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快乐

遮断了魂梦的不仅是海和天，云和树，无名的过客在往昔作了瞬间的踌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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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北才非常佩服仙蒂有本领把复杂的故事说得明白动听，似有无数的男男女女从她口腔里跳出来，哭笑悲怒，各有一台戏码，而当她住口，嘬一声，无数的人影立即散去，世界悄然安静，他必须眨一下眼睛,定一定神,始有办法面对空荡荡的现实人间。
NO.114407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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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经营，就算不看店名，远远望见装潢已可猜到是日本老板，门面都比华店雅致，明亮，进出的客人也都打扮干净简洁，走路时脚步从容，尤其女人，脚步是小而轻，低头，目光朝地，小心翼翼，不想冒犯任何人。可是在这样得时局里，怎可能不冒犯？存在便是冒犯，每个人是单独的每个人，却又都背负着世界的混乱，以及混乱里的怨怼，人被时代碾碎，再搓揉成团块，像厨房桌上的面粉，无论是否看得见，上面都有手纹的污印。
NO.114394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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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北才信命，但命运过于复杂玄秘，不可能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俗语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唯一能做的几乎是听天由命，许多时候明明是命中注定，你不知道，误以为是巧合，另一些时候却明明是巧合，你不知道，误以为是命运，那就不如遇见什么便是什么，自己判断对应，管它是命不是命。
NO.114358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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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雨村问甄士隐）“宝玉之事，既得闻命，但是敝族闺秀，如是之多，何元妃以下，算来结局俱属平常呢？”士隐叹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贵族之女，俱属从情天孽海而来，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只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莺、苏小，无非仙子尘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思缠绵的，那结果，就不可问了！” 雨村听到这里，不觉拈须长叹。这就是伪续书的用心所在，它从根本上反对曹雪芹原著的总精神。一般读者极易发生错觉误识，以为他写黛玉之死是同情她而为之感动，其实他正是利用她来骗取读者的眼泪，并且宣告这种下场是她咎由自取：犯了“情”的罪过！这是清代官僚正统士大夫与伟大文学巨星两种思想观念与精神境界的对立与抗争。现代青年读者，务宜明了此一要义。《红楼梦》的伟大，首先在于思想精神的伟大。这种伟大是不容歪曲或篡改的。《红楼梦》的伟大，又在于文笔艺术的伟大——充满了特色与独创，然而又正是中华文化的继承、综合、延伸、运化和发展。研究者、评论家常常以曹雪芹与英国的“剧圣”莎士比亚（Shakespear）相比并举。如此，则雪芹可称为“稗圣”（稗指小说的别名“稗官”、“稗史”）。但莎翁一生写出了三十七八个剧本，他的众多角色人物是分散在将近四十处的；而我们的伟大作家的几百口男女老少、尊卑贵贱……，却是集中在一部书里——而且是有机地“集中”、“聚会”，而非互不相干。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学史上惟一创例，无与伦比！这么多大小人物，生活在一处，生死休戚，息息相关，是一个大整体，而不是依次上场，戏完了没他的事，退入幕后，又换一个“登场者”的那种零碎凑缀的章法。此为一大奇迹，一大绝作。
NO.114238 ——周汝昌《红楼小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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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诗有各式各样奇情异采，焉能如同日常白话。诗（包括词典……）有时是要讲一讲的，讲讲可以帮助理解，启发意趣，交流情感，不妨就说是一种“诗的网络”，让我们共同欣赏这些佳句名篇吧。其实所谓“诗的网络”，也不过是人的心灵的网络：诗者（通称诗人）的心，讲者的心，读者的心，此“三心”的交感互通，构成了中华诗道的“千秋一寸心”。中华诗的特色，源于中华汉字本身的极大特点：四声平仄、音义对仗，历史文化典故的的奇妙作用与运用……这些，却被所谓的“文学改良”给“改”掉了，即取消了。于是剩下的就是我此刻写的这种乏味的白话文了。拿这种取消了“诗”的质素的“白话文”来讲诗，这事本身就富有讽刺意味。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中华诗，讲究有灵性，有神韵，有境界；假如没有这种特色，就不会成为好诗——甚至够不上真诗。而这种特色，单靠讲解又是不够的。讲解是语言文字，它无法传达“意思”、“道理”、“评论”、“说明”等等以外的精确含义，所以还需要读诗者自身的领悟和感受。所谓“可意会不可言传”者，不是故弄玄虚，实在是真有此事、此理、此境。问题也许会落到：究竟什么是性灵？什么是神韵？又什么是境界…… 简而言之，粗陈大概，可以这么回答：性灵是灵心慧性，能在世俗通常的“哲思逻辑”、“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对万事万物的“价值观”之“外”，另具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感受领悟能力，能说出常人所不能、不会表达的目境和心境——诗的境界，即精神活动感爱领悟的高低深浅的“层次”，不是“环境”、“境遇”的那个“境”，也不是等同于“景色”的实境。神，是精神之不灭而长存的“力量”和“状态”。韵，是悠扬飘渺而绵绵不尽的“音声”之魂——它能“绕梁三日”，“袅袅不绝”，总在耳际、心际萦回往复。大约人类以语言文字而创造的艺术作品中，当以本身具有特定诗质而产生了上述诸般魅力的汉字语文为之最。中华诗与中华汉字特点是...
