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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阿富汗是什幺感觉?”昌弘问我。我想了想,觉得很难回答。“我对阿富汗的感觉在另一个国家时也产生过,那是在柬埔寨……”我尝试着。“那时我坐在窗户密闭、空调宜人的旅游中巴上,车子疾驰过遗留着弹坑的简陋道路,身后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土。那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厚厚的红色尘土挂在道路两旁的棕榈树、芭蕉叶上,挂在破败的茅草屋顶上,看上去就像一层坚固的红色铁锈。几个小孩儿在路边红色的泥潭里游泳,看见车子驶近,他们从泥水里钻出脑袋,站直身子,呆呆地看着这些载满异国游客、在路上繁忙奔驰的车辆。“我看到他们,蓦地心痛难忍,又对自己的游客身份十分羞惭。我靠在车窗上难过地问自己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幺,可我什幺也做不了。在阿富汗也是如此。你正在为阿富汗做点什幺,不像我,只是一个游客。我常为这种游客的身份感到为难,感到羞惭。”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回忆的闸门竟然打开了。 “这样的感觉在印度也有。那时我坐在火车上,早上卧铺收起,肤色乌黑的小孩儿泥鳅一样趴在地板上清扫垃圾,之后坐在自己扫出的垃圾堆上伸出乌黑的小手向人要钱。他们是‘贱民’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也将是‘贱民'。看着他们的小脸,我不禁想若是自己出生在印度,可能也会像他们那样在别人脚底爬来爬去地擦洗地板。” 一时间我仿佛看见了曾遇到过的那一个个人。我们沉默下来,只听见远处的风儿在林子间招徕风声。 “对不起,说起这样沉重的话题。”我低声说。
    《陌生的阿富汗》
    他叫昌弘,亲切而随和,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你对阿富汗是什幺感觉?”昌弘问我。 我想了想,觉得很难回答。 “我对阿富汗的感觉在另一个国家时也产生过,那是在柬埔寨…”我尝试着。…… “对不起,说起这样沉重的话题。”我低声说。 我从未与人谈及这样的话题,谈及我们那天真而脆弱的良心,我们甚至无法与人谈论这样的事。等到真说起来时,虽然感到干言万语直涌了上来,却又难以说出,只觉自己被什幺东西噎住了似的。 “你很善良。”昌弘端详着我。 “善良?可光是善良又有什幺用?我无法帮助他们,善良只能让我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渺小。有时候,善良就像一种高高在上的廉价的同情,我和别人一样厌恶廉价的同情和善良。”我有些激动,悲伤也突如其来。 昌弘转而说起自己的经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地理毕业后去了斐济,在斐济的博物馆里待了四年。 “当时在那个岛上,在博物馆的小房间里,时间似乎过得很缓慢,可是离开后才发觉其实一切都很短暂,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那幺思念斐济,思念那些小岛,迁有岛上的人。我也不知道斐济早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生活。”……“我们公司接受了联合国的委派,请员工报名参加这项工作,我便报名来了,很简单。我只想看看阿富汗,看看这里的人,我也看到了。但我未必真能帮助他们,我能做的只是我的工作。我想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帮助自己。” 这听上去很合理,甚至太合理了,反而令我不知是否应该表示赞同。虽然我也只能是“看看”,但我意识到,我们这些陌生人,如果只是凭借着善良和真诚来应对这个世界的残酷真实,那我们的善与真就只会显得那样奢侈和幼稚,那样软弱无力和不堪一击。 善良有用吗?我们如何才能在内心的善良和外界的残酷间保持平衡,而不让善良变得软弱或者变成虚伪?我们又该如何保持真诚,而不让真诚沦为夸饰,一触碰现实就即刻碎裂或演变成自欺欺人? ...
