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宣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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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这两种现实趋势相对应的，是两种相互竞争的论述。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而亨廷顿则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两种理论甚至在格式上都很相似。我曾开玩笑说，这对师生好像是给大家上了一副对联。福山先写了上联，他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是《历史的终结？》。标题末尾打了个号。三年之后，他去掉这个问号，把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给之前的标题加了一个尾巴。亨廷顿则对了下联，他在1993年发表的文章是《文明的冲突？》，标题末尾也有一个号，三年之后他也去掉这个号，把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给之前的标题加了一个尾巴亨廷顿与福山的争论，导致师生二人相互疏远了很久。直到老师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才与弟子和解。不过，感情修复了，他们的思想分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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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类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而发展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稍微展开讲解，它有以下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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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福山到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工作，其间还有两三年在美国国务院从事外交政策研究。1989年，福山到芝加哥大学做演讲，演讲的内容后来修改成文章发表，就是那篇著名的《历史的终结？》。论文发表在1989年夏天，几个月后，柏林墙倒塌，又过了两年，苏联解体。福山一下子声名起，他被看作预告了冷战的终结。1992年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从此，“历史的终结”成为后冷战时代的一个标志性词语。黑格尔早在1806年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后来马克思发展出一个重要的升级版。而现在，福山又提出了自己的更新版。只是，福山的版本至少在两个方面与马克思的版本不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福山设想的历史目的地与马克思的构想不同。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要抵达的理想社会。而福山说，没有那幺远，历史的火车”提前到站了，自由民主制就是最终目标，人类（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已经到达这个终点，也就不用继续前行，走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这就要讨论福山和马克思的观点在第二个方面的区别，就是关于“什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福山认为，根本的动力是“为承认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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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认为，人总是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萨特举了一个例子，说你走在街上，迎面过来一个陌生人，用眼光上下打量你，你会觉得很不服。这是为什幺？萨特解释道，别人注视你时，他下意识地就把你变成了他观察的客体。在这个注视中，他是主导者，你只是被他观看的物品。他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代价就是把你的主体性给否定掉，把你物化。所以，你会下意识地回避对方的注视。但你也可以反抗，他看你一眼，你就回看他一眼，用你的注视把他变成客体，从而获得了你的主体性。在萨特看来，人和人的交往就是这样，总是在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即使是在爱情当中也不例外。特说。我们想象中的浪漫爱情是一个骗局，那种不分彼此、合二为一的爱情体验，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时候的幻觉罢了。爱情同样充满了为争夺主体性而展开的冲突和斗争。到最后要幺是受虐，在羞耻中享受快乐；要幺是施虐，在内疚中感到愉悦。爱情的常见情节就是如此，一个人去追求另一个人去讨好、迎合对方对方的样子失去自己的主体性。而被追求的一方呢，则要努力表出自己迷人的魅力，通过追求者的奉献去获得自己的主体性。在这样的关系中，爱情越热烈，双方就越接近受虐狂和施虐狂萨特还有一个很奇妙的说法。他说憎恨其实就是你承认了别人的自由。想想看，你会恨一个杯子或者一把椅子吗？憎恨只能指向人。因为人有自由，只有人能出于自主意识对你做些什幺。在他人作为主体的行动中，你就沦为了客体，沦为了物，你的主体性就被否定了。所以你会憎恨，因为你不甘于被当成物品。在这个意义上，憎恨就意味着你承认了对方的主体性，承认了对方的自由。萨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他人存在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我们不可能实现那种理想中的共同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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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而是匪夷所思地、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 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オ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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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判断的艰巨性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要保持独立判断，反对盲从。这个答听上去好像没什幺深奥的，很清晰，但它是一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当困的要求。首先，“独立”不等于“正确”。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而在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常透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徳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徳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徳判断是艰巨的任务。