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信息匮乏、贫穷和履行妻职的责任感——导致了19世纪母权运动者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所说的“过度生育的生活”。过度生育不仅损害了像凯瑟琳这样的女性的身体，也对她们的情感和物质生活造成了重创。在埃多斯家这样的大家庭中，几乎每年都会添一张嘴，资源也随之越来越吃紧。扣除掉物价的因素，这意味着餐桌上的食物会越来越少：稀溜溜的汤，一小坨动物内脏，外加一片面包泡在掺水的牛奶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需要忍饥挨饿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母亲。哪怕她是处在怀孕或哺乳“这类理应吃饱的时期里”，她都会“委屈自己，省下口粮；因为在工人阶级的家里，如果要节省食物，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母亲，而轮不到丈夫和孩子，做母亲的会凑合吃点残渣剩饭，或者反复啃没肉的骨头”。当代专家经常提到这些母亲营养不良的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流产、死胎和婴儿头年发育不良的高发率。不光如此，处于凯瑟琳这种境况中的女性，一边要忙于照顾婴儿和幼童，一边还要靠丈夫捉襟见肘的工资维持家庭，她们不可能允许自己闲下来不做事，哪怕是在怀孕甚至分娩的时候。即使偶尔能得到女性亲属和邻居的帮助，女人也要支棱起来忙活“无休无止的繁重家务”，一直忙到分娩前一刻。如果她在月子期间没钱请人搭把手，那她别无选择，只能在分娩后几天内就“重新开始做饭、擦地、洗衣服……提起和搬运重物”。这样的劳累自然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大出血、重度静脉曲张和背部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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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结婚意味着一个女人要开始她真正的使命了：做一个母亲。在这方面，凯瑟琳显然是非常乖顺的。在结婚的头五年里，她生了四个孩子，其中最年长的阿尔弗雷德有智力障碍，还患有癫痫。虽然许多工人阶级的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仍继续工作，可能是在家帮人洗衣服、缝缝补补，也可能外出去工厂或洗衣店工作，但阿尔弗雷德的病情和随后接二连三的生育恐怕让凯瑟琳无力再为家中贡献收入。无论如何，如果她或乔治能有渠道了解到可靠的避孕知识，他们和孩子的生活也许会大不一样。传说19世纪的人曾经想出了把桌腿用布裹起来的做法，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那个时代的人太过古板保守，根本不会去思考夫妻的生育问题，更别提写文章谈论了。这是大错特错的。在19世纪上半叶，弗朗西斯·普莱斯、罗伯特·戴尔·欧文和乔治·德莱斯代尔分别出版了作品，论述男女可以用来“限制家庭规模”的方法。这些建议包括体外射精、使用羊肠做的（可重复使用的）“如意套”、杀精剂和放在阴道内的“避孕棉”。然而，尽管这些信息被谨慎地传达给了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买得起书，但面向工人阶级的传播却不那么成功。乔治和凯瑟琳·埃多斯都不识字，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有这样的书或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对于入不敷出的家庭来说，他们哪怕买得起“如意套”，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买。无论如何，大众普遍认为受孕和避孕都是女人的责任。如同母亲、外婆以及周围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凯瑟琳接受到的教育也是为人妻就要终身生育。避孕，就算有，往往也是以丈夫精力不济或生病的形式出现。如果实在想要避孕，女性可以自己调制具有杀精或堕胎功能的草药汤剂和冲洗剂，但前提是她要有时间、金钱或对抗成见的勇气来获取这些原料。在许多情况下，她一样也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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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家托马斯·巴纳多称，26日那天在弗劳尔迪恩街32号的公共厨房里，他遇到过伊丽莎白和其他几位妇女。作为一名关怀儿童福祉的运动家，巴纳多此行本来是想听取这些妇女在寄宿屋中带着孩子生活的经验，并和她们探讨改变命运的方法。然而，女房客们更热衷于讨论白教堂谋杀案，她们“似乎对此感到非常害怕”。其间，一个“明显喝过酒的可怜女人痛苦地喊道：我们都在做不好的事，没有人关心我们会碰上什么。也许下一个被杀的就在我们里头！如果过去那些年里有人出手帮一把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事后，巴纳多声称，他相信这个说话的女子很可能就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事实上，这些女人都可能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当然了，伊丽莎白也竭尽全力想要成为所有这些女人——她扮演着每个人，但谁都不是真正的她。