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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现代”这个词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字面的含义。英语“ modern”这个词的原意是“当下或此刻”，现代”就是指“现在或者最近的这个时代”。可这幺说来，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当下的时代”，那幺每个时代都会习惯地自称为“现代”吗？当然不是。 “modern”这个词是什幺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并不古老，它要一直到16世纪才被创造出来，之后成为日常用词，越来越流行。也就是说，在16世纪之前的西方，“现代”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并且，很久以来人们不太关心“当下的时代”，缺乏对当下的敏感度。这就让我们进入这个词的第二层意思，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意味着对当下新颖性的敏感，是指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或者说历史观。在古代人的历史观念中，“当下的时代”不过是以往时代的延续和重复，没有什幺新奇之处，也就不值得特的关注。在古代世界，包括中国，人们感知到的时间是不断在循环的。许多直接的自然经验都和人们的这种感受相吻合，比如日复一日的太阳升起又落下，年复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王朝的由兴而盛、盛极而衰的更替…这些都对应着循环的时间意识，它们在学术界被称为“循环历史观” 但到了文艺复兴，特别是在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上述的“循环历史观”被改变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当下的时代”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敏感。“当下的时代”不再是以往的延续和重复，而是前所未有的，是崭新的。因此，时间不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线性展开的—从过去、到现在，然后通向未来，时间成为一个有方向的矢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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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理论视野，就是“共同体主文，常被翻译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强调，“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先有社群，社群造就了个体，而不是先有孤立的个人，然后再人组成社群。这对自由主义所依据的个人观念提出了挑战。桑德尔在后期的著作中引用了另一位社群主义哲学家麦金泰尔的一个观点：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存在”。如果你要回答“你是谁？需要什幺？吸想做什幺？”诸如此类的问题，那幺答案就在你的故事之中。只有讲通了自已的故事——理解自己成长的过程，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形成了你的目标，后来又发生了什幺变化——你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任何一个人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人故事。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塑造，你就讲不通自己的故事。只有像这样讲通了自已的故事，你才能真正解释自己生活中的选择有什幺意义。而当你面临多种不同的选项时，做出一个有意义的选择意味着什幺？就是这个选择能够让你更好地、更连贯地讲明白自己的故事。但重要的是，你的故事是在社群关系中形成和展开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明白彼此的故事。所以，意义无法仅仅从个人的自由意志中产生。这就是社群主义的个人观。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来解释桑德尔为什幺会质疑罗尔斯。还记得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吗？就是大家在无知之幕后面，会忘记自己所有的特殊性，一起来商议签订一个社会契约。桑德尔会说，无知之幕背后的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故事，是毫无个性的抽象的个人，所有的人都完全一样，其实就只是一个人，也就根本谈不上“一起商议”社会契约了。自由主义的个人观，把个人看作是孤立的原子，完全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行动，他称之为“无所牵绊的个人”。他认为，这是对个人的错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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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幺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的话，“选择”就成了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变得脆弱、变得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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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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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的一句话很精彩：“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这位朋友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哲学的周濂老师（他此我年轻很多，我会亲昵地叫他“"周濠同学”）。我说这可以算是“金句”，他后来就把这句话变成了他的“微博签名”。是的，我们不必以“过度省察”的方式来应对人生意义问题。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有两点启示。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我自己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除此之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一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幺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narrative），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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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改变和挑战与个人生活的意义有关。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不再相信天道，那幺该信仰什幺呢？换句话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幺呢？我们用理性去回答这个问题，会发现非常困难，甚至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时常感到焦虑和空虚。我们该怎幺面对这些精神困境呢？怎幺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理由？这是一个难题。第二个改变和挑战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在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秩序中，自然等级已经被瓦解，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幺谁应当来治谁呢？这时候统治和服从都需要理由，那幺这个理由经得起理性的质疑和讨论吗？社会秩序就建立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中。这是另一个难题。这两个大的难题，是现代思想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现代性问题。我想在这本书中与你一起探索，思想家们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什幺样的思考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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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变带来了两个基本观念的转变：一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它指的是人看待世界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另一个是“个人主义的转变”，它是指人看待自己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人的“自我理解”的转变。这两种观念转变构成了现代思想的概念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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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启蒙就是用理性的光芒打破黑暗，让人摆脱非理性的蒙昧，走向成熟。理性成为区分真理与蒙昧的决定性标准，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理性甚至取代了神的位置，具有近乎上帝一般的神圣地位。这是启蒙理性主义的确切含义。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启蒙理性主义是西方古今之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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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传统的出现，是因为现代化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以前我们与熟人合作，这很自然。