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你看，保持独立判断，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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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幺哲学气质，不怎幺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太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自记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 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义”，这样他至少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幺高深的知识，多幺聪明的头脑，只是要求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就是所谓“道德正直”，英文就是“ moral integrity， Integrity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就是“完整一致后来用来形容一个人品徳高尚。因为这样的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不用规矩和套话来自我欺骗，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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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哈耶克自己并不是反对一切具有计划取向的实践活动，则中央银行和高等法院的设想就完全不可思议了。他当然明白，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存在着有意图的计划，这是因为人类意识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性，能对未来做出设想，以此来引导实践。如果说要强行否定和消除人的这种意识征，那才是最反自然的“人为设计”呢。哈耶克真正要反对的“理性的自负”，是那种妄想能够彻底扫除无知的、全知全能式的计划方案。恰恰是因为计划活动是不可消除的，我们要防范计划像这样被使用。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提醒我们要警惕理性，这不是因为理性不好，而恰恰是理性很好、很管用，所以才要特别警惕对它的夸大和滥用。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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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史的地图上，我们前几节讨论的波普尔和哈耶克算是邻居。这一节我们要拜访的，是他们同时代的一位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伯林做过一个有名的比喻。他借用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一句话，“狐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说思想家也可以分成两种类型，有人兴趣广泛、研究很多问题，属于狐狸型；还有人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提出ー个思想体系，就是刺猬型。那幺伯林自己呢？他说自己就是一只典型的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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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前面说的“狐狸和刺猬”的比喻吧：狐狸知道许多事情，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人们习惯把伯林看成是狐狸，其实伯林也有刺猬的一面，他心里也装着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伯林始终关切的问题：为什幺有许多政治实践，原本出于非常美好的愿望，却在某些观念的指导下，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伯林说，如果思想有如此致命的力量，那幺也只有通过思想家的努力来化解。伯林自己的努力，最终体现在两个重要主题上，一个是价值多元论，另个是他对“两种自由”的剖析。下一节，我们先来探讨伯林的价值多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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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呢？新型的控制方式这里就要讲到马尔库塞的一个特点了。他特别喜欢把褒义词和贬义词结合起来用。比如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单面人》（也译为《单向度的人》）中，开篇就写道：“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你看，一口气加了四个正面词汇，最后形容的对象却是“不自由这种矛盾的修辞并不只是写作风格，它其实体现了马尔库塞辩证的思考方式。他就是用这种证的思考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什幺叫“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呢？就是说，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虽然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实际上却处在一种总体性的控制之中，不知不党地丧失了自由。因为这种不自由太舒适了，人们很难察觉，也就无从反抗，结果深陷在控制之中却无法自拔。那问题就来了，已经被控制、失去自由了，怎幺可能还会感到很舒适呢？比如，有的人在家里待上一个星期不出门就会受不了，如果整个社会都被控制了，人们怎幺会毫无觉察呢？马尔库塞说，这是因为这种新型的控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很隐秘，不需要暴力和强制，你也就不会党得恐怖。第二，它能够有效应对自己的敌人，能够排斥、化解甚至“招安”反叛者，让总体性的控制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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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学的影响很大。在黑格尔那里，异化这个词指的是主体在自身的发展中分出了一个反对自己的对立面，为一种外在的异已力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了“劳动化”的现象。你上中学的时候可能学过，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在这份手稿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我忍不住要和你分享。马克思说：“エ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结果是什幺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一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一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的语言从容不迫，但你听这句话是多幺的振聋发聩我自己读这部手稿的时候，刚好也是26岁，青年马克思就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如此的雄辩，让我由衷地佩。而且这也激发了我思考，在马克思之后，现代世界又发生了巨大的改変和进步，可我们真的克服了“劳动异化”的问题吗？即使是在今天，又有多少人是把劳动看作自己的第一需要呢？为什幺大家都喜欢周末、讨厌周一？为什幺“钱多事少离家近”被看成是“最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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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面人插完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现在可以回到马尔库塞了。实际上，马尔库塞就是最早关注和研究青年马克思这份手稿的少数西方学者之一。他在手稿出版的第二年发表了长篇评论，给予其高度的赞赏。他说这份手稿的发现，是马克思研究历史中的划时代事件。