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口中的故事变来变去，她过去的经历改了又改，她认识到这个世界既不关心她，也不在乎她的死活，于是她选择利用她的无名作为武器，让自己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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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区，犹太人群体占据了白教堂高街和汉伯里街之间人口的大多数，在周六安息日期间，他们依靠打杂女工来帮自己干活儿。由于宗教习俗禁止犹太人在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期间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作，因此他们雇用打杂女工来生火、点煤气灯，以及做饭端菜。作为逃离俄罗斯、普鲁士和乌克兰迫害的新移民，这些家庭大多不会说英语，但是伊丽莎白学会了用意第绪语与他们交流。事实上，她或许在哥德堡时就已经掌握了这门语言的基础。她当时所居住的工人区哈加也是该市犹太人群体的聚集地。为犹太家庭工作还将给伊丽莎白带来安全感——同为移民，她知道这些人通常很少讨论他们的过去，因此也不太会对她的过去问长问短。与约翰分开生活，远离西区和波普勒，给了伊丽莎白一个机会，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头换面。她已经懂得，摆脱身份就像搬到新地方住一样轻而易举。当她住在白教堂时，她是寡妇伊丽莎白，也是船难的受害者伊丽莎白。农夫的女儿变成了女仆；女仆变成了男人的情妇和堕落女子；堕落女子变成了妓女，然后又变成获救的从良女子。她曾经是移民，是有钱人的姘头，是穷木匠的妻子。她做过咖啡厅的老板娘，也做过济贫院里的宿客。她是瑞典人，但英语说得很好，足够骗到别人。她有时也可能自称是爱尔兰人，并化名为安妮·菲茨杰拉德。只要伊丽莎白愿意，她甚至可以把自己变成另一个女人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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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名在信教的环境里长大，并接受过教义问答训练的年轻女子来说，这种屈辱的经历一定叫她万箭穿心。然而，由于伊丽莎白怀的是私生子，她很可能像同时代的许多妇女一样，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惩罚。社会和教会让她相信，她对父母、乡亲、自己和上帝都犯下了罪。她在登记文件中对于自己的情况遮遮掩掩，从这点就能看出她十分愧疚。当被问及双亲时，她毫不犹豫地称他们都过世了。虽然伊丽莎白的母亲的确在1864年8月死于肺结核，但她的父亲仍然健在，可是对自身遭遇的羞愧让伊丽莎白无颜回到父亲身边。安娜·克里斯蒂娜在同年5月结婚，她似乎也已经切断了与妹妹的所有联系，就当家里没有这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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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9月8日或9日的某个时候，史密斯家的姐弟们，即艾米莉、乔治娜、米丽安和方登，收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不管消息是来自警察的拜访还是报上的报道，发现姐姐成了残酷凶案的受害者，这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艾米莉、乔治娜和米丽安不忍心告诉老母亲，她那个酗酒离家的孩子被杀害了，而且死得如此触目惊心、惨绝人寰。她们压抑内心的悲痛，握着安妮遗下的一双子女的手，两个孩子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母亲遭遇了什么。随着报道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报纸上，称安妮是个妓女，并对她的堕落生活加以描绘，安妮的妹妹们所承受的痛苦和羞辱是无法想象的。对这三名虔诚的女性来说，颜面扫地又有苦难言，一定让她们痛苦不堪。作为家中的男丁，那些需要公开露面的糟糕差事，都落在了方登的身上，而方登除了悲伤之外，还多了一份独属于他的心烦意乱。他，和安妮以及他们的父亲一样，也是个酒鬼。也许他最近瞒着家人见过安妮，给了她几个硬币，没准儿还一同喝了两杯。是方登指认了他姐姐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并参加了死因研讯。研讯时，他悲痛过度，几乎说不出话来。方登·史密斯是个坚强的人。这场不幸击倒了他，当他倒下时，他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酒，尽管他知道这只是饮鸩止渴。在丧姊之痛的折磨下，不到一个月方登就崩溃了。自打从老板那里偷钱买酒后，他便失去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朋友出手相助，帮他找到了另一份活计，但这并没有让方登好过起来。一天，不堪重负的他喝得烂醉，偷了老板一大笔钱，抛下妻子和两个孩子，消失了。一周后，家人收到了一封来自格洛斯特的信，原来方登走进警察局自首了。“噢，我亲爱的妻子，喝酒害人，”他在供认书的结尾处写道，“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让孩子们碰它。”安妮的弟弟被带回伦敦，在马尔伯勒街裁判法院受审，他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在米尔班克监狱服三个月的苦役。