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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别人的伤害越深，越需要进行自我辩护，这样便可以维护我们的面子和自我价值。由于那些受害者是罪有应得的，所以在伤害了他们之后我们会更加憎恨他们，这样便会导致我们对他们的伤害变本加厉。

卡罗尔·塔夫里斯《错不在我》0

大脑是用来保护自尊和信念的吗？的确，大脑可能会告诉我们，糖果是最好吃的食物，但我们还是会选择多吃蔬菜。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受到攻击的时候，大脑会令我们勃然大怒吗？的确如此，但是我们大多数人还会稍作思考，然后选择使用木棍来对付那个家伙。

卡罗尔·塔夫里斯《错不在我》1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会尽可能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减少失调，这导致他们不断地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坚持自己一贯的做法。他们不会承认自己的失误导致了那些无辜者身陷牢狱之灾。他们不希望他人指出自己投资千万的新药项目失败的原因。即便是最亲密的人，当我们用事实来纠正他们最珍视的自利记忆时，他们也不会感到开心。

卡罗尔·塔夫里斯《错不在我》0

无论我们所犯错误的后果，是微不足道还是悲剧性的，影响甚微还是波及全民的，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要讲出“我错了，我犯下了可怕的错误”这句话，即便不能说绝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个人在情感、金钱和道义方面所冒的风险越高，讲出这句话的难度就会越大。

卡罗尔·塔夫里斯《错不在我》0

因此，莱德技术本身就是一种闭环思维：你是如何知道嫌疑人有罪的？因为他神经质、额头冒汗（或过于自控），因为他没有直视我的眼睛（假如他想直视我的眼睛，我也不会允许），因此我们用莱德技术审讯了他12个小时，最后他招供了。因为无辜的人从来不会招供，所以，他招供就证实了我的想法：神经质、额头冒汗（或过于自控）或直视我的眼睛（或不这样）都是有罪的标志。按照这种逻辑，侦查人员会犯的唯一的错误，就是无法通过审讯获取嫌疑人的招供。

