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成为现代文化深刻的困境。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0

忠实于自己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只有我自己才能发现和阐释。这是一种积极的、强有力的道德理想，伴随着自由、责任感和生活的多样性。这是现代文化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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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的时候曾经听一位老师讲，论说可能会有两种相当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律师型”的雄辩，就是调用和强化一切对自己立场有利的证据，而漠视、歪曲或诋毁所有于己不利的证据，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赢得论辩（时下流行的大专辩论赛大约是此类论说的典型）；而另一种是“智识（哲学）型”的论述，需要审慎细致地面对各种不同的证据，诚心辨析令人困惑的问题所在，最终是为了在思索与探究中寻求真智慧。说这话的老师是位研究柏拉图的教授，他自然推崇后一种论说方式（标举苏格拉底为其原型），并告诫我们，真正的学人要提防沾染过多的“律师话语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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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文章往往是学理与评说相映成辉，执着于真理与良知，又避开偏执和狂热，彰显理性的慎思和公允，行文晓畅却不流俗…所有这些品质都不易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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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健的政治热情是一种坚忍不拔的激情，一种在坚定信念支持下的勇敢无畏、从容不迫，而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狂热，或者夸夸其谈的“煽情”（s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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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消极的自由主义(因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倾向于强调没有“我愿意”是不行的(必要条件),但并没有声称只要我愿意”就够了(充分条件)这正是自由多元主义区别于虚无主义的要点所在。前者相信,对于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可能有多种(彼此可能冲突,也可能兼容),但一定会有些答案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而对后者而言,所有答案都一样正确有效(或错误无效），一切都无所谓对错。非常确切，我家的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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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以勘察那些促发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规政治机制。这些要素一直潜伏在历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驱之不散。一旦它们在特定的时机中汇合起来，大规模的歇斯底里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态重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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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的那一瞬间是令人眩晕的：几万本书安静地躺在灰尘之中，昏暗的光线照在一张张蜘蛛网上，我觉得这里暗藏着世界的秘密，永远也读不完，既兴奋又怅然。那时候读了什幺大多记不清了。回想起来，我们很喜欢一套“文革”前出的杂志、因为每期杂志的最后一页都会刊登一些智力测验题目当时我们为此着迷。还有一本繁体字版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我“借”回了家，读了许多日子。当时感触最深的是保尔与冬妮娅之间在革命中天折的恋情。多年以后，我在一首题为《1974年的阅读与情感》的诗中回忆当时的阅读体验，惋惜“缠绵的露水吞没于革命的激流”，而自己处在“彷徨而无从堕落的岁月，一个布尔乔亚的少女成为你仅有的心事，从此，革命一直使你无限忧伤”（后来读到刘小枫的短文《怀念冬妮娅》，觉得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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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L.J.宾克lai莱（L.J.Binkley）教授的《理想的冲突一一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介绍讨论了弗洛伊德、克尔恺郭尔、尼采、萨特、蒂利希等西方思想家的学说。这是我读懂的第一部“学术性”著作，在当时为我提供了一张有用的关于西方思想的“知识地图”，而且让我懂得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困境，人们信奉不同的多元价值，各自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但彼此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与冲突，难以在一个整体框架中被调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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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环境很特别，童年时代可资选择的书籍十分有限。开门的那一瞬间是令人眩晕的：几万本书安静地躺在灰尘之中，昏暗的光线照在一张张蜘蛛网上，我觉得这里暗藏着世界的秘密，永远也读不完，既兴奋又怅然。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一个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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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学术贡献丰富而卓越，其中对现代世界特征的洞察尤为重要。在“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中，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著名段落：“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在这里，“世界的除魅”（或译作“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world）极为凝练地表达了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根本判断，也是影响深远的一个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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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的。但泰勒想说的是，对永恒的渴望反映出一种伦理见解：死亡颠覆了意义，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没有理解死亡的真正含义。对失去亲人至爱的“"未亡人”来说，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来守护他们在与死者的关系中所建立的意义，葬礼的本意就在于此。