获释后，方登决心从头来过，于是带着妻儿穿越大西洋，前往烈日炎炎、尘土飞扬的得克萨斯州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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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并非在9月8日清晨才偶然发现挨着汉伯里街29号的院子。她其实很熟悉此处，因为这里僻静，才专程寻过来。她多半知道房子的台阶和栅栏之间有一处空隙。这个地方颇为理想，她可以背靠墙蜷缩起来，当发现这里没人的时候，她一定松了口气。在安妮·查普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发生的众多悲剧中，最令人痛心的或许是，在那一夜，或任何一夜，她其实都大可不必露宿街头。相反，她原本可以躺在娘家的床上，或者在伦敦的另一边让妹妹们照顾。她本可以接受肺结核治疗，她本可以在孩子们的拥抱中得到安慰。每一次，都有人伸出援手，想要将她从深渊中拉出来，但酒瘾的反作用力更强，羞耻感也同样牢牢地攥紧了她。正是这一点让她万劫不复，也是这一点，在许多年以前，就早已扑灭了她的希望和生命。谋杀她的人在那晚夺去的，不过是酒后余留下的行尸走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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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妮·查普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发生的众多悲剧中，最令人痛心的或许是，在那一夜，或任何一夜，她其实都大可不必露宿街头。相反，她原本可以躺在娘家的床上，或者在伦敦的另一边让妹妹们照顾。她本可以接受肺结核治疗，她本可以在孩子们的拥抱中得到安慰。每一次，都有人伸出援手，想要将她从深渊中拉出来，但酒瘾的反作用力更强，羞耻感也同样牢牢地攥紧了她。正是这一点让她万劫不复，也是这一点，在许多年以前，就早已扑灭了她的希望和生命。谋杀她的人在那晚夺去的，不过是酒后余留下的行尸走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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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爱德华·沃克似乎是一个坚定的教育支持者，因此波莉在学校念书一直念到了15岁，就她的性别和阶级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当时的惯例，工人阶级家的女孩只学认字，不学写字，但波莉两者都会。虽然沃克家买不起什么奢侈的东西，但能接触到文字读物或许是波莉在“墨水街”旁长大的唯一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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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的罪过可能不涉及男女关系，但在维多利亚社会看来，离异妇女和堕落女子没什么不同。因德行有亏而失去婚姻和家庭的妇女，同红杏出墙的妇女一样受人憎恶。一个女人，如果她“酗酒且不守规矩”，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不顾及自己的仪表，缺少一个体面的家庭，或是没有丈夫或家人来约束她的行为，那么她在众人眼中就和妓女一样堕落。她们成为同一类人：被驱逐的女人。和波莉·尼科尔斯的情况一样，尽管安妮在法律上仍是已婚，但她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必须找到一名男性伴侣，不然她的境况会岌岌可危。无论她是否真的想与另一个男人结成一对，她的处境都逼着她进入社会意义上的通奸状态。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在世人眼中，安妮已经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了，所以与杰克·西维建立同居关系，从而在法律上沦为通奸者，倒也构不成多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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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安妮的重大时刻。她得到了一个机会，让自己的人生获得成功，完成社会对她的所有期待：不仅仅做家中的帮手，而且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成为女主人，最重要的是，成为妻子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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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无法确定，如果玛丽·简还活着，她此后的人生轨迹会是怎样。一个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不会忘记，她所拥有的商品是在不断贬值的。作为一名25岁的白教堂站街女，玛丽·简的前途不太有改善的可能。由于她迷人、有魅力，她想必会找到另一个或几个像巴尼特一样的男人，也会与之一起生活甚至结婚。同样，还可能会有孩子。然而，她会发现她拥有的选择并不会好过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或任何其他生活在斯皮塔佛德家具房里的贫穷女人。命运发给了她一手烂牌。