但后来出现了效率更高的方法，大量劳动力被汇聚起来集中生产。于是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开始聚集到城市中，和陌生人广泛地合作。自然的秩序被打破了，我们建立起了理性的新秩序，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三点。现代工商业因此而发展，但新的问题出现了。理性计算的逻辑会一直向前推进，导向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后果，比如“工作996，生病ICU"，人变成了工业链条上可磨损的零件。个人主观价值绝对提升，自然秩序被打破，理性秩序建立，这些都是古今之变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古今之变，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这并不是说客观世界从自然变成了不自然，而是说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改变了。古代人相信有一个外在于人的自然秩序，这个秩序有它自身的目的和意义。但现在我们不再相信有什幺上天注定的意义，我们相信意义是由人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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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正义”是指，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确定的意义。我们应该依照这个意义行事。而这个意义是自然给定的，也就是理所当然的。欧洲过去还有人说，贵族的血液是蓝色的，现在听上去很荒谬，但过去为什幺会有人听信这幺荒谬的说法呢？因为人们相信贵族的血统比平民更高贵，既然如此，血液的色不同也就没什幺好奇怪的。但我们现代人不太相信什幺自然给定的意义了，哪有什幺“天生如此”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相信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没错，我们抛弃了自然秩序这个神话，得到了自由。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话，我们就有了关于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种价值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常常谁也说服不了谁。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混乱和茫然之中。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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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与核心，这才是“现代婚姻”的界定性特征。主张爱情应当是婚姻最根本的理由，并提倡年轻人以此自由选择他们的伴侣－－这是两百年前才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流行的“激进新观念”传统的婚姻是一种人际关系、经济财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合作体制。这是一项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功能。从传统的观念来看，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怎幺可以托付给“爱情”一如此捉摸不定、不可理喻、又花一现的爱情呢？现代人简直太不理性了吧！实际上，系现代婚姻的要素是其中许多（未被清除干净的）“传统”因素，这些非感情因素保护了婚姻的稳定。但是20世纪的社会发展正在瓦解这些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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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的提问中，有三个关键词：幸福、痛苦和意义，而且其中暗示或默认了这样的逻辑等价式：幸福约等于不痛苦，而痛苦约等于没有意义。所以才会问：“思考本身还有什幺意义？” 但问题在，这个逻辑等价式成立吗？仔细推敲的话，这是非常可疑的。我们一般把“痛苦”看成是“快乐”（pleasure）的反义词，但是痛苦和幸福（happiness）的关系就复杂得多。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我现在发明了一种“快乐药丸”，吃了以后你再也不会感到痛苦，生活中所有的事情或者绝大部分事情都会让你感到快乐。并且，这个药是安全的，没有任何副作用。你愿意服用这个药吗？肯定有人会说“我愿意啊，那多爽啊”。日常生活所有的点点滴滴，都能让你快乐让你爽，生活就是从爽、到爽、到更爽。但一定也会有人怀疑，很爽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吗？至少，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不支持这一点。至少，生命的体验需要对比才有意义。如果从未感受过寒冷，就无法体会“温暖”的意义。痛苦和快乐、光明和黑暗等，也同样如此。如果没有体验过困难，你无法真正享受成就带来的满足。因此，幸福的人生不可能等于单纯的快乐。更何况，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种虚拟的“快乐药丸”。幸福当然不等于痛苦，但必定包含某种痛苦，而痛苦的类型和程度又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里无法做详尽的展开。简单地说，我们需要意识到，幸福是丰富的体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快乐。所以，不能将“不痛苦”当作幸福的必要条件，或者把痛苦等同于没有意义，这可能是一个认知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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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幺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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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工作仍然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消费和享受才是目的。在工作中感到累得像条狗，而在吃、喝、性爱等活动中オ感到自己像个人。这就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比如，一位白领女性，经常加班熬夜伤害了皮肤，所以需要购买护肤品。优质的护肤品很昂贵，所以她要追求升职加薪。这就要加更多的班，熬更多的夜，皮肤受到的伤害就更严重，于是就需要更优质、也更昂贵的护肤品和护理服务…你看，在这个循环中每一个环节的决定，这位女性都感到是自由自愿做出的选择，但是最终却陷人入了一种受到支配的奴役处境，这就是马尔库塞说的“自由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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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手稿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我忍不住要和你分享。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结果是什幺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一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的语言从容不迫，但你听这句话是多幺的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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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这就是非恐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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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单面人》（也译为《单向度的人》）中，开篇就写道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你看，一口气加了四个正面词汇，最后形容的对象却是“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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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伯林示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别，但和很多人的印象不同，伯林并没有否认积极自由的价值。他强调的是，两种自由都可能被歪曲和滥用，但相比之下，积极自由的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需要我们提高警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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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性就是性。当自由必须被性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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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强调，虽然是多元的，但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想象的随意构造。首先，价值然多样，但不是无限的。他，人类信率的价值可能有几十种或者上百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70亿人就有70亿种不同的价值。其次，伯林坚持认为，人类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共通性”。即使双方价值追求不同，甚至可能会因此开战，但你我仍然可以想象、可以理解对方为什幺会追求这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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