NO.114226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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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思想象它所激发的艺术品一样无用。甚至思想不能把这些无用的成果据为己有，因为它们以及所有伟大的哲学体系都几乎无法严格地被称为纯粹思考的结果，因为艺术家或书写的哲学家必须中断思想过程，才能把思想转化为作品的物质形态。思考活动像生命本身一样无情和周而复始，思想是否有意义的问题与生命是否有意义的问题一样是无法解答之谜；思考过程如此深地弥漫于人的整个存在，以至于它的开端和终结就相应于人生命本身的开端和终结。因而，思想虽然激发了技艺人在创造世界方面的最高级生产，却决不是技艺人的特权；只有在技艺人超出他自身的限制，好高骛远地开始生产无用的东西，生产与物质和理智需求无关，与人的肉体需要乃至对知识的渴求都不相干的东西时，思想才真正开始成为他艺术灵感的源泉。
NO.11411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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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人的自我理解中，用暴力强迫人，命令而非说服，乃是前政治的、用来对待在城邦之外生活的人的特有方式，也是家庭生活的方式。在家庭中，家长以无可置疑的专制权力统治。
NO.11408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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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生活与人的条件我打算用积极生活（ vita activa）的术语，来指示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 labor）、工作（work）和行动（ action）。这三种活动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相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条件（ the basic condition）。劳动是与人体的生命过程对应的活动，身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劳动的人之条件是生命本身。工作是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即人的存在既不包含在物种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内，它的有死性也不能由物种的生命循环来补偿。工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物的世界。这个世界成为每个个体的居所，但它本身却注定要超越他们所有的人而长存。工作的人之条件是世界性（ worldliness行动，是唯一不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与之对应的是复数性（ plurality）的人之条件，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
NO.11386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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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行一起发动了一个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浮现为某个新来者独一无二的生活故事。换言之，故事作为言行的结果虽然揭示了某个行为人，但这个行为人不是这个故事的作者或制造者。某人开始了一个故事，他在双重意义上是故事的主角：既是它的行动者，又是它的遭遇者，但没有人是故事的作者。但是为什么每个人的生活都能讲成故事，为什么历史最终变成了人类的故事书，有众多的行动者和讲述者，却没有作者，乃是因为它们都是行动的结果。
NO.11377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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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每一种情形下，让人——作为劳动动物、技艺人和思想者——得到拯救的，都是完全不同的某个东西；它来自外部，准确地说，不是来自人之外，而是来自各自的活动之外。从劳动动物的立场看，他自己同时是一个能认识世界和栖居于世界的存在者，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从技艺人的立场看，他自己竟能像神一样揭示意义，让意义在这个世界上占一席之地，也简直是一个奇迹。行动和行动的困境却与以上情形完全不同。这里，要把行动从它所开启的过程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中解救出来，不能依靠另一种或许是更高级的能力，而要依靠行动自身的一种潜能。对于不可逆性的困难，即尽管一个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也不能取消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出路和可能的拯救之道是宽恕的能力。而对于不可预见性，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拯救，则包含在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中。这两种能力互为从属，因为宽恕用来取消过去的行为(过去的“罪”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每一代新人的头上)，而以诺言方式约束自己的承诺，则用来在不确定的海洋(这个不确定的海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未来)上建造一些安全岛屿，否则在人际关系中间就不存在任何长久的，更别提持存的东西了。
NO.11374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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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她生命的更糟阶段就曾教给她如下的道理：当你能讲述或书写关于生活的故事和诗时，请不要去使自己的生活诗意化，把它当成艺术品那样去度过它（像歌德曾经做过的那样），也不要利用它来实现某个‘观念’。生活也许包含着‘本质’（还有其他的东西吗？），而回忆这一在想象中进行的重复行为，或许能释放这一‘本质’并把‘灵药’赐给你，而你最终甚至可能被允许用它来‘调制’某些东西，来‘酝酿故事’。但是，生活本身既非本质也非灵药，而如果你想这样对待它，它就只会和你开恶作剧般的玩笑。
NO.113665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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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代》（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剑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一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可见，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花样翻新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借此佐证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使光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
NO.113642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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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拥有将纳粹及其帮凶绳之以法的政治权利
NO.113394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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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漫长的交叉询问——据他说，这是“他所知的最为漫长的一个”——中，无论是辩方还是控方，甚至就连三位法官都懒得向他提出那个简单的问题：他在哪个层面承认自己有罪。他的律师是来自科隆的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由艾希曼选定、以色列政府出资（按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所有辩方律师均由战胜国一方法庭出资）聘用。面对媒体采访时，这位律师答道：“艾希曼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罪，而非法律面前。”但是这个回答从未得到被告本人的证实。很明显辩方并不希望他认罪，理由是在当时的纳粹法律体系下，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被指控的内容并非罪行，而是“国家行为”，任何其他国家对此都没有司法权（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imperium non habet]）；他是在奉命行事，用塞尔瓦蒂乌斯的话，“若国家胜利了，他的所作所为会令他加官进爵；若国家失败了，则会令他命丧黄泉”。（所以戈培尔曾在1943 年宣布：“我们要么以所有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国家领袖的身份，要么就以罪大恶极的罪犯身份被载入史册。”）在以色列境外（在商讨《莱茵水星报》所说的“棘手问题”，即“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历史和政治罪责的可能性以及边界问题”的一次巴伐利亚天主教学院会议上），塞尔瓦蒂乌斯更进一步，宣称“艾希曼审判中唯一合法的刑诉程序就是对他的以色列绑架者的审判，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这样做”；这一论调，与他在以色列国内铺天盖地的言论大相径庭，他在以色列把这场审判称作“一项伟大的思想成就”，而且总是将艾希曼审判与纽伦堡审判相提论。
NO.113390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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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们的观点看，同那些亲手杀死受害者的人相比，送受害者赴死的人所负的法律与道德责任并不会减少半分，甚至反而更大”。
NO.113318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