母亲、祖母，刻画她们与其他女性的友谊，最终“重写历史”。她那未能完成的遗作本预备提供另一种英国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向世人展现历史上被掩藏的“无名者”的声音。这一书写计划动笔于伦敦大轰炸期间，伍尔夫当时就住在梅克伦堡广场37号，可惜最终没能完成。书写期间，伍尔夫重读了简·哈里森和艾琳·鲍尔的作品。她们对历史的描写广博精深、充满想象力，正是伍尔夫所期待读到并想要写出的作品。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现在你已经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但这里仍空空荡荡。你必须为它配备家具，装点缀饰，找到与你同住屋檐下的室友。你将为它配备怎样的家具，用什么风格进行装饰？你将与谁分享房间，订下怎样的协议？我想这些都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历史上女性第一次有资格提出这些问题，也是第一次可以自行决定答案。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1913年在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盟大会上，哈里森发表名为“科学共同体的缺失”的讲演。她提出，传统中产阶级家中的布置陈设正是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有力写照，这“实在令人沮丧”。客厅虽名为主妇的领域，实际上却是公共性质的，“访客会被引到客厅。这里随时都可能有人来，你没法专心沉浸思考”。与之对应，丈夫的书房“却自古以来有着种种禁忌，不容侵入”，丈夫在这里可以“沉思、学习、明理”；哈里森还注意到，书房里“很少会摆两张凳子”。存在于家家户户、截然不同的这样两个房间，正是社会从未平等对待女性的一个象征。哈里森写道：“对我来说，不允许我使用书房的房子，算不得家。但我一向知道，我也算不得‘真正的女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女性对书房的需求。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克伦堡广场的发展过程本身就蕴含着伍尔夫所寻找的女性主义传统。这五位战时住在广场的女性，都拓展了学术的边界，创新了文学的形式，推动了社会规范的变革：她们拒绝受限于女性身份，致力寻找一种不同的、以自身创造活动为先的生活方式。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吸引她的不是通过语言阅读文学作品(个体头脑的产物)，而是语言本身，在她看来，语言能够帮助深入了解另一个群体的潜意识。这时，以统一欧洲语言的方式来促成国家间联系的观点风行一时，但哈里森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如果全世界都说世界语，那该多么荒芜!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生命甚至失去了意义......只有在克服困难学习某个民族语言的时候，我们才能靠近他们，触摸他们内心最深处潜意识中的灵魂。”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西方思想的谬误在于将时间视为一连串先后发生的事件；他更愿意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不断、没有尽头的过程，一系列“相互融合渗透，彼此间没有明确界限的”变化。他将这个概念称为“绵延 laduree”。哈里森立刻为这一概念所吸引，认为这一概念在俄语的未完成式中有所体现。她写道，“绵延”表明我们是比自身更为宽广的事物，我们同时包含着现在和过去，在某种方式上也是彼此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每时每刻越滚越大的雪球，我们自己的过去，还有自身范围以外的过去以及历史上的世世代代，都包含在这个雪球之中。”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在《印度时报》上读到了那则“令人激愤无比”的新闻：剑桥大学否决为女性授予正式学位的提案。和简·哈里森一样，鲍尔感到幻想破灭，她在这里学习、教学已有十年，这份提案遭到否决，让她感到自己被剑桥大学背叛。“这是我生命中的至暗时刻,”鲍尔在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莉莲·诺尔斯的信中写道，“牛津大学之所以同意授予女性正式学位，女性之所以能够获得投票权，仅仅是因为这些措施推行时恰逢大众有感于女性在战争期间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的触动情绪达到巅峰的时候。现在这个时机过去了，大众的触动情绪也已经退潮，人们又开始对女性的原有处境习以为常:她们所具有的价值和过去没有分别，不应当要求更多。在我们眼中，女性的价值本身就包括被授予正式学位的权利、投票表决的权利。但在男性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中却并非如此。”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清楚地认识到，用简·哈里森在 1914年说的话来表达，“所谓女性所具有的美德，大体上都是由其从属社会地位养成的”。多萝西·L.塞耶斯在 1938 年论文《女人是人吗?》中尖刻地指出：“女性总被作为阶级中的成员来评判，而不是作为独立个体，这一点无比令人厌烦。”与她此观点相似，鲍尔也对这样的社会体系大加鞭挞：“当下的社会体系如此急于让人们保持正确，以至于行之有效地让他们远离了真实。”在一篇早年发表的论文《女性在剑桥大学》中，鲍尔回忆曾被人要求就某一问题提供“女性的观点”，对此，鲍尔给出的回答与塞耶斯惊人地相似：“一位女性对于艺术与科学的观点与她作为女性的身份无关，仅仅是出于一位作为个体的人的观点......其中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优秀的书籍还是糟糕的书籍，思考方式是偏于冷静理性还是感性而富有激情，而不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艾琳·鲍尔的人生故事是努力为女性知识分子塑造全新形象，开辟鲜有先例的生活方式:破除邋遢才女的刻板印象，树立既能享有崇高国际声誉、又能欣赏通俗流行风尚的专业女性全新形象，她的社会地位由做出的工作而非家庭出身所定义。