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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奶奶在教《古兰经》?”要知道,阿富汗妇女大都不识字 “我们全家原来都是教《古兰经》的老师。” 穆利以前是在坎大哈一所宗教学院里教授《古兰经》,他的爸爸和爷爷也都是教授《古兰经)的学者。美国人来了之后,他不能再教《古兰经》了,只好去教英语和阿拉伯语,现在联合国下面的一个机构里上班,帮欧洲人做事。 “你觉得塔利班怎样?”犹豫了一下,我问道。 他正色而严肃地告诉我,在普什图语里,塔利班是指学习、研究《古兰经》的学生。他说他自己便曾经是一个“塔利班”。 “我是指一现在的塔利班武装?” “他们不坏。”他简短地说道。 这样的评价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尤其是在阿富汗南部。从十九世纪开始,阿富汗便饱尝战祸之苦,英国人、苏联人发动的侵略战争结束之后,普通民众随即又陷入了派系军阀的凶残暴行之中。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94年成立,其全称为“阿富汗伊斯兰学生运动组织”。在其成立初期,塔利班武装提出了“铲除军阀,恢复和平,重建家园”的口号,并逐渐树立起了一个锄强扶弱的形象,因此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势力也不断壮大,终于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 只要能得到相对的和平与安宁,已在血腥内战中受到无尽摧残的普通民众宁可接受塔利班后来所制订的苛严法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美国人发动的反恐战争并不是没有排斥与反对的心理。 身为阿富汗之外的人,对一些事情我是不能轻易下判断的,我这样想着,看了看穆利。 无论说什幺,穆利的神情都带着几分漠然和生疏,好像游离于他的话语之外:他的表情、眼神和他的话语就像是相互隔绝、毫无关联的事情。他有时望着前方,好像围着围墙的前方是一个目不可见的远方,他有时看着我,但他看者我时,我却感觉自己正在变成一个连我自己也不能看见的远方。
    《陌生的阿富汗》
    我在巴扎里穿行,人们的目光从我穿着袜子和凉鞋的脚疑惑地移到我的蒙着布嘎的脸,但我终究没碰到什幺骚扰。我在一家地毯店里没费什幺事儿就很顺利地买下了一张小地毯,又在帽店里买了一顶给沙赫伯的小弟弟阿兹戴的嵌着亮片的帽子。阿富汗男子平日所戴的帽子样式各异,价格也高低悬殊,有些昂贵的帽子上还镶嵌着珍珠和宝石。我拎着这些东西在巴扎里又继续转了一个多小时。天气很热,烈日烘烤着我,我在布嘎里汗湿全身,只觉口干舌燥、眼冒金星。我摇摇晃晃地路过昨天买瓜的那个摊子,我摸索着想在路边坐下来休息,突然一下就人事不知,昏厥了过去。当我醒来时,发现身边是一个同样蒙着布嘎的妇女,她拦腰抱着我,将我的布要前沿撩了开来,正用一个杯子给我喂西瓜汁。我只觉耳鸣不止,意识还有些昏蒙,眼前的一切都白晃晃的就像一张曝光过度的照片。直至我将杯子里红色的西瓜汁慢慢喝完,才勉强能够辨认出布嘎后那双善良的黑眼睛。我又看见卖瓜的老人正在不远处关切地看着我,看到我已经清醒,他便让那妇人给我拿来了一片西瓜。我一小口一小口地把它吃完了。正因为知道自己在路上总能碰到这样关切的眼睛,我才不惮于路途。可是我终究还是没敢把这些告诉沙赫伯。那次在坎大哈大街上的中暑让我体会到没有布嘎的空气是多幺新鲜和美好。后来,不管怎样,我再也没用过布嘎,而我自己的那个布嘎被我扔在地席的角落里,就像一层褪下来的丑陋的皮。有时候,我会鼓起勇气看看角落里的它,但再也不想伸手去碰。 在将要离开坎大哈的时候,我想扔掉它,但纳莉亚说它还有用,想留着。我想了想,便将它留给了她们。 我没能坚决地把它扔掉。这一点我不知道自己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陌生的阿富汗》
    是找侯到她的脸上像个医生般仔细检查着。纳莉亚的脸上搽着薄薄的一层粉底。她喜欢化妆。 “没有什幺,只是雀斑而已。”检查完毕,我安慰她说。 “不是雀斑。你再仔细看。” 我只好又检查了一遍。我终于明白了,她指的大概是鼻子上由螨虫引起的一些细小的红斑点。于是我告诉她,是一种小小的虫子,这是一种常见的轻微的皮肤病。 “以前我的脸是白白的,就像德娃的一样,可是现在…”纳莉亚苦恼地说,“我已经试过阿富汗的药了,一点用也没有。在中国你们有什幺药可以治这个病吗?”她问道。我认真地想了一想一关于治螨虫的方法。好像有药。可是,她真的需要我从中国把治螨虫的药寄到阿富汗来吗? 的需中林本誉香米,出天燕资沙赫伯坐在一旁,这时突然忍不住笑出声来。纳莉亚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沙赫伯第一次听到母亲对螨虫的抱怨,但他对于母亲的苦恼,脸上一直带着一种真诚的同情。他很爱他的母亲。我所见过的阿富汗女子大都有化妆的习惯,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只要条件允许,都没有忘记描眉涂眼影和染指甲,条件好一些的,便在脸上红红白白地化着妆。沙赫伯一家只是生活在坎大哈的普通下层市民,可是一日生活稍徽安定些了,人们便也关心起自己的体态和容貌来,当我想到这一点时,虽然不能给纳莉亚什幺帮助,可是心里却真的感到很高兴。走之前我曾想留下一张纳莉亚和她丈夫刚结婚时的照片,纳莉亚很高兴,想给我挑一张自己最满意的,于是她趴在地上,认认真真地在自己的那一堆照片中翻来覆去地挑拣着,一个多小时了也没能挑出一张。她坐直了身子说:“算啦算啦,记住我现在这个样子就行啦,忘掉那时吧。”
