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我认为碎片的形式中有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它可以指出间隔、空间和事物之间的静默。这不是年轻文化的艺术形式或思想形式，年轻文化需要把事情讲的非常具体。但是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多元视角的存在，碎片是确认多元视角的一种方法。人们从18世纪开始发现废墟的美。我想对碎片的爱首先来自一种对时间的摧残、历史的沧桑的悲悯，因为以碎片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东西曾经是完整的作品，有些部分遗失、毁坏或者消损了。现在，人们当然可以创作碎片形式的作品，实际上这也非常有吸引力。正如18世纪的富人将人造的废墟摆在自己家里一样，思想和艺术世界中的碎片就像这种人造废墟。莫霍利·纳吉拍摄的包豪斯风格的宏观和微观机器世界，只是因为它们放大或者简化了机器的某个部分而显得抽象。但它们只是设计的形式，我们仍然知道有一个完整的客观世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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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兴趣的是世界。我所有的作品都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真的存在那样一个世界，而我真的感觉置身其中。我认为今天每件事情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飞跃和冒险，都是扩展和超越自我。这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因此一个人在工作中不能是单纯的，而是必须保持一种内在的紧张状态。如果你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过多地出借你自己，或者过分关心别人认为你在做什幺、他们怎样说你，你的精神就会涣散。我写作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改变我自己，所以一旦我写过什幺东西，就不再需要思考它了。当我写作时，实际上是在消除那些思想。成为“另一个人”并不是要成为某个“特定的人”，而是要改变你的人生。“另一个人”也不意味着“相反”，它只是像一种觉醒。我不喜欢只是将我已经知道或者已经想象到的东西付诸实践的感觉。我喜欢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同时已经走了很远。我不喜欢站在起点，也不喜欢看到终点。我前面说过作家的任务是关注世界，但我认为与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错误观念做斗争也是作家的任务，作家的任务就是我自己的任务。同样，我很清楚这是一项永远不会完结的任务，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终结谎言、错误的意识和阐释的体系。但是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在跟这些东西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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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认为我们必须破除蛊惑人心的错误阐释·····我一直致力于此。如果生在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时代，我想我可能会卷入一些有掉脑袋危险的事业，就像赫拉克勒斯大战九头蛇。当然，我很清楚同样的蛊惑人心的思想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但我会继续这样做，而且我知道其他人也会继续。我前面说过作家的任务是关注世界，但我认为与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错误观念做斗争也是作家的任务，作家的任务就是我自己的任务。同样，我很清楚这是一项永远不会完结的任务，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终结谎言、错误的意识和【阐释的体系】。但是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在跟这些东西做斗争。最让我困扰的是，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仅有的社会批判都来自国家自身。我认为即便是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也应该有自由之士想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努力去摧毁幻象、谎言和煽动，应该有人出来让事物更复杂，因为如果随波逐流，事物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我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对我已经说过和写过的东西感到认同---那是最让我不安的，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停止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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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厌只将我所知道的或我已然想象过的事情付诸行动。我希望不知道我要去往何方，同时又不回头地走下去。我不想停留在起点，但也不想看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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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任何语境下随便说什幺——现代通信系统的本质就在于什幺都可以说，所有语境都是等同的，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把一样东西同时置于很多不同的语境之中，就比如摄影。但是，这种情况存在着极大的妥协性。当然，这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这给予人们行动和意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这意味着你无法将原初或深刻的意义完好地保留下来，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会破灭、变得不纯粹、换样或变质——这是一个一切都被回收和重新组合的世界，一切都被化约为一种共性。因此，当你向世界推出一个关于幻想、主题或形象的想法时，它的未来是无法估量的，你无法控制或限制。而这或许是一个人为什幺有时更愿意保持沉默的另一个更直接的原因。你想和他人分享，但另一方面，你又不想供养这台每天要吞噬成千上万幻想、目标、结果及见解才能持续运转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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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有人告诉我说，他们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的著作太“庞杂”了。我说，等等！你可以说人们这样想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需要休息一下脑子。但我很疑惑，我想问：凭什幺允许他们休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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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必须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做出选择。这不仅仅是一个你是否要接受采访或谈论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个你要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社会——世俗意义上的社会——的问题，也就是要不要在那些令你和其他人都流连忘返的场所虚度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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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但我的确希望自己能体验不同的生活结婚之后就很难去体验各种生活——至少在我的婚姻中是这样的，我与丈夫的关系太紧密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一起。你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只跟一个人相处，年复一年，从不分开，同时又能自由地成长、改变，想去香港的时候说走就走…这是不负责任的。这就是为什幺我会说，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人必须要在生活（Iife）和规划（project）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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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是思考的核心，但是你使用它们，你不应该相信它们——你应该知道它们是必要的虚构，或者可能是不必要的虚构。我无法想象任何一种思想会没有暗含的隐喻，但事实上它暴露了自己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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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碎片的爱首先来自一种对时间的摧残、历史的沧桑的悲悯，因为以碎片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东西曾经是完整的作品，有些部分遗失、毁坏或者消损了。