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的求索兴趣不仅仅着眼于个体，和简·哈里森一样，她强烈希望改变大众对于历史就是“关于伟大男性的人物史”的观念，打破“谈论普通市民有失历史的尊严”的预设。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赋予她更为长远的视角，鲍尔希望研究等级制度，何以这样的等级制度会使得人们在出生以后养成如此天差地别的视角。长久以来，中世纪研究由那些维护社会原有等级的专家和怀有民族优越感的学者所垄断，他们所致力的研究是使占统治地位的权力体制变得合理并继续维持下去，他们所关注的核心是战争、王朝与国王，他们所挖掘的是那些能彰显民族品性的历史记录。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弗吉尼亚·伍尔夫熟读鲍尔的作品，当她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呼吁让“无名氏”回归到历史上她应有的地位时，极有可能受到鲍尔观念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颂扬著名的男性,”鲍尔写道，“因为假如历史学家遗漏了某位曾在历史一页留下光辉或浪漫的印记的伟大人物，那么他一定是位不称职的历史学家;但我们在颂扬伟大人物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伟大人物之外，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那些现在长眠于不知名墓地中的普通而平凡的市民，他们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写道：“要想治愈纯粹由民族历史(以及更小范围的纯粹阶级抱团 )所产生的罪恶，唯一的办法是宣扬人类共同体的强烈团结意识；而宣扬这一点，最好就是从教授所有种族和阶级共同的历史开始。”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果想让国际联盟成为现实,”鲍尔写道，“孩子们在离开校园的时候，脑海里必须存有他们所属群体的概念，那就是人类。”教育是国际联盟联合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联合会理事会认可这样一种理念:向不同国家的儿童教授一致、连贯的知识体系，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和“和谐的相互依存”，有助于避免国家之间相互怀疑和猜忌一一当初“一战”爆发的导火索。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和HG.威尔斯一同抗议，反对“向学生们教授保存、延续过去那些矫饰战争的邪恶传统的爱国主义历史事件”，并提出教师不应该将教授重点放在那些将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为敌人或同盟的关于国王、战争和政治冲突的故事，而应该放在许许多多的将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如贸易、旅行、文学、农业和宗教。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在文章和演讲中无数次强调她的目标是以“拓宽同理心而非使其更加狭隘的方式”来教授历史，让学生获得超越阶级和民族的核心群体感。这一时期，鲍尔的好几位男性友人，如盖茨克尔、多尔顿、托尼，都正担任公职，希望将政治影响作为一种改变大众观念的策略。鲍尔采取了另外-种不同的、更为谦避的方式，也更不容易成就个人的声名、带来正向的际遇，但她怀有同样的雄心壮志，所立足的原则同样坚定。她坚持历史“是凝聚社会群体最强大的黏合剂之一......如果我们可以扩大群体团结的概念，通过历史向孩童展示：作为总体概念的人类具有普遍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两个国度一一他自己的国家以及全世界一一的子民，这样来，我们就能教他懂得什么是世界公民”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你所知，在世界历史课件上强调战争，完全违背我的个人原则。”鲍尔拒绝将英国历史单独作为广播内容:“在我看来，向孩童们指出他身边生活环境之相对狭窄并介绍更广阔的世界是学校教授历史的核心目的。孩童们长大后不仅仅是英国公民，更是世界公民。”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一向对制度意义上的婚姻抱有怀疑的态度，和简·哈里森一样，担忧婚姻赋予女性的家庭枷锁无法包容女性在公共世界探索的野心。在二十多岁的年纪，眼看着身边的老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宣布婚讯鲍尔变得“愤怒而痛苦”；每当写下祝福卡片，不情不愿地寄出带有刺绣图案的婴儿连衣裙时，她脑海里浮现出令她深恶痛绝的、大众对于妻子身份的假想：“完美妻子应当设法将自己打造成智能化的集合体，集奶牛、围巾、影子、镜子为一体。一块橡皮泥，一张地垫，一台吸尘器，代数上呈负数。”鲍尔曾半开玩笑地对好友马格丽说，如果马格丽也和几位同学一样，一结婚就“丢掉曾经的兴趣爱好，丧失昔日的个性把老朋友统统扔到脑后”，她就再也不会和她说话:“在各种抽象主张中，我最关注的当属妇女权益主张。在我看来，女性要想取得任何成就或成为某种了不起的人，必须在婚后保持自己的个性，认识到爱情并不是世界上的唯一，即便再美好的爱情也只有一项用处:情感满足。”1936年，马格丽和丈夫多米尼克·斯普林·赖斯离异，一时之间流言纷纷鲍尔不以为意，她给马格丽写信表示关切，并敦促她继续进行政治工作，如有需要可以来梅克伦堡广场待一段时间。她在信中甚至颇有几分欢喜，也许是因为这件事证明，长远来看，坚决反对婚姻是更为安全的一条道路。与本书中其他几位女性一样，鲍尔身边聚集着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从她们身上获得激励和友情，在她们面前可以简简单单地做自己。“我真正相信直接、平等、自由和富有同理心的友谊是世上最美好的事”，鲍尔在给马格丽的信中写道，信中描述了和好友玛丽·格拉迪斯·琼斯一起度过的漫长的一天，两人“从下午到晚上，谈论历史谈论自我”。正是因为有这些女性好友的存在，鲍尔从不认为具有满足感的情感生活只能从男性身上获取。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世界鲍尔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她一直以最大限度的努力维持女性与专业学者这两个身份之间微妙的平衡，婚姻无疑极有可能打破这一平...