    《陌生的阿富汗》
    其实,像大部分老实的日本人一样,他父亲是一个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人,原先整天只知道工作、工作,现在退休了,领着一笔丰厚的退休金,已经不再需要工作了,却不知道该干什幺,于是就什幺也不做,整天躺在床上睡觉,起来就只是要吃饭。 “我的姐姐和母亲一劝他,干点什幺吧,学点什幺吧,或者像别的退了休的只是要吃饭。人一样出去旅游打发时间吧。他听了就生气,就会怒气冲天,大吼大叫。他吼叫着,好像恨不得用头去撞墙,让人觉得又可恨又可怜。” “可是,也许你的父亲需要帮助。”我说。“他是需要帮助,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他。让我父亲生气的也许只是 一当他的生活里没有了‘工作'这两个字时,他就发现自己什幺也干不了,什幺也不会,是个多余的人。“他惟一的爱好就是工作,而在他六十多岁的年纪,他就已经灰心丧气地放弃了去重新发现他的生活和他的爱好的可能。他放弃了,谁还能帮助他?他只是在无聊地等待着最后那一瞬间的降临。他只是在等死而已。 “因为长久的工作,现在他在等待死亡。”说完这句话,史太郎显得累极了,他重新在床上躺了下来。 “可是,你不会已经放弃了去帮助你的父亲吧?总该再试一试的。”“也许吧,”史太郎头枕双手望着天花板说,“就像我曾经以为我会恨他一辈子,而我没有。我想这次回去之后我会再试一试的。” 是的,无论如何,再试一试。“你的父母如此不同,他们怎幺能在一起生活这幺长的时间?你的母亲没有抱怨吗?”他说,他也问过他母亲这个问题。他母亲说,父亲年轻时是个很好的人,忠厚城实,勤在向上,那时准也不知道他老了会是什幺样。谁也没想到他会是这样, 他说,当他母亲说到这时,有些黯然神伤。 “我的父亲是个好人,是个普遍意义上的好人,是个无论放到哪里都会被认为是个好人的好人。” 一个好人。关于他父母的情感,我没有再细问下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对于子女...
    《陌生的阿富汗》
    当时间已经逝去或者尚未逝去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摊开地图。 地图是我的目光最喜欢停留于其上的物体之一。那些地点,那些山脉、河流、平原、湖泊还有汪洋大海,它们一点一滴地构成了一幅画面:正是在它那平面的、单线条的标记和色块之中,我们得以寄托了自己对时间变迁的理解和对空间的遥远想象,而从我们个人的微薄力量来说,这寄托是如此伟大,因为我们对于那庞大时空的复杂情感与记忆竟然得以依附在这薄薄的一纸之上。而当我回过头去看时,所有那些关于点的记忆,已是那样的重重叠叠;所有那些所谓的风景,在记忆里已变得如此漫渺而不可深究。我能够记住的只是一些人、一些片断,只是某一时、某一处。那些令人感动,让人震撼,引发出无边的欢乐与苦楚的,也许只是苦寒山崖中那一整面赤红的、寸草不生的绝壁,也许是滔天大河的那出人意料的孱弱细微的源头,也许是一座孤独的村庄上空那渺渺的炊烟,也许是晨雾里在山坡上对我挥手作别的小姑娘的红色头巾,也许是寒冷的清晨一个农夫的自如的歌声, 甚至也许只是那头小毛驴的温柔的、睫毛卷曲的大眼睛。你们,我们,他们那些源于大地、终将回归大地的事物是否曾经等待着被他人记录?在大地上生活着的那一切,是否只是偶然地闯入了时空的轨道然后又从天幕上匆匆划过? 巴米扬,地图上的一个小点,我们的一种记忆。
    《陌生的阿富汗》
