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大家总会辩解：但是，毕竟互联网让一部分人赚到了钱。原本他们给网站做免费劳动，现在他们赚到了钱。越来越多的服务职业化了，原本要自己在网站上一点点搜索、阅读才能找到的资料，现在交给中介就好了。就像维修工、裁缝、厨师这些行业都职业化一样。这当然没错。但这也只是事情的一面。商业化带来了商品和服务的繁荣，但仍然有相当多劳动是无法商业化的，社区的发展不仅离不开商业，也离不开志愿或者情感的劳动。实际上，我们就是因为如此相信商业化、职业化，如此相信这些名词的正当性，才从互联网的主人，变成了互联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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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经历的变化和我们在商品经济繁荣后经历的变化很像。“礼物”的逻辑变成了“商品”的逻辑，互助的逻辑变成了交易的逻辑。它造成了一种新的区隔——过去，礼物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提供自己的礼物和经验智慧；现在，礼物分为值钱的和不值钱的，经验分为能变现的和不能变现的。需要留学信息的人，原本也可能分享自己关于某些事情的见解感受，现在他们只被当作想要免费获得信息的“伸手党”。农民父母的思维被理解为“穷人思维”，因为他们的经验智慧不能帮助你在现代社会变现，我们却愿意花钱听另一些人讲自己的经验，因为这可能是用得着的“智慧”。新媒体作者就是在这种商品化的浪潮中，进入了写作行业。写作要提供“信息增量”，写作也要强调“转化率”，阅读了这篇文章的人，有多少关注了本账号，多少购买了产品？这些阅读后的行动才是我们关注的，而非阅读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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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乐于谈论商业如何促进了生产，却未曾留意生产与增长的背面——原本的社区文化消失，人们不再做免费的志愿服务。志愿服务往往是弱势群体才能得到的服务，因为人们倾向于帮助弱者。但商业的逻辑则是为有钱人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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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AVE，每个人都知道如何推测流量。公众号文章阅读量通常有规律。新文章发出后10分钟、半小时、一小时的流量都要有人实时监测。一般从发布后10分钟的阅读量就能判断这篇文章能不能达到十万加的阅读量。一小时内的阅读量通常是最终总阅读量的一半。也就是说，如果在发布一小时后文章阅读量达到了2万，最终这篇文章的阅读量会稳定在4万左右。在发布12小时后，文章的阅读量基本已经固定，不会再增长。这篇文章后面也很少会再被人看到。如果是爆款文章，比如十万加、百万加阅读量的文章，可能阅读量增长的时间会长一些，但也长不过三天。在其他平台，比如小红书、微博等，虽然数据的增长方式不一样，但也大多在极短的周期内完成增长。除非平台主动推广或者刚好有相应热点，旧作品翻红并被重新阅读的概率都很低。无论我们怎样强调文章的质量，都没法改变这样的事实。只要公众号勤奋地每天发文章，那么大多数文章都只会被读者读一次。鉴于大多数人在手机阅读都是速览，作者在文章中藏匿的小心思也很容易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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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都不愿意在网络中展示真实的自己，却相信仅仅靠互联网上的观察和一通电话采访就能了解一个人的故事，这也是新媒体不能自圆其说的一部分。这是追求增长带来的连锁反应。要寻找增长点，就要学会新的技能。更多增长点就要更多新技能，还要巩固原有的读者与受众。增长对应着越来越宽泛但也越来越肤浅的学习，作者从写作技能型人才变成什么话题都能写的写作机器，编辑也从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变成分发写作任务、验收结果的终端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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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WAVE只是一个5人的小团队时，每个人每周的工作是写一篇原创稿件，或者编辑两篇作者的稿件。如果情况一直这样下去，作者只要写稿子就可以了。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技术，尝试写更复杂深奥的稿件，仍然是有可能的。传统媒体至少提供了这样一条可以看见的发展之路。新媒体行业却不会这么想。当一个工作室有了成功的经验，做出了一个百万粉丝的账号后，负责人想的是如何将这种经验复制到新的账号上去，再做一个至少几十万粉丝的账号。复制成功复制成功的经验。这是新媒体行业牢不可破的迷思。不管是追求爆款，还是重新做账号，人们都相信，先前的成功一定有某种路径或者原理，只要复制了这一路径，就能再次获得成功。新媒体的“新”就在于，以往人们只有关于经验的知识，用于梳理成功的路径，如今我们有了庞大的数据，每一篇文章都可以放进数据库里分析，从而总结出其中的相似性。数据给了我们经验可复制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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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写职业病的文章，包含了10个知识点，哪个放在标题里最有可能成为爆款？我们可以把这10个知识点全部做成短视频，然后发在短视频平台上。数据马上就会帮我们检验出大家评论收藏最多的是哪个知识点，把它作为标题，流量就有保障了。还是一篇写职业病的文章，发布后阅读量很低，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间内发布了10篇同一主题不同内容的文章，发现阅读量都很低。我们从此就规避职业病这一大类的选题，凡是这一主题的选题都不再操作。这就是数据教我们做的事。它让我们在短短几年里就重新相信了上帝——一个只需要相信，不需要了解，更不能质疑的存在。在WAVE只是一个刚刚创业的小团队时，我们还没有这么多数据可以分析，我们还会分析每一篇文章的好坏，仔细揣摩流量（或者上帝）的理由。但当我工作了四年，整个工作室发布了几千篇稿件时，我们已经可以把所有的文章标题和数据输入EXCEL表格中，寻找阅读量最高、打开率最高、转发率最高的文章的共同点。