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神父于1644至1647三年间在张献忠成都的朝廷中做官。按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张献忠大军进人成都后,为了活命不得不听命于张献忠。他们从西医角度,认为张献忠患有精神疾病,也亲眼见证了张献忠残酷掠杀老百姓。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
后来人的历史评判,需要在当时人的行为和感受基础上来做评判。如果完全不考虑当时人的主观感受,而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认为他的苦行没有价值和意义,那就跟当时历史没有了关系,这种评判严格讲也不属于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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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应该最少有两次评判。一是当时的人一历史参与者流露出的主观感觉,这可以算作一种评判。二是后来人综合历史上下文的评判。这两种评判可以不同,但是后来的历史评判不能无视当时人自身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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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需要站到当时人的环境中去体会。 站在传教士的角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明白他们都是历史中的人物,无法知道历史后来的演进。他们所有的决定,都是基于他们当时所观所感,做出他们认为的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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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写作和阅读容易时空穿越,但理解历史需要站在当时的时空来理解。在当时的时空中,并没有近代以来产生的所谓西方先进和进步这样的观念。当时的中西交流就是相隔很远的两个不同文明区域在互通有无、互有启发地平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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