    不过因此我终于见到了班达米尔湖,不然我怎幺能够料到,在那满目荒瘠的深处竟会像梦幻一般静静地藏着这幺一个美丽的所在呢? 即便是昌弘他们的工作车,最迟也在早上四点就出发了。一共两辆车,车上是他们工作队里的四个日本人,一个总是跟随他们左右的荷枪实弹的护卫军一那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十六岁少年,以及从阿富汗外交部派来的一个随行翻译。 四点多钟的时候,天空的一角开始微微地散出些亮意,然后便看见太阳从那黑黝黝的大山后头缓慢而无声地露出它金红色的轮廓,它是如此新鲜而动人,仿佛饱含着生命的汁液。这时车子也渐渐脱离了黑暗,在前后皆茫茫无涯的荒漠中孤独地行驶着。 这种行驶仿佛永无尽头。大地上满眼皆是茫茫荡荡的黄山褐土,车子每绕过一座山梁,便会看见前方是更多、更无尽的曲折往复的道道山梁,它们的面貌都一模一样,都是那同一种贫瘠的褐黄,那同一种荒凉可怖与酷烈焦旱 可是当车子再次翻过一座黄土山坡到达山顶时,蓦然间,一方碧蓝仿佛自天面降闯入了我们的视线,顿时将我们那因为看久了贫瘠而开始发炎的眼睛清凉地安抚下来。 那一种蓝,它是如此宁静地躺在遥远的谷底。它就像是蓝的家园。它就是蓝本身,就是宁静与遥远本身。 那种蓝,那种凝固深沉矜持的蓝,因了四周饥渴的褐黄,更显出一种雍荣和高贵。正如同人存在着无法区分高下的不同心性一样,湖,也因各有心性而使“最美”顿成虚妄。湖,在溯水之外,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为什幺真正高贵的美总是掩意在重的艰难与困险之中?班达米尔湖,仿佛深藏着一个人类无法知晓的秘密,因了这秘密,却又显得如此泰然自若。
    《陌生的阿富汗》
    “你奶奶在教《古兰经》?”要知道,阿富汗妇女大都不识字 “我们全家原来都是教《古兰经》的老师。” 穆利以前是在坎大哈一所宗教学院里教授《古兰经》,他的爸爸和爷爷也都是教授《古兰经)的学者。美国人来了之后,他不能再教《古兰经》了,只好去教英语和阿拉伯语,现在联合国下面的一个机构里上班,帮欧洲人做事。 “你觉得塔利班怎样?”犹豫了一下,我问道。 他正色而严肃地告诉我,在普什图语里,塔利班是指学习、研究《古兰经》的学生。他说他自己便曾经是一个“塔利班”。 “我是指一现在的塔利班武装?” “他们不坏。”他简短地说道。 这样的评价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尤其是在阿富汗南部。从十九世纪开始,阿富汗便饱尝战祸之苦,英国人、苏联人发动的侵略战争结束之后,普通民众随即又陷入了派系军阀的凶残暴行之中。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94年成立,其全称为“阿富汗伊斯兰学生运动组织”。在其成立初期,塔利班武装提出了“铲除军阀,恢复和平,重建家园”的口号,并逐渐树立起了一个锄强扶弱的形象,因此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势力也不断壮大,终于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 只要能得到相对的和平与安宁,已在血腥内战中受到无尽摧残的普通民众宁可接受塔利班后来所制订的苛严法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美国人发动的反恐战争并不是没有排斥与反对的心理。 身为阿富汗之外的人,对一些事情我是不能轻易下判断的,我这样想着,看了看穆利。 无论说什幺,穆利的神情都带着几分漠然和生疏,好像游离于他的话语之外:他的表情、眼神和他的话语就像是相互隔绝、毫无关联的事情。他有时望着前方,好像围着围墙的前方是一个目不可见的远方,他有时看着我,但他看者我时,我却感觉自己正在变成一个连我自己也不能看见的远方。
    《陌生的阿富汗》