这份表格就成了我们的“圣经”，老编辑像牧师一样传授真理，新编辑只知道不能写罕见病，不能写性少数，不能写太“冷门”的内容。至于为什么，答案都在流量/上帝那里。当某个号做大之后，做矩阵号是常见的策略。比如以往是生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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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同事离职后都去做了公关。那是一种至少“纯粹”的工作，至少他们知道自己写的就是广告，就是为大公司的利益服务，不必考虑写这些文章有什么意义、在WAVE，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内容质量在下降。不是必须读的稿件，我们基本不读，也不会跟同事讨论怎样才能写得更好。公司赚了更多的钱，而员工只有更多的加班和更差的写作技能。同事何安离职后去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公关了，她说，这样至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做商业稿就做商业稿，要做内容就做内容，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不知道在干什么。一会儿写商业稿的时候跟你说这种狗屎也能写，一会儿写原创文章的时候说什么标准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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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过一个同行，他告诉我，他们公司的写作目标就是“为中老年男人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要让读者虽然只是读了一篇文章，看起来却有了十年研究的经历。如果说新媒体写作带来了什么新东西的话，那可能就是每个人都学会了假装。作者假装自己对这一领域已有多年研究，读者假装自己获得了专业知识。每个人的自我都被放大，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感到满足。新媒体写作者成了一种对任何问题都可以聊上个三五分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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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文章不是特稿，不是新闻，也不是虚构故事。写作者不需要走出办公室，不需要联系采访人，不需要实地考察。唯一要做的，是确定选题后，通过互联网、图书馆或者论文库查找资料，建立起对一件事物的观点看法，再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新媒体写作是高度依赖互联网的写作方式。从选题到书写到最终成稿，都在数字空间中完成。至于为什么不去实地采访，原因很多。成本是最明显的原因，支撑一篇稿件的采访不仅需要付出交通食宿等成本，还有时间成本。更简单粗暴的理由是，新媒体没有新闻采访资质，所以没有资格做新闻采访。当然，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没必要”。新媒体不承担提供事实的责任，只负责提供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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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辞职并无所事事地晃悠了两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文章，我开始意识到那些文章都是写给“虚拟的大众”看的，而不面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这很像我们总会想象出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然后用对想象中的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新媒体工作让我们日复一日地生产“别人家孩子”的故事，也不断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得企图指导自己人生的信息。在离开这个环境后才幡然醒悟，我们不是别人，“别人”也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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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不再是生命体验中正常的一部分，而是一种需要被抑制或者治疗的顽疾。招聘方喜欢在招聘要求里强调“情绪稳定”“抗压能力强”，因为他们也不愿意承担额外的情绪劳动。谁会想要一个轻易坏掉的机器呢？职场确实能治疗“情绪化”这种不适应工业时代的顽疾。漠视就是疗法。如果你跟领导或者同事大吵过很多次，但是所有问题都没有得到丝毫解决，一切都还是照旧，你就不会再有情绪了，而是学会直接接受——这比大吵一通之后再接受还省点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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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员工和公司的一切关系都只围绕着收入的时候，员工对抗公司的砝码就不存在了。公司不仅付费购买了你的劳动，还购买了你的加班、你的下班时间、你的每一秒。尽管这些没有体现在合同上，但体现在了工资里。一个热衷于反抗系统的员工，也是难以管理的员工，是公司随时都会开展的“去肥增瘦”计划中首先会被放弃的员工。互联网公司，尤其是最知名的大厂，在行业中做了非常糟糕的示范。互联网行业是典型的投机行业，公司在投机中迅速赚到钱，再迅速展开更多的投机业务，不断把未立即见效的业务砍掉。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人既不可能建立跟业务的关系，也无法建立跟公司的关系，只能像耗材一样被公司使用。当人与公司的联系变得如此脆弱时，离职也并不能让我们免于劳累的工作。换下一家公司也是如此，甚至不如这里。这里至少工资高一点。我们与公司的关系正在变成彻底的工具关系。付钱购买劳动，其余一概免谈。人们将这样简单的关系视作公司与员工最好的关系，因为大家已经厌恶了那种“把公司当成家”的虚伪说辞。可是当公司彻底变成只管付钱而不理会员工情感的公司时，职场变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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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化的系统伴随着信任的消失，这种关系原本在人与人的交流中才会产生。