而守护意义的重要方式是将死者与某种永恒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如果“灵魂不朽”或“复活的希望”等都被全然否定或者存疑，永恒感就破灭了。这会生出某种空虚感，某种深刻的困窘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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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问题有更为复杂与丰富的含义。比如，对死亡关切的重心是随历史而变化的。古代，死者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与生者在一个共同体中，死亡是“我们”的事件。到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死亡的主要问题是担心对“我的”末日审判。而在现代，死亡的重心转向与亲人至爱的离别，关切的是“你”。这种历史变化可以用“我们之死”“我之死”和“你之死”来分别表述。而伊壁鸠鲁的说法，至多能部分地打消“我之死”的问题，但完全没法解决“你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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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信奉宗教仍然是可能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宗教不再是全民共享的世界观，宗教语言也不再是社会通用的语言。这样一个世俗社会具有高度的多元性，不同的精神传统和伦理原则交叠在一起。正统宗教代表了一个极端，而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处在另一个极端。因此，“世俗时代具有精神分裂的倾向”，现代人常常会感受到来自不同价值观念的“交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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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解释说：事物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必须针对一个背景而言，他称之为“视域”（horizon)或“框架”（framework)。这个背景框架在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方面界定了什幺是重要的，什幺是有意义的，并塑造了我们的“道德与精神的直觉”。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given),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视域”(inescapable hori--zon)[11。而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背景的框架。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这个背景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框架，个人的感觉、选择和决定会变得完全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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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力图阐明，基于个人自主性的现代文化源自一种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人们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我理解”，这带来了空前膨胀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这是现代性的重要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严峻的困境，突出体现在现代社会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规范的失序以及人生意义的迷失。这是所谓“现代性之隐忧”的要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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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概括福山的思路，政治秩序起源于家族主义，而政治秩序的演化历史，就是家族主义力量与扩展合作力量不断斗争的历史，现代政治秩序的发展，包括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政府的诞生，就是扩展合作力量、克服家族主义力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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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希望英雄或伟人能具备“道德完整性”，但这个愿望可能落实，也可能落空。如果一旦落空，成熟的心智并不陷入幻灭或转向苛责，而是能够从容面对，将伟人当作人来看待，也当作人来体谅。这也是马丁・路德・金对自己的理解：“我在策略上犯错，我在道德上犯错，我屈而跪去杆悔，求上帝宽恕我。”而“上帝并不是根据单独的事件或我们所犯的单独错误，而是根据我们生活的总体倾向来审判我们”。如果没有这种清明和成熟，我们的道德判断永远会处在“偶像崇拜”与“极度幻灭”的分裂两极，会在无限赞美与恶意诽谤之间反复摇摆。但这不是对良知的考验，而是对心智的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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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属性只是知识的多种属性之一，而且并不是其界定性的特征。知识的价值也无法等同于其市场需求价值。知识市场的消费需求很难清晰体现知识的内在价值（探索和发现真理），甚至难以全面反映其功用价值。因为人的购买欲望是社会文化塑造的，也会受到广告等行销手段的操纵。……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如果传统教育体制的垄断终将结束，那幺我们需要一个更开放的象牙塔。……只有当知识事业以更有效的方式介入市场，才有可能将知识场域的自主原则渗透扩展到市场内部，建立“销售业绩”之外的信誉和评价标准，从而建立一个制约盈利垄断一切的多样化的良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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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出现的两种理论更为强调“批判性忠诚”的重要性。维罗里的“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认为，爱国所忠诚的“祖国”不是一个出生地，也不是现存的政治制度，而是一个符合公民自由理想和共同自由（正义）的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当现存的政体背叛了自由与正义的理想（例如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就不再是属于我的祖国。而哈贝马斯与米勒等人发展的“宪政爱国主义”主张，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现成的、凝固的“认同”，而是由公民通过民主实践不断塑造的“宪政文化”，其根本理念是“个体相互承认彼此是自由和平等的”，由此寻求彼此可接受的理据来回答“如何一起生活”这一间题。宪政爱国主义激发的情感是复杂的，可能包括“羞耻，出于正义的愤怒（或民主的义愤）以及内疚感”等。但它诉诸的情感常常是认知依赖的。这两种理论都突出了爱国精神的政治特征——“爱国”的忠诚是指向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政治共同体。在此，祖国并不是“自然”的国度，而是一个“未竟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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