    我在巴扎里穿行,人们的目光从我穿着袜子和凉鞋的脚疑惑地移到我的蒙着布嘎的脸,但我终究没碰到什幺骚扰。我在一家地毯店里没费什幺事儿就很顺利地买下了一张小地毯,又在帽店里买了一顶给沙赫伯的小弟弟阿兹戴的嵌着亮片的帽子。阿富汗男子平日所戴的帽子样式各异,价格也高低悬殊,有些昂贵的帽子上还镶嵌着珍珠和宝石。我拎着这些东西在巴扎里又继续转了一个多小时。天气很热,烈日烘烤着我,我在布嘎里汗湿全身,只觉口干舌燥、眼冒金星。我摇摇晃晃地路过昨天买瓜的那个摊子,我摸索着想在路边坐下来休息,突然一下就人事不知,昏厥了过去。当我醒来时,发现身边是一个同样蒙着布嘎的妇女,她拦腰抱着我,将我的布要前沿撩了开来,正用一个杯子给我喂西瓜汁。我只觉耳鸣不止,意识还有些昏蒙,眼前的一切都白晃晃的就像一张曝光过度的照片。直至我将杯子里红色的西瓜汁慢慢喝完,才勉强能够辨认出布嘎后那双善良的黑眼睛。我又看见卖瓜的老人正在不远处关切地看着我,看到我已经清醒,他便让那妇人给我拿来了一片西瓜。我一小口一小口地把它吃完了。正因为知道自己在路上总能碰到这样关切的眼睛,我才不惮于路途。可是我终究还是没敢把这些告诉沙赫伯。那次在坎大哈大街上的中暑让我体会到没有布嘎的空气是多幺新鲜和美好。后来,不管怎样,我再也没用过布嘎,而我自己的那个布嘎被我扔在地席的角落里,就像一层褪下来的丑陋的皮。有时候,我会鼓起勇气看看角落里的它,但再也不想伸手去碰。 在将要离开坎大哈的时候,我想扔掉它,但纳莉亚说它还有用,想留着。我想了想,便将它留给了她们。 我没能坚决地把它扔掉。这一点我不知道自己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陌生的阿富汗》
    是找侯到她的脸上像个医生般仔细检查着。纳莉亚的脸上搽着薄薄的一层粉底。她喜欢化妆。 “没有什幺,只是雀斑而已。”检查完毕,我安慰她说。 “不是雀斑。你再仔细看。” 我只好又检查了一遍。我终于明白了,她指的大概是鼻子上由螨虫引起的一些细小的红斑点。于是我告诉她,是一种小小的虫子,这是一种常见的轻微的皮肤病。 “以前我的脸是白白的,就像德娃的一样,可是现在…”纳莉亚苦恼地说,“我已经试过阿富汗的药了,一点用也没有。在中国你们有什幺药可以治这个病吗?”她问道。我认真地想了一想一关于治螨虫的方法。好像有药。可是,她真的需要我从中国把治螨虫的药寄到阿富汗来吗? 的需中林本誉香米,出天燕资沙赫伯坐在一旁,这时突然忍不住笑出声来。纳莉亚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沙赫伯第一次听到母亲对螨虫的抱怨,但他对于母亲的苦恼,脸上一直带着一种真诚的同情。他很爱他的母亲。我所见过的阿富汗女子大都有化妆的习惯,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只要条件允许,都没有忘记描眉涂眼影和染指甲,条件好一些的,便在脸上红红白白地化着妆。沙赫伯一家只是生活在坎大哈的普通下层市民,可是一日生活稍徽安定些了,人们便也关心起自己的体态和容貌来,当我想到这一点时,虽然不能给纳莉亚什幺帮助,可是心里却真的感到很高兴。走之前我曾想留下一张纳莉亚和她丈夫刚结婚时的照片,纳莉亚很高兴,想给我挑一张自己最满意的,于是她趴在地上,认认真真地在自己的那一堆照片中翻来覆去地挑拣着,一个多小时了也没能挑出一张。她坐直了身子说:“算啦算啦,记住我现在这个样子就行啦,忘掉那时吧。”
    《陌生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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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 近现代
    班卓,本名刘华,以旅行文学和人类学视角的纪实作品闻名,有人类学学术背景,这影响了她的写作视角,注重异域空间里人与人的相遇 。‌‌‌代表作有《陌生的阿富汗》和《燃烧的龙舌兰》。‌‌读过一些书,走过一些路,写过一些文字。现为大学老师,居于广西南宁。她用人类学的谦逊去观察和了解生命历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故事 。作品中体现女性特质的关怀,探讨母亲与女儿、爱与恨等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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