工具取代了人际，考核取代了信任，创造出的就是大量无用且虚伪的考核内容以及表演。现在（给客户工作）派的人越多，越显示我们重视，好不能理解。关键是有时候派的人多了，这个人手上有很多事，他也没听进去客户在说什么，就只是过去站着。（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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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躺平，就是从依靠管理工具来管理开始的。他们不再希望用自己的思考、智慧或者哪怕人格魅力让团队工作更高效，而是直接借助管理工具。他们将自己从管理者变成了节点监测员，在每个节点提醒员工准时提交工作成果，或者在收到任务后将工作分发给不同作者。这种管理方式跟众包平台上的AI助手没有差别。管理者自身也变成了工具，变成了公司的AI管理助手。如果员工是滴滴司机，管理者就像是滴滴平台。他们不再考虑怎样让员工有更好的体验，或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而是设置了一个个时间节点，提醒员工在什么时候该去哪里，做什么事，如果不做的话就可能扣工资或者绩效。与AI助手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样一个希望控制每个节点的管理者，甚至不如AI助手更有效。因为AI可以做到立刻回复，管理者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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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一个停不下来的巨型机器，无法适应快速的节奏成了不可宽恕的缺点。那些在日常相处中也许会成为朋友的同事，在机器的高速运转中无暇他顾，多一丝磨合都会徒增彼此的怨气。热情、靠谱、善良，这些特质都成了麻烦。拥有这些特质，就意味着你要做远超自己责任范围的事情。只有一份普通的薪水，却要求自己写出卓越的作品，还要用有限的时间帮助同事处理他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回报是可能的晋升（但也要看是否有可以晋升的空位），以及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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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全职员工，这是必须忍受的最基本的“乙方礼仪”。甲方从来没有要遵循的“职场准则”，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让文章越来越差，写作变成了一场集体麻痹和糊弄学。甲方付了钱，却要自己付出很多劳动去指导乙方如何写作，有时候甚至干脆代笔；乙方无法发挥自己的写作创意，被甲方指导后的稿件流量更差，有的时候甚至要买流量来满足甲方对流量的需求；甲方也知道流量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是他们只要向上级交差时写上“流量极佳”，就可以了。我的同事后来去了甲方公司，她开始做甲方后，也要在新媒体机构投放广告软文。她说，以前只知道当乙方很烦，后来发现当甲方也很烦，因为很多乙方就是会糊弄整篇稿件，最后要她来一字一句修改。她其实也知道，那些软文获得的流量并不是真实的流量，但这不妨碍她给某个机构投放广告。因为只要钱花出去了，流量数据达标，工作就算完成了。所有人好像都只是在玩角色扮演。扮演甲方，就要不断挑错，不断给意见；扮演乙方就要任劳任怨。最后产出一堆垃圾文章。双方都视而不见，把好看的、虚假的数据成果交上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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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被笼罩在一种焦虑的情绪中。增长太迅速，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广告主担心自己的投入没有性价比，所以不会真的任由内容团队做有创意的工作，而是要他们保证会有高流量。保证的方式就是看以前的数据如何，以前做的是哪种类型的策划，就再做一个相似的。公司担心自己招聘到的是不合适的员工，所以这个员工只要前几篇稿子写得不好，就立刻被换到其他的岗位上，开始试着做其他工作。上级担心下属偷懒，所以要他们写报告、周记，定期总结自己的工作成果。对行政工作，尤其是汇报类工作的痴迷也反映出这里没有全然的信任。人们只相信数据，不相信坐在桌前一整天啥也没有写出来的人可能是在思考更有创意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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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看似拥有了写不同文体的能力，实际上却失去了写作的标准。写广告的时候要不要批判性地看某些事件呢？写文章的时候要不要考虑对潜在客户的影响呢?实际上到最后，我们能写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任何跟大公司有关的负面信息都不写，因为那样可能会得罪广告主——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是我们的下一个——金主呢？如果说内容审查让我们自动规避某些话题，或者在写某类作品时规避某些角度、某些材料，是一种自我删减和阉割，对广告商的讨好则是更彻底的自我伪装，我们甚至能写出自己不认同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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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还是广告？我们已经无法分辨这到底是一份怎样的工作，它越来越像广告行业了。原本媒体和广告业之间有清晰的界限，从业者也知道自己在做完全不同的工作，但如今，我们越来越分不清彼此，企业公关就是一种类型的广告，却一直以媒体文章的形式发布，而媒体文章也可能只是广告。新媒体中，广告更是跟文章混杂在一起。不仅是WAVE，哪怕是国内相当有影响力的纸刊新媒体，都会采用这种广告方式，也就是软文。一篇看似普通的媒体文章，可能就是某一品牌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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