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如何书写历史》简介

1.1930年，11月末，在中国生活了漫长的三十二年之后，庄士敦最终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担任教授一职—他在伦敦郊外的里奇蒙德镇买了间房子，梅克伦堡广场因此仍旧是鲍尔的私人领域。同月，鲍尔写信给吉尔德斯利夫，感谢她邀请自己前往纽约担任终身教授职位。鲍尔满怀遗憾地拒绝了这一邀约（“令我为难的是，我同样热爱自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工作，而且我在伦敦交游广阔，许多朋友都在这里”）。不过她也没有“把事情说得过于绝对”，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宝贵且富有威信的邀约，鲍尔问对方是否可以容她日后再考虑这一机会，“比如再过几年，”她写道，“新工作总是能令我兴致盎然。也许相比现在，几年之后我能更容易做出这一转变。你提出的教职和慷慨的条件确实非常令我心动。”鲍尔不愿意彻底回绝这一邀约，或许表明了她对和庄士敦两人未来的矛盾心理—庄士敦一直与中国朋友保持联系，或许他不会一直待在伦敦。这年12月，两人向外界公布订婚消息。但到第二年夏天，订婚似乎已经取消。（庄士敦一直在伦敦待到1937年；1937年退休后，他回到苏格兰自己买下的小岛，在那里平静度日。）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1931年7月，鲍尔接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讲席教授这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职务，授予原因包括“她通过研究工作推动社会经济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她作为教师的著名影响力，以及她作为社会经济史学家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她的年薪也终于提升到了令人满意的一千英镑。继莉莲·诺尔斯之后，鲍尔是第二位担任这一职位的女性，她认真地承担起为下一代学者树立榜样的责任。原本就已经高强度的时间安排此后更趋紧张。这年12月，鲍尔受邀加入由国际知识协作机构（总部位于巴黎，旨在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组织的学校课本专家委员会。次年，鲍尔在大学妇女国际联盟—这一联盟与国际联盟关系紧密，承担着全世界女性学者旅行社的作用—的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她在讲话中感谢与这一群体...

2.伍尔夫立足于当下市民最为渴望的和平与合作的价值观，为读者建构了另一种历史；与此同时，同前几位女性一样，伍尔夫重设了历史边界—这一梅克伦堡广场女性的传统。伍尔夫因此再次面临那个同样曾困扰哈里森和鲍尔的难题：历史如何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排除了哪些声音。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她描述自己在特里维廉书页目录中寻找“女性的位置”的场景，结果只在参考目录中找到一点零星的痕迹，大多关于被安排好的婚姻的习俗、对妻子施行肢体暴力行为以及莎士比亚书中虚构的女主角；她以讽刺的口吻问道，读者是否会推测历史上女性从来便处于附属地位，还是她们一直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形象供奉在神殿上。书中各个章节的目录都围绕着战争、君主，对此，伍尔夫讥讽地发问，为什么很少有笔墨描述女性在那些“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事件”之中的身影。伍尔夫和昔日的鲍尔、哈里森一样，清楚地明白必须有新的历史学家来提供不同的视角。她写道：“我更青睐局外人。局内人笔下的英国毫无色彩……他们完成的工作就像罗马铺设的大道一样。但是他们避开了森林，忽略了那些虚幻而不可捉摸的存在。”现在，正如艾琳·鲍尔在《中世纪人》中记录下中世纪女性的生活一样，伍尔夫决定填补这些空白，追寻那些被男性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未曾有人踏足的路径”，书写那些“从未出现在书本上”的生活。“持续报道聚光灯以外的存在。”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伍尔夫规划出一条令人信服的路径，她将沿这一路径“跟随无名者从古代到现代，从树篱边到泰晤士河畔”，探寻未知的答案：诚然，印刷术发明后，诗人与读者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没有距离，人们自此可以在家中独自欣赏艺术。但早在印刷术发明以前，随着阶级结构逐渐确立，人们就已经不再你一句我一句地共同歌唱。她希望探索这种最早的艺术创作形式之一遭到摒弃的根源。现在，诗人不再是无名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身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他们的作品受到市场压力、赞助人喜好的影响，同时，作为社会框架之...