    《陌生的阿富汗》
    我从未与人谈及这样的话题,谈及我们那天真而脆弱的良心,我们甚至无法与人谈论这样的事。等到真的说起来时,虽然感到千言万语直涌了上来,却又难以说出,只觉自己被什幺东西噎住了似的。“你很善良。”昌弘端详着我。“善良?可光是善良又有什幺用?我无法帮助他们,善良只能让我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渺小。有时候,善良就像一种高高在上的廉价的同情,我和别人一样厌恶廉价的同情和善良。”我有些激动,悲伤也突如其来。昌弘转而说起自己的经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地理,毕业后去了斐济,在斐济的博物馆里待了四年。“当时在那个岛上,在博物馆的小房间里,时间似乎过得很缓慢,可是离开后才发觉其实一切都很短暂。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那幺思念斐济,思念那些小岛,还有岛上的人。我也不知道斐济早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生活。”离开斐济后,昌弘回到日本,进入现在这个制图公司。“我们公司接受了联合国的委派,请员工报名参加这项工作,我便报名来了,很简单。我只想看看阿富汗,看看这里的人,我也看到了。但我未必真能帮助他们,我能做的只是我的工作。我想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帮助自己。”这听上去很合理,甚至太合理了,反而令我不知是否应该表示赞同。虽然我也只能是“看看”,但我意识到,我们这些陌生人,如果只是凭借着善良和真诚来应对这个世界的残酷真实,那我们的善与真就只会显得那样奢侈和幼稚,那样软弱无力和不堪一击。 善良有用吗?我们如何才能在内心的善良和外界的残酷间保持平衡,而不让善良变得软弱或者变成虚伪?我们又该如何保持真诚,而不让真诚沦为夸饰,一触碰现实就即刻碎裂或演变成自欺欺人? 我想这样问,却终究没有开口。我是在问自己,也只能是问自己。 我想起许多往事,想起许多在路途上和生活中必须直面的东西。这些问题也许根本没有答案,它们潜藏在生活的底层而非表层,没人会强迫我们沉入水底去寻找,除了我们自己。我们只需停留在表层就可以很...
    《陌生的阿富汗》
    “你觉得战争结束了吗?”我问。其实我的思绪一直游离在诗歌之外。我觉得在这儿,在曾经炮火纷飞的坎大哈谈论诗,在这四面高耸的围墙里谈论文学或艺术,多少有点奇怪。“没有,不会结束的。”我讶异地看看他。“你不希望战争结束?”“我只希望该结束的结束,不该结束的永远也不会结束。这是真主告诉我们的。”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沉默下来。他凑近灯,继续向我解释另一首诗。我没记住。“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他放下了笔记本。“就像这样,走来走去。”“这就是你的生活吗?”“是的。这是我喜欢的生活。”“你的将来呢?我的意思是,将来你想过怎样的生活?”“将来?也许是简单的、平静的生活。”“你怎样维持你的生活?”。“我需要的不多,赚到能使我生活下去的那点钱还是不难的。”我淡淡地说。他端详着我,好像在研究我。“你赚的钱很多吗?”“不。和别人相比,很少。”“很少……是多少?”我在心里迟钝地换算了一下。“平均下来,每个月不到一百五十美金。”“确实不多。凭这点钱你是怎幺来到阿富汗的?” 我笑起来。“只要想来,我就能来。你知道的,如果人们想去哪里而去不了,往往不是因为没有钱。” “你喜欢观察别人的生活,是吧?”“嗯,我想从别人的生活里去体会人生的意味。”“你喜欢观察人们的生活,那你自己的生活呢?他尖锐地问。我自己的生活。当我看过那幺多人的生活之后,自已的生活反而不太重要了,或者说,我试图越过自己生活的界限去发现生活本身的意义。可是,意义。从识字起我们就被告知“意义”。关于意义的意义已经根深蒂固,不可动摇。我忘不了意义,可若能忽略或忘却意义,也许更好。
    《陌生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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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 近现代
    班卓,本名刘华,以旅行文学和人类学视角的纪实作品闻名,有人类学学术背景,这影响了她的写作视角,注重异域空间里人与人的相遇 。‌‌‌代表作有《陌生的阿富汗》和《燃烧的龙舌兰》。‌‌读过一些书,走过一些路,写过一些文字。现为大学老师,居于广西南宁。她用人类学的谦逊去观察和了解生命历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故事 。作品中体现女性特质的关怀,探讨母亲与女儿、爱与恨等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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