这副牌与其他人的没有什么不同，确保了她永远不会赢得这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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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韦的缺席和家庭面临的极端困苦开始导致他们肢体上的冲突。凯特的姐姐们和她的女儿都注意到了他们关系的恶化。尽管艾玛称“总体而言，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但“两人之间的争吵”已经变得难以忽视。根据安妮和艾玛的说法，康韦立誓戒酒，两人的分歧因凯特“酗酒成性”而加剧。在这一点上，两口子似乎“永远无法达成一致”，时间长了，安妮和她的姨妈们都相信，挨打是凯特咎由自取。这种态度与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对家庭暴力的看法不谋而合，即经常把暴力行为的发生归咎于妇女本人。家庭中一定程度的暴力被认为具有惩戒作用。丈夫对扇耳光教训人毫无悔意，妻子则常常觉得自己是“自找的”。很多过错都可能招来丈夫的不悦，单子列出来能有一长串，包括使用粗话、拒绝丈夫的性要求、不服从命令、“以下犯上”，或者仅仅是挑战到了丈夫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不过，在这些家暴案中，似乎没有什么因素能比酒精更为重要。一个喝醉的男人和一个不同意妻子喝醉的戒酒的丈夫，都有可能殴打妻子。在审判中，妻子长期酗酒常常被配偶成功地用作辩护理由，以反击对自己施暴的指控。1877年，也就是凯特和康韦的关系因为类似的原因开始破裂的那一年，一本法律教科书《刑罚原则》将殴打妻子描述为一种“犯罪严重程度差异极大”的罪行。该作者总结说，虽然在一些重案中，施暴者可能会被判处监禁，但大多数身体虐待事件被认为过于“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合理的”。然而，这种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不是每个社区或家庭都对此视而不见。虽然邻居和朋友可能会避免在家庭纠纷中进行直接的身体干预，但他们所在的社区还是会通过观察女方的外表，或是提醒男方外面能听见家里的动静，来密切监视交战中的夫妇。周围人采取的行动大多是间接的，通常是在女方觉得有必要躲开丈夫的怒火时，为她提供避风头的地方。埃多斯家的姐姐们正是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应对凯特不断恶化的家庭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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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禁止她在住处的窗前或门口流连，也不许她“招呼过路人”。她必须“在公共场合穿着得体”且“不可引人注目”。倘若这些女性其实并没有从事性交易，又或者她们并非公然违法，而是遭到强奸或是偷情，面对这样的训诫时，她们一定感到无地自容。尽管伊丽莎白的名字出现在了俗称的“耻辱登记册”上，但在那年春天的登记文件上，她仍然以佣人自称，而非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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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的基督徒你们都过来这里，伸出耳朵听听我的经历，因为一场残忍的谋杀，我被吊死在斯塔福德监狱。我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听了真叫人肉跳心惊。我杀害了我爱过的女子，哈丽雅特·西格，我的妻。我的名字叫查尔斯·罗宾逊。巨大的悲伤令我不能自已，一想到我所做的一切我的心片刻也不得安宁：在斯塔福德监狱的高墙里，我在痛苦的哀绝中哭泣，每时每刻都能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可怜的灵魂，准备下地狱！”我悲惨的命运是咎由自取，并不值得任何人怜悯，毕竟我是如此冷血地夺走了她宝贵的生命。她没有对我造成一丁点伤害，我怎能待她这般无情？无人知晓我此刻的感受，我的心中满是哀戚。噢，当我置身于黑暗的地牢，忧伤的思绪浮现不停，我所做出的残酷行径，历历在目无比清晰。当我躺在牢房之中，那些可怕的景象涌上心头。被我杀害的爱人的倩影，映入了我的眼睛。撒旦啊，你这强大的魔鬼，为何要操控我的身体？噢，为何我会任由你的锁链缠住我那颗软弱的心？她是世上最好的女子，在我眼中无人能比，全由那嫉妒的怒火所致，哈丽雅特·西格死在了我的手里。愿我的下场是一声警钟，让全人类都能引为教训。想想我那不幸的命运，把我牢记在你的心底。愿你身边的爱人和知己，深爱你无论你是富是贫，愿天上的主赐福于你，人生苦短但能称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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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维多利亚的大街上，当一个女人越轨并违反了女性规范，世间都存在着一种默契，那就是必须有人把她赶回原位。因为“不过是妓女”，所以即使在今天，那些写作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故事的人依然可以继续贬低她们，将她们性化和非人化，继续加强圣母/妓女的价值观。所以作者可以根据被害人尸体的形象对她们的外表进行排名，并宣告“看来，白教堂杀人犯对美丽的皮囊并不感兴趣”，然后得出结论，“玛丽·简·凯利漂亮，斯特赖德活泼……至少有吸引力。除此以外的受害者都是泡在杜松子酒里的平庸货色”。所以这类作者可以自由猜测这些女性在被谋杀前的性行为频率。