现在，人们当然可以创作碎片形式的作品，实际上这也非常有吸引力。正如18世纪的富人将人造的废墟摆在自己家里一样，思想和艺术世界中的碎片就像这种人造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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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人生轨迹是在生命的前期更加偏重体能，后期更加偏重思想。但是要记住，尽管机会渺茫，尽管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但一个人总是可以拥有其他选择。应该说，我们关于人在不同的年龄能够做什幺、年龄到底意味着什幺的观念是相当武断的——跟性别定势一样武断。我认为年轻/年老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可能是禁锢人类的两种最主要的成规。与年轻和男性有关的东西被当做人类的价值标准，其他东西至少是没那幺有价值，或者干脆是劣等的。老年人有强烈的自卑感。他们因为年老而感到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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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是《圣经》中的人物。他被描述为一个受祝福的人，行为完全正直。但是撒旦指控约伯只为了物质利益才侍奉上帝。于是上帝一步一步撤去保护，容许撒旦夺去约伯的财富、子女和健康。约伯保持了忠诚，没有诅咒上帝。没有负罪感——他感到坚定和愤怒。后来上帝对约伯的祝福超过以往，他又活了140年我也同样坚定不移。但我没有感到愤怒，因为没有愤怒的对象。你不能对大自然愤怒。你不能对生物学愤怒。我们都会死，虽然很难接受，但我们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在你的意识当中，你似乎是一个人被困在一具通常只能体面地维持七八十年的躯壳里。从某个时刻起，身体开始衰退，然后在你的后半生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你眼睁睁地看着它渐渐损耗，什幺也做不了。你被困在里面，当它损耗殆尽，你就死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可以去问问那些六七十岁的人对年龄的自我感觉，如果你跟他们足够熟悉的话，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感觉只有十四岁……当他们照镜子，看到那张苍老的脸，他们会觉得一个十四岁的人被困在了一具衰老的躯壳里！你的确被困在这样容易朽坏的东西里。它不仅会像一架机器达到预期寿命、最后报废一样，而且会慢慢地损耗，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着它渐渐失灵，皮肤不再有光泽，原本简单的事也变得困难重重，这是非常让人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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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告诉我，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所以我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和痛苦的手术，还有我所有的思想都将在一两年之内死去的事实。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之外还有害怕和恐惧，我吓坏了。我经历了不折不扣的动物性的恐慌，但是也经历了无与伦比的狂喜。我觉得似乎有一些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似乎我正要投入一次伟大的冒险——生病和可能死亡的冒险，而愿意迎接死亡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不想说这是一次积极的经历，因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当然，其中有积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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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走进来谈论你的病情……你听着，开始思考他们在说什幺、是什幺意思、你得到了哪些信息、应该如何评价这些信息。但同时你也在想，人们这样说话多奇怪啊，然后你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疾病的世界里存在着一整套独特的信条。你可以说我是在将其“哲学化”，我不想用这幺夸张的词，因为我对哲学太崇拜了。不过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一个人可以将任何事情哲学化。我是说，如果你恋爱了，你会开始思考什幺是爱，如果你生性喜欢思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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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采访过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同，苏珊不是一句句地说，而是大段大段滔滔不绝。也许只有钢琴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是另一个例外。最让我惊讶的是她组织和阐述思想时的精确性，以及“道德和语言上的修饰”——她曾经这样评价过亨利•詹姆斯的写作风格——用括号和限定词(“有时候”、“偶尔”、“通常”、“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所有情况下”)来校准所要表达的意思。她的语言如此丰富而流畅，证明了法国人常说的“讲话也能醉人”。她曾经在日记中说：“我痴迷于创造性的对话。”并补充道：“对于我来说，这是救赎的主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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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60年代所希冀和尝试的一切基本上都没能实现，也无法实现。但是，谁能打这样的包票呢？是谁说我行我素的人就有问题呢？我认为，这个世界应该保护边缘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让人拥有可以成为边缘人的自由。而一个社会的可怕之处则在于，他们的观念容不下我行我素者或是边缘人。我认为，无论如何，人们都应该始终可以在路边随意地席地而坐，而过去年代发生过的一件好事，就是很多人自愿成为边缘人，其他人似乎也毫不介意。我认为，我们不仅仅要包容边缘人和边缘的意识状态，还要接受奇葩和怪咖。我完全支持怪咖。当然，我也认为，不太可能每个人都成为怪咖——显然，大多数人需要选择一些主流的生活形式。但是，与其变得越来越官僚、死板、压迫和专制，我们为什幺不允许更多的人去追求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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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说“疾病是个诅咒”，我认为它带来的是思考的崩溃——它阻止了思考，让人们定格在某种特定的看法上。在我看来，智力活动是严肃意义上的批评的一种，就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创造新的隐喻，因为你必须借助隐喻来思考。但是至少你应该对那些已经存在的隐喻保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这样你才能梳理思路、温故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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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历史，现在的人们不再相信历史了。我知道，我们的所做所想都是历史的创造。我少有信仰，但这绝对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我们认为自然而然的大部分事物都是历史的，都有其根源——特别是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即所谓的浪漫主义革命时期一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今天的期待和感受都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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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书中，关于结核病的隐喻不仅和谋杀毫无关系，还极具共鸣性和暗示性。就比如，你指出结核病隐喻的浪漫化体现了将自我作为一种形象的推崇，还衍生出了“浪漫的痛苦”这样的文学及情欲观念，它将那些因结核病而备受折磨的人“完美化”，使得他们更具创造力，更为时尚。然而，癌症的隐喻则未能逃脱与谋杀牵连在一起的命运，它就是谋杀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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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意识是如此不可思议之物，因为一旦你确实对一切有了意识，你就会立即意识到还有更多。而一且你为自己设立了一个理想，你就会看到这个理想的局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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