卡罗尔·塔夫里斯《错不在我》0

当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都会添加一些细节，也会省略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我们会对故事进行些许的整饰，这种整饰会恰到好处，以便下一次我们还可以增加一点儿戏剧性的点缀。我们确信这些微小的、无关紧要的谎言会使故事更为合理，也更加清晰，以至于最终我们所回忆起来的事情与所发生的事情产生出入，甚至回忆起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记忆就是这样成为个人自我辩护的历史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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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的环境中，”忠实追随者阿尔伯特·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人们偏离了现实，他们很快就会面临来自周围人的挖苦和批评。在第三帝国中却不存在这种矫正。与此相反，每一次自我欺骗都会被成倍地放大，就像置身于一个由哈哈镜装饰而成的大厅，一个由反复得到确认的镜像组成的虚幻世界，它不再与严酷的外部世界保持任何联系。在这些哈哈镜里，除了看到自己反复出现的面孔外，我什么都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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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自诩为专家的人从未接受过心理学方面的培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所谓的培训中并没有要求他们进行更加准确的判断，而只是告诉他们越自信就会越准确：“无辜的人永远也不会招供”；“我亲眼目睹过，所以千真万确”；“我可以分辨出一个人是否在撒谎，因为我在这方面有多年的经验”。然而，这样的自信只是伪科学的标志。真正的科学家词用语会相当谨慎——“特定的条件下，无辜的人大都可以被诱使招供；下面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个人的供词很有可能是被迫招供的”——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的证词经常令人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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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有极高自我认可度的人如果伤害了别人，则必须让自己确信他们所伤害的是一些可鄙之徒，因为像自己这样的好人是不会伤害无辜的，受到伤害的那些家伙一定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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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同我们一样来看待事物。假如他们不赞同我们的看法，显然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对事物清晰地加以感知。
幼稚的现实主义制造了一种逻辑混乱，因为它做出了两点预设：
其一，那些思想开放、公正的人应该赞同理性的看法；
其二，我所持有的看法一定是理性的，否则我便不会持有这些看法。
因此，只要我能够让自己的对手坐下来倾听我的看法，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事情的本来面目，这样他们便会赞同我的看法。假如他们不赞同我的看法，一定是因为他们持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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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长达几个小时的审讯之后，嫌疑人们早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心里只想要回家，而承认审讯人员替他们准备好的解释是唯一可能的途径，于是他们便招供了。通常，审讯人员所施加的压力一旦消除，嫌疑人便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一觉醒来，他（她）便会马上否认自己的供词。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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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足够坚强、足够富有，或者有足够多的与警察交往的经验可以让警察相信你是无辜的，你就会说出7个带有魔力的字：“我需要辩护律师。”但是许多人认为如果自己是无辜的，就不需要律师。他们相信警察不会对他们撒谎，如果听到有某项用以指控他们的证据，他们会非常吃惊，而且也无法对此做出解释。那就是该死的证据——他们的指纹！莱德技术声称审讯过程中，那些无辜的人都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本能将会推翻审讯人员的所有质问，但是对一些脆弱的人而言，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比自我保护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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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将要做出重要的购买决定或者重要的决策（购买何种轿车或者电脑，是否进行外科整形手术，是否签购一项昂贵的自助程序）时，不要去咨询某个刚刚做出这种决定或决策的人，这个人会极力让你确信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就某项治疗的效果，去问那些已经治疗了12年时间而且花费了5万美元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说，“那位医生棒极了！如果不是因为他，我绝不可能得到真爱（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或者体重下降）。”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之后，他们不太可能说，“哎，我已经治疗12年了，那简直是一种浪费。”假如你希望就某种自己想买的产品征求他人的意见，你应该去询问那些正在搜集信息而且尚未拿定主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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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过去的自我好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当人们改变了宗教信仰、历经了一场灾难、遭受了癌症的折磨、或者从毒瘾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他们经常感受到这种改变。他们会说，过去的自己并非“自己”。对于那些经历过这种变化的人而言，记忆通过改变他们的观点，来帮助他们克服“过去的自己”和“当下的自己”的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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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有证据表明你在审理时冤枉了清白无辜的人（好比截错了病人的胳膊），你会作何反应呢？你的第一反应会是否认自己的过错，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保全自己的工作、名声和同事。不仅如此，假如你释放的那个人后来又犯了罪，或者你裁定无辜的那个人因犯了诸如猥亵儿童之类的重罪而被判入狱，那么公众一定会对你恨之入骨，原因是他们觉得你曾经对罪犯“心慈手软”。不仅会有许多外部动机驱使你否认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且还有更为强烈的内在动机促使你这样做：你希望自己是一个有能力而又受人尊敬的人，你永远也不会冤枉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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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识别自己在性别、党派、种族、民族方面的差别，但是我们却倾向于根据自己所接触的少数人对其他群体进行概括，将他们所有的人都视为一类。这种习惯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社会心理学家玛丽莱恩·布鲁尔曾经对定型的性质进行过多年的研究，她曾经报告她的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后抱怨“男孩们都很爱哭”。这个孩子的证据是她曾经看见过两个男孩第一天离家时哭个不停。当时已经是一位科学家的布鲁尔问道，是不是女孩子中间没有人哭。“噢，也哭，”她的女儿答道，“但只是有些女孩会哭。我就没有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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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和谐一致的需要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当他们被迫面对负面的证据时，总会寻找对其进行批评、歪曲或者清除的方式，从而使原有的看法得以维持甚至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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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自愿经历某种困难或者痛苦的体验，那么这个目标就会更具吸引力。假如你正要去加入某个讨论小组，不巧在路上被空中坠落的花盆砸中了头部，你便不会再喜欢那个讨论小组；但是，假如你为了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而自愿让花盆砸中头部，那么你一定会更加喜欢那个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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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侦查人员认为自己找到了凶手，那么这种偏见就会使最初的嫌疑人成为唯一的嫌疑人。而且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了，蒙冤者的辩护律师也会难以为其辩护。在前言中我们提到过的加利福尼亚州贝克尔斯菲市帕特里克·邓恩一案中，警方就是相信了一个职业罪犯毫无根据的说法，因为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支持了他们预先的假定：邓恩就是罪犯。他们没有相信目击者提供的客观证词，是因为这些证词会证明邓恩无罪。邓恩对此难以置信，他问自己的辩护律师斯坦·西姆林：“难道警方不需要事实真相吗？”“是的，”西姆林回答道，“他们确信自己已经掌握的就是事实真相。他们所认为的真相就是你有罪，而且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证据给你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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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嫌疑人与受害者或目击者的描述恰好相符，或者与数据推理相一致，那么一开始便很容易推定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我们都知道谋杀案的动机不外乎感情和金钱两种东西。因此，在绝大多数谋杀案中，最可疑的凶手就是被害人的情人、配偶、前配偶、亲戚、遗嘱或保险等的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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