所以人们可以接受将这些女儿、妻子和母亲视为“几个垂死的、烂醉的婊子”，而“（杰克）所做的只是处决，（然后）开膛破腹”。所以凶手能够一跃成为名人，而受害者得到关注只因为她们“与地球上最有名的男人之一有过亲密接触”。开膛手杰克故事的核心是一种叙事，描述了杀手对女性的深刻、持久的仇恨，而我们对这一神话的文化迷恋，只会正常化其厌女症的特质。我们已经对“开膛手杰克”的形象如此习以为常，视他为神秘莫测、无人能敌的男性杀手，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依然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可以经常在伦敦的海报、广告和公共汽车车身上，看到他头戴礼帽、身披斗篷，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刀子。酒保用他的名字为酒命名，商店把他的绰号写在招牌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白教堂朝圣，追随他的脚步，参观专门纪念他暴行的博物馆。世人已经学会了在万圣节打扮成他的样子，想象自己是他，赞扬他的天才，把一个杀害女性的凶手当作笑谈。借着拥抱他，我们拥抱了1888年时他周遭的一整套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告诉女性，她们低人一等，被羞辱和虐待也很寻常。我们强化了这样的概念——“坏女人”应该受到惩罚，而“妓女”更是次等的女人。为了让开膛手活着，我们不得不忘记被他杀害的人。在她们被抹除的过程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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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只有一个原因会使我们继续接受“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想法：有一整个产业在依托着这个神话挣钱。毫无疑问，开膛手杰克的故事编得很不错。这是一个哥特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逃的怪物潜行于迷雾笼罩的伦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悬念和恐怖，以及一点性刺激的元素。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片面的故事，对凶手的追捕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这名罪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一个邪恶的、疯狂的、神秘的游戏者，他是如此聪明，直到今天都没人能抓到他。为了欣赏和审视这个恶意的奇观，我们象征性地从死者的尸体上跨过，有时候还在经过时停下来踢她们两脚。凶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凶手和那些被他谋杀的人都已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经历和名字已经与民间传说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对一些商人来说，她们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们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们的死亡可以成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们的内脏可以装饰贴纸。既然我们从未把这五名成为代表的女性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从不觉得她们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没人愿意去研究她们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坚称开膛手杰克杀的是妓女，也使得这一恶性连环杀人案的故事变得稍微容易被人接受了。如同在19世纪一样，受害者“仅限妓女”的主张试图延续这样的信念，即存在着好女人和坏女人、圣母和妓女。它暗示有一个公认的女性行为标准，那些偏离这一标准的人理应受到惩罚。同样，它也有助于加固双重标准，免去男性一方作为加害者的罪责。这些观念可能不像在1888年时那样普遍，但它们仍然存在——虽然不像爱德华·费尔菲尔德那时一样能轻易宣之于口，但巧妙地整合进了我们文化规范的结构之中。这些蛛丝马迹在司法案件和政治活动中变得显而易见，并被编织进了有权阶级的言辞里。人们可以在公民起诉特纳案（2115年）这样的案例中发现类似观点。当时，斯坦福大学学生布罗克·特纳被指控强奸和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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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波莉、安妮和凯特曾经从事过一般卖淫活动的情况下，许多人声称这些女人参与了“临时卖淫”：这是一个掩盖了她们生活中的模糊地带、充满道德判断的笼统用词。这个词通过联想来给女人定罪——因为她贫穷、酗酒，因为她离开了她的孩子，因为她和人通奸，因为她有非婚生子女，因为她住在寄宿屋里，因为她深夜外出，因为她年老色衰，因为她居无定所，因为她乞讨，因为她露宿街头，因为她打破了所有关于女性该是什么样的规则。这一推论过程也解释了为什么虽然波莉、安妮和凯特三位被害人都无家可归，这个共同点却被完全忽略了；在有伤风化这一点上，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和一个“妓女”没有任何区别。