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连续两届科举惨淡收场,也难怪婺源的乡绅乡宦们如此紧张。举人梯队断了档,意味着在未来二十年内,婺源县的影响力将狠狠下降一截。别说跟其他府县对抗,就是在自家徽州府比较,婺源也将落后于歙县和休宁县,沦为二流之列。 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还涉及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当地乡宦会联名上书,表达意见。谁家的乡宦地位高、牌子硬,谁就能占便宜。婺源现存的老乡宦们,实力还比较强,可他们早晚会死,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补充,长此以往,县将不县。 风水虚妄与否,姑且不论,反正当时的婺源人真诚地相信这个理论,认为龙脉与本县文运息息相关。大佬们的诉求简单明了,要求官府“立石严禁,以杜凿伐”,彻底禁绝烧灰行为。 禁绝灰户们烧灰简单,但他们一旦生计断绝,就会聚众闹事,甚至沦为流贼。因此婺源官方在下达禁令之前,还得给灰户们留出一条活路来。这条活路,谭昌言早已经想好了——官赎。 官赎的做法是:由婺源县衙出面,以官方身份赎买山民们的地契,把船槽岭附近散碎的私地变成一整块官地,这样官府实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顺了。而灰户们卖地换得银钱,去买田也罢,去跑商帮也罢,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闹了。 至于买山的经费,叫作“捐俸”,名义上是谭知县感念民众贫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禄。其实一个知县一年俸禄才九十石米,根本不够。谭昌言只是做出一个表率,真正出大头的,是婺源当地的大族乡宦们。这是明代一个很流行的做法,一逢灾年,常有知县、知府带头捐俸,赈济灾民,当地士绅“感于”义举——或者叫迫于压力——也会纷纷捐银输粮。 在婺源县看来,你们有钱人既然想保龙脉,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 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
变法强秦,生死相扶。
孙皓晖 《大秦帝国》1
孙皓晖 《大秦帝国》1在战场上也许是个能征善战者,但这能说明什么?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不过是他一党一派的英雄,别的党派会认为他是英雄吗?仅仅是党派问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便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都梁 《亮剑》0
都梁 《亮剑》0我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总是惶惶地想向别人证明自己,甚至故意去吃亏,生怕别人怀疑我表里不一。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想讨好所有人的冲动是盲目和徒劳的。每个人都会以己度人,你永远无法让一个不真诚的人相信你的真诚。反之,你根本没必要向一个真诚的人证明你的真诚。
胡安焉 《我在北京送快递》0
胡安焉 《我在北京送快递》0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
梁启超 《李鸿章传》0
梁启超 《李鸿章传》0你呀,你这个大学生呀!你头脑太单纯了。一点儿起码的政治觉悟也没有!一张大白纸多少钱?才八分。一裁四,每张花样纸的成本才二分。可他卖多少钱呢?卖四分!那幺一张就挣两分!十张就挣两毛,一百张就挣两元!那一个月下来就挣六十元啊!我说:商场还卖五分钱一张呢!比他卖的还贵一分呢!他得设计花样儿,得设计得新颖,别人才肯买他的。还得用复写纸一张张描下来。他付出了劳动呀,总不能一分钱都不让他挣吧!再说他一天哪儿又能卖一百张之多呢?就按卖一百张算,一个月不才挣六十元幺?那也挣不成一个资本家呀!他们严肃地批评我,说我的思想越发不正确了——第一,一个干了一辈子的商场老售货员,每月才能开到六十几元。他年纪轻轻的,还对社会什幺贡献也谈不上呢,凭什幺每月就能挣到六十元?有了他这种人的存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就被破坏了幺?第二,他的行径,难道不等于是在挖社会主义商场的墙角幺?第三,如果对他这种人不加管治,放任自流,许许多多的他们,就会自发地串联在一起,就会由花样儿而其他,就会由挣六十元而挣一百元而挣几百元甚至一千元,那幺他们这样一些不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不就反而成了富人幺?对于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不就形成讽刺、伤害和打击了幺?
梁晓声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0
梁晓声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0P181 丹麦犹太人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篇,丹麦人民及其政府的表现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一无论这些国家被占与否、是否为轴心国的伙伴国、是否中立或是否真的独立。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让他们了解到,在拥有绝对暴力优势的对手面前,非暴力行动和抵抗当中凝聚着多么巨大的潜力。P185 那个“冷酷”的理想一一也许除了少数几个濒临精神错乱的暴徒之外纯粹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神话,背后掩盖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唯命是从的残忍欲望。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保加利亚比巴尔干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理由感谢纳粹德国。因为纳粹帮助这个国家通过牺牲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而获取了大幅领土。可是保加利亚却并不知恩图报,无论其政府还是人民,对“冷酷到底”政策都不够配合。这种不顺从不仅仅体现在犹太问题上。保加利亚君主制没有理由担心国内的法西斯运动“拉特尼基”(Ratnizi),因为参与的人数实在太少,而且毫无政治影响力。议会仍然是最高权力体,跟国王琴瑟和鸣。于是,他们敢于拒绝向苏联宣战,甚至连象征性的东征“志愿军”都没有派出过。不过最令人瞠目的是,在这个由各色民众混合而成的狭长地带里,纵然反犹主义在所有种族团体中都很猖獗,且早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就已经是官方政策,可是保加利亚人却并不“理解”所谓“犹太问题”。的确,保加利亚军队同意将所有犹太人——他们指定了大约一万五千人——从新近吞并的领土上遣送出去,那里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而且那里的人都是反犹的;但他们是否知道“在东部重新安置人口”的实际含义,就很难说了。早些时候,1941年1月,政府还同意颁布一些反犹法令,可是这种做法在纳粹看来却不过是个笑话:大约六千名有劳动能力的男性被征为劳动力;所有受洗犹太人,无论其何时改的宗,全部得到赦免,结果改宗潮如洪水般泛滥开来;还有约占据犹太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的五千名犹太人得到了特别优待;对犹太医生和商人推行一种十分划算的物权法定原则,因为那一般是基于城市犹太人而非乡村犹太人的比例而定。当这些措施付诸实践时,保加利亚政府官员公开宣布,目前的形势令每个人都很满意。显然,纳粹将不得不让保加利亚人明白,“解决犹太问题”有哪些要求;同时还要教会他们,稳定的法律制度和极权运动二者不可调和。对于当前的困难,德国高层一定有所察觉。1942年1月,艾希曼写信给外交部称,“有足够的条件接收保加利亚犹太人”;他建议与保加利亚政府接洽,并向外交部保证,首都索菲亚的警察随员将“负责遣送...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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