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 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一-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常以其独特、一针见血的风格在日记中简短地记录某些片段，刻画出个人及公众对战争的恐惧：“战争之剑无疑悬于每个人的头顶。某种可以察觉但无法言表的冲突。德军与波兰海军在但泽自由市交战。波兰人此刻的遭遇在我的房中回荡。一切都处于未知。然而我们必须习惯这一切。工作，工作，我告诉自己。”伍尔夫通过这年开展的工作对一直以来探索的观念做出回应:自我的本质，了解他人的不可能性，文化对市民的影响，父权体制的暴力，艺术(以及艺术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基于共同历史感而非爱国主义的团体观念。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政府宣战后不久，伍尔夫写道:“当下的世界空洞、虚无一切都丧失了意义—— 一场草率的屠杀，像是一手拿着玻璃瓶，一手拿着锤子。为什么一定要摧毁这一切?没有人知道答案。”“我想,”伍尔夫在日记中沉思，“军队是身体;我是头脑。思考就是我的战斗。”这一宣言或许因为没有考虑到军队中也有头脑而显得有些不合情理，但在这场乌有之战中，对伍尔夫而言，工作提供慰藉，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保留一些连贯性。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对一位朋友提到，“我真想象不出，要是她熟知真正的弗吉尼亚，会写出一个怎样的故事”。但所谓“真正的”弗吉尼亚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是分裂碎片拼贴、镶嵌的产物，而非人们过去所认为的那样完整无瑕、始终如一、具有连贯性”，弗吉尼亚在 1924年回想人生中各种纷繁而零碎的公众和私人经历，那些构成她生命质地的种种事件，如此写道。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杂乱的、非连续性的、由片段组成的个体，不同的人看到的她仅仅是不同角度下处于持续不断变化中的部分的她。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开始创作一篇名为《探照灯》的故事，故事内容关于一位女人，受头顶飞机探照灯照射所触动，回想起维多利亚时期的童年。与此同时，在 1939 年至 1940 年期间，她还将过去的点点滴滴收入《往事札记》(A Sketch ofthe Past)的开篇部分，以此“从罗杰传记的书写工作中暂得小憩”。她写道:“眼下我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了，一部逻辑清晰、表达明确的艺术作品必须要做到环环相扣、依次汇集，完成这样一部作品需要付出的劳动量是无比繁重的。”假如札记的最终成果时断时续，有无数的回旋、中断、重启，那是书籍创作环境的真实反映:真正的死亡时时刻刻都有可能降临。从某种角度来说，写回忆录是应对战争的一种迅即、务实的方式:通过珍藏过去的回忆来抵御一切都被爆炸摧毁的可能。伍尔夫“甚至无法肯定还有没有机会把过去的点滴都写下来一一更何况把它们写成书”，同时承认，万一战败，“连能否写书都要存疑。我还是希望能把这些记录推进，而不是被困在阴暗的沼泽”。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不但自己一直对传记文学持有特殊的兴趣，也一直大力鼓励朋友撰写自传。(正是在她的鼓舞下，简·哈里森才通过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了《忆学生生涯》。)对故事和人物的兴趣仅仅是其中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伍尔夫将自传写作当作争取女性自由的有力武器。她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就指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都由男性所创造，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稍有改善”，并举“简·哈里森关于希腊考古学的著作”为例，说明“有史以来第一次，女性开始以女性的身份来书写女性”。和H.D.一样，伍尔夫将自传写作视为一种反抗的手段反抗外界强行施加给女性生命的叙事。她在给埃塞尔·史密斯的信中写道:“前几天晚上我突然想到，从来没有由女性书写的自传。没有什么作品能与卢梭的著作相较。我想忠贞观念和谦逊品质是这背后的原因现在，你已经是第一位写下歌剧的女性，不妨再成为第一位写下女性自身真相的女性。”埃塞尔接受建议，1940 年7月开始动笔写回忆录。伍尔夫知道后去信祝贺:“天，我多么羡慕你。和我眼下受束缚的、在故纸堆里翻找可写材料的《罗杰·弗莱传》相比，你的自传简直是完整自由、深刻的启示。”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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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西斯卡·韦德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弗朗西斯卡·韦德
    国籍： 英国
    弗朗西斯卡·韦德简介：
    弗朗西斯卡·韦德（Francesca Wade），任职于《白色评论》，曾为《伦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金融时报》《新政治家》《展望》等杂志撰稿。本书是她的第一部作品，获得了2020年度传记作家俱乐部托尼·洛锡安奖、《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非虚构文学、《卫报》年度最佳图书、《纽约时报》编辑推荐奖、PopMatters年度最佳图书，入围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翁达杰奖和贝里·吉福德文学奖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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