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女性夜里在外活动是可能有很多原因的，但不是所有原因都像街头拉客那样一目了然。那些没有居所或家人的人，那些酗酒的人和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她们的生活并不遵循着传统规则。没有人知道或关心她们做什么或去哪里，而比起性方面的目的，或许正是这一点，才吸引了杀手。如果按照伦敦警察厅警察总监为定义“妓女”一词而制定的官方标准来审视波莉、安妮和凯特，那么很显然，她们不能被认定为妓女。即使从研讯证词来看，也不存在支持这些论断的证据。同样，也没有铁证能证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在被谋杀前的那段时间里重新回到色情业过。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女性中的任何一个自认为是妓女，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们社区中的任何人认为她们从事性交易。此外，也没有人站出来表示自己曾在波莉、安妮、凯特或伊丽莎白遇害的那些晚上，被她们拉过客。在验尸官听取了所有证人提供的证据后，他们对受害者的身份做出了决定性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她们的死亡证明上作为“职业或专业”被记录了下来。玛丽·安·尼科尔斯被描述为“印刷机械师威廉·尼科尔斯的妻子”。安妮·查普曼被认定为“马车夫约翰·查普曼的遗孀”。伊丽莎白·斯特赖德被记录为“木匠约翰·托马斯·斯特赖德的遗孀”，凯瑟琳·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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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谋杀案发生的当时，“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观点强化了这些评判是非的道德准则。然而，虽然它在1888年时迎合了当时的需要，但这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明确的服务对象。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关于谋杀案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即便它经不起推敲。从19世纪61年代颁布《传染病法》到白教堂谋杀案发生期间，很少有官方机构，包括伦敦警察厅，能够就“妓女”的确切定义及其识别方法达成一致意见。妓女是否只是指像玛丽·简·凯利这样完全通过性交易获得收入并且自认从事这一行当的女人，还是说“妓女”可以有更宽泛的定义？妓女是指接受男人请喝酒，然后让男人陪她到寄宿屋，支付床位费，发生性关系并过夜的女人吗？是偶尔在酒馆后巷为男人收费手淫，但不与他们性交的女人吗？是为了三便士而让男人把手伸进她裙子的女人吗？是在找到洗衣店工作并遇到愿意同居的男人以前，一周两次为钱上床的女人吗？是曾经在妓院工作过，但后来离开妓院成为客人情妇的女人吗？是四处流浪，由于害怕危险和落单而同意与某个男人上床的女人吗？是与追求她并给她买礼物的男孩发生性关系的年轻工厂女工吗？是有着“作风轻浮”的名声，在酒吧里狂欢到深夜的女人吗？是带着三个和不同爹生的孩子，只因某个男人愿意给他们地方住就与之同居的女人吗？其中一些女人可能会被归为职业妓女或“一般娼妓”，而其余可能被称为“临时妓女”，或根据其所属集体的社会规范，只被视作发生了婚外性行为的女子。但正如伦敦警察厅所认识到的，这些群体之间的界限往往非常模糊以至于无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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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出生的那天起，她们拿到的牌就没有好过。她们的生活是从负开始的。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而且生来就是女性。打一出生起，在世人眼中，她们的重要性就不及她们的兄弟。和有钱人家的女儿们相比，她们就像是世界的负担。连一个证明的机会都没有，她们的价值就已然被抹消了。她们永远挣不到和男人一样的收入，所以她们上不上学也就不重要了。她们能找到的工作都是一些补贴家用的杂活儿，这些工作的目的不是带来成就感，也无法产生价值感或个人满足感。工人阶级女孩的头等出路是从事家政服务。经过若干年的辛苦工作后，她们有望成为一名厨师、管家或贴身女仆，在地位和尊严上得到提升。像凯特·埃多斯或波莉·尼科尔斯这样的穷苦女孩是找不到文职工作的，尽管她们都识字，但能做的通常只有在血汗工厂里缝12个小时的裤子，或是薪水连食宿费都不够付的粘火柴盒这样的工作。贫穷女性的劳动是廉价的，因为贫穷女性是可以被牺牲的，因为社会没有指派她们来养家糊口。不幸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却不得不支撑起一个家。如果丈夫、父亲或伴侣离开或者死亡，有家人要养活的工人阶级女性会发现难以生存下去。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但由于穷人没有渠道获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关于节育的公开信息，她们便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防止全家堕入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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