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份手稿中充满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了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的理想，就是要克服人的异化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想。理解了异化问题，理解了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解读，你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幺马尔库塞会断然拒绝那种贿赂大众的交易。现代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已经很不一样了。在现代，普通工人也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享受消费的快乐。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工作仍然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消费和享受是目的。在工作中感到累得像条狗，而在吃、喝、性爱等活动中才感到自己像个人。这就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比如，一位白领女性，经常加班熬夜伤害了皮肤，所以需要购买护肤品。优质的护肤品很昂贵，所以她要追求升职加薪。这就要加更多的班，熬更多的夜，皮肤受到的伤害就更严重，于是就需要更优质、也更昂贵的护肤品和护理服务“你看，在这个循环中每一个环节的决定，这位女性都感到是自由自愿做出的选择，但是最终却陷了一种受到支配的奴役处境，这就是马尔库塞说的“自由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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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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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和罗尔斯差别这幺大，并不妨得他们成为好朋友。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正义论》评价极高，称之为在约翰・密尔之后百年来最杰出的政治哲学著作，他说“从此之后的政治哲学家，要幺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要幺就必须解释为什幺不这样做。人们在评价罗尔斯的时候，几乎都会引用诺齐克的这句赞语。但是，诺齐克自己恰恰就是罗尔斯理论最著名的反对者。在《正义论》出版三年之后，36岁的诺齐克发表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提出一种不同的正义理论，引起热烈的反响，还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这本书有相当大的篇幅就是在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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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推理论证了一个正义的社会契约中最关键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要保障平等的基本自由，第二条原则是，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两个限定条件，一个是“公平的机会平等”，一个是要满足差异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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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生活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日新月异的，那幺过去积累的经验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传统习俗来引导生活。“当下的时代”，也就是“现代”，代表着一种对传统的否定甚至决裂的态度。第二，时间观念的转变，推动我们从“厚古薄今”转向“厚今薄古”，认为当下以及未来要比过去重要。在这种时间坐标中，社会是从低到高、从野蛮向文明、从落后到先进发展的，具有不断进步的可能性。这就形成了所谓“线性进步的历史观”。第三，和这种时间观念相呼应的是，“现代”意味着对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人类从循环历史宿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有目的的创造者，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现代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念，人们开始怀疑并且挑战传统，自觉地面向未来、创造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了”。这句话生动地表达了“现代”的含义：现代就意味着崭新的重大变革，也可以被称作“古今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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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知道韦伯命题的意义，你就会理解哈贝马斯的贡献有多重要。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有自己适用的领域，在技术、经济活动和官僚体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把这个领域称作“系统”。但人类活动在“系统”之外还有一块是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域，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韦伯非常担忧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哈贝马斯也格外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生活世界”的规范原则仅仅屈从于工具理性，那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交往理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以此能够抵御“系统的殖民”。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读到这里你或许会发现，在某种意义上，“韦伯难题”真的有了应对的出路。人类的现代生活，不会因为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而注定陷入“诸神之争”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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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祛魅之后的现代世界，我们好像失去了任何标准，但泰勒告诉我们，意义和价值的标准依然存在，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共同背景之中。但现代和古代不一样，这个共同背景并不是一套清晰固定的规则或公式化教条，而是一种资源。它有着丰富的多样性，为意义和价值的选择标准提供了资源；它并没有机械地决定我们具体的生活理想和选择。正因如此，个人的选择仍然必要，对话和反思才有意义。本真性的理想，一方面让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积极地介入对话和反思，这是自我通向共同背景的通道，把我们和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最终，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自我变得更加清醒、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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