3.这些现实因素就是她在《往事札记》中提到过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隐身的存在”；现在她将这些因素命名为“宁”、“克罗特”和“普利”，称这些因素“对作家创作有着持续的影响，撕扯她，隐匿她，曲解她”。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入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跳过当下时刻。关于未来的一章。”她在笔记中写道。伍尔夫告诉埃塞尔·史密斯，她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贪吃小虫掉进了一块巨大的斯蒂尔顿奶酪，尽情地享用着美味，快活得醺醺然”，这个描述让人在脑海中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她在研究英国文学时，地面上散落着“散发着陈腐气味的剧作家的作品”。“等我写到莎士比亚的时候，轰炸大概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已经给自己安排好了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会读着莎士比亚，忘掉自己戴着防毒面具，我的思绪会飘到很远很远，彻底忘记。”这部本将深奥、思想激进、充满艺术感的作品最终没能完成，只残存两个章节的原稿和大量笔记。在构思这本书之初，伍尔夫预备回应拉特鲁布小姐通过那场历史表演剧对世人发出的请求，那就是“通过我们的母亲回望过去”，通过她仰慕的女性作家、女性历史学家的作品，回望那个艺术可以把群体团结在一起的时期，为当下的危机提供一些安慰和启迪。“该到了设计新情节的时候了。”《幕间》中的一位观众建议道。对于伍尔夫而言，对于哈里森和鲍尔而言，这个“新情节”应当是一个重启的全新世界，新世界将通过艺术联结在一起，以合作为基础，积极拥抱变化，愿意追随女性的脚步，更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4.对所有人而言，在广场度过的时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她们有着重大的影响。她们都认同长期以来迫使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社会体系虚幻而极不稳定：她们以写作和生活方式试图为女性打破界限，为女性重塑全新的叙述方式。

5.除了《让我活下去》之外，H. D. 那些大多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本不打算出版的小说，无一例外都以这样的方式结尾：H. D. 的角色在与另一位女性的亲密关系中寻找到认同和自由。一开始H. D. 撰写关于梅克伦堡广场时期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她和珀迪塔、布莱尔三人组成的新型家庭致敬。在这个由女性组成的家庭中，以自由和创造力为核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法律绑定，而是出于个体选择。在《画下来，在今日》（这一版本创作于1921年前后，是几部小说中同性恋描写最为明确的一部）中，阿尔丁顿这一角色地位无足轻重，主人公与他结婚只是为了安抚专横的父母，从他们身边逃离，这段婚姻也只是主人公的两段主要同性恋情之间的小插曲（这两段同性恋情的对象分别以弗朗西丝·格雷格和布莱尔为原型）。在《重写之书》(Palimpsest)（1926年）这个更为冷峻的故事版本中，背景设定于罗马一处军营，与阿尔丁顿的婚姻被改写为一场迫不得已的结合：希腊奴隶被迫嫁给一位好色的士兵，布莱尔的角色拯救了主人公，帮助她重新写诗，唤醒她身上已被婚姻扼杀的“纯粹的、令人心醉的智慧”。在小说《常春花》（1921—1922年，1926年修订）中，怀孕和分娩往往被刻画为男人对女人施暴的源泉，并且总与战争相联系。而在小说结尾，怀孕、分娩成为创作表达的一种形式。这一故事版本着重描述赫耳弥俄涅最终与贝丽尔（布莱尔的角色）一起生活，共同抚养女儿。她告别不合适的伴侣，最终找到幸福；不再害怕怀孕；不再继续在异性恋爱中追寻幸福；找回对生存本能的自信，能够继续生育、写作。《让我活下去》是H. D. 唯一一部完全以异性恋爱为中心的小说，格雷格、布莱尔以及她的第二次怀孕没有在书中出现，并且结尾以一个其他手稿中不存在的角色里卡作为中心人物。1949年，H. D. 表示《让我活下去》是第一部让她满意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向英格兰、布卢姆斯伯...

• 弗朗西斯卡·韦德简介

  
  弗朗西斯卡·韦德（Francesca Wade），任职于《白色评论》，曾为《伦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金融时报》《新政治家》《展望》等杂志撰稿。本书是她的第一部作品，获得了2020年度传记作家俱乐部托尼·洛锡安奖、《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非虚构文学、《卫报》年度最佳图书、《纽约时报》编辑推荐奖、PopMatters年度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