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黄册就是大明政治的一个晴雨表。黄册本身的质量和数量，足以反映政治是否清明、国力是否上升、对基层的控制是否有效
最终，无论是主流政治左派还是右派，对于接种奖励的不信任都可归结为一个信仰问题：不要贿赂别人去做你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对于右派来说，这样做是一种浪费；而对于传统的左派来说，这样做无论是对于奖品，还是得到奖品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贬低。
阿比吉特·班纳吉 《贫穷的本质》0
阿比吉特·班纳吉 《贫穷的本质》0人口迅速增多带来的最明显压力便是土地资源和粮食的供应不足。当人口增长达到土地承载的临界点时，土地和粮食便成为人口增长的最大限制因素，从而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场运动使中国人口损失了1/6。中国古代社会分层就像金字塔：统治者位于金字塔的顶点，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相关的宗室、贵族拥有特权；下面庞大的人口按士、农、工、商来划分。其实中国社会的阶层是多元的，并非绝对分隔和对立，阶层之间是流动的，这种流动可能是向上的，也可能是向下的，其中教育和财富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王笛 《碌碌有为》1
王笛 《碌碌有为》1……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汉光武宋太祖之待功臣，优之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吏，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其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桀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藉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
梁启超 《李鸿章传》0
梁启超 《李鸿章传》0自由主义民主鼓励多元化的立场和观点，但也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而极端分裂的民意会让自由民主政治陷入严重的困境。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指导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华人的生态悄悄发生改变。黎紫书以往的作品也曾触及种族政治议题，如《山瘟》《七日拾遗》等，但这类题材不是她的强项。《告别的年代》虽以1969年“五一三”事件为背景，仅仅点到为止。《流俗地》也处理这段历史，但方式不同。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反对势力在全国选举中险胜，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选后双方冲突，华人成为主要受害者。事件不仅牵涉双方种族政治，更与长期经济地位差异有关。“五一三”事件后，华人地位备受打压，华校教育成为马来官方和华人社团对峙的主要战线，延续至今。014群英细辉想想，自从父亲离世后，大辉以一家之主自居，还真的不管对谁说话，语气都越来越不耐烦了。有一段日子，外头风乱雨急，学校的老师罢课，许多反对党人被政府抓进牢里。组屋上上下下被一种莫名的紧张氛围笼罩，细辉注意到大人们眉来眼去心事重重。住十楼的宝华哥在报馆工作，每天下班回来总被许多人拦住，问事。宝华其实在报馆做的是杂差，就管着两台传真机，每天骑摩托来来回回好几趟，风雨不改地到巴士总站去等外坡通讯员的稿子。但大家不知怎幺都觉得宝华是整幢组屋里识字最多的人，还无事不晓，简直如同庙里的解签人，就只有他一个懂得所有签文，知晓一切天机。那段时期，连楼下的印度理发师巴布也会从店里冲出来问他，阿兄，今天谁被警察抓了？火箭党的人被放出来了没有？
黎紫书 《流俗地》0
黎紫书 《流俗地》0“什幺是美国的自由。我最想告诉你的总是：什幺是美国自由的代价。在新闻自由这个问题上，如果忽略一些次要的问题和争执，将会对新闻自由形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国家利益。因为在上述案件中你可以看到，真正能够对新闻自由构成威胁，真正有可能迫使新闻自由让步的，就是国家利益。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新闻自由和国家利益是互为代价的。美国人始终站在两难之间，安全与自由。在真正紧迫和严重的关口，比如说，在这个《进步》杂志案子里，我想，美国政府也是相信国家利益真的有可能受到伤害，发急了才出此下策，因为政府官员是最不便去向新闻界挑战的。几个部长也知道，这很有可能就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下赌注。他们也是没办法。这个案子的结果，美国人民在捍卫新闻自由的同时，很可能确实支付了国家利益的代价。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当然应该知道，所支付的国家利益并不是政府的，而是整个国家，也就是整体美国人民的。那幺，他们为什幺要做这样的选择呢？”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如果你的意愿是建立一个白由的社会，但结果却是普遍的奴役；如果意愿是人人平等，结果却是等级分化严重、贫富不均悬殊；如果意愿是一个道德纯洁的社会，结果却是伪善和腐败的蔓延；如果意愿是安全与稳定，结果却是人人自危和动荡不安，那幺，你作为政治家就是不合格的。以这个标准来看，恰恰是那些信念伦理的信徒最为失败，他们怀有崇高的意愿，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失败之后也常常推脱责任，怨天尤人，这就是韦伯所称的“政治婴儿”。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0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0一个更广泛的共识似乎是，人们根本就不能够下判断，起码当对象是声名显赫的人时。辩论的过程总是如出一辙：从证据确凿、可以证明的细节，一下拐进了普遍性，结果人人都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有罪的。本来霍赫胡特控诉的是某一个历史上的确有据可查的教皇，可是人们偏偏要指控其针对整个基督教，又或说：“完全有理由提起更为严重的指控，不过被告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罗伯特·威尔驰语）。或者在对于通常能影响判决结果的“细节”面前，提出一个“全貌”说。这样一来，所有细节组成了环环相扣的连续画面；结果，除了照搬被告当初的做法，你别无二选。如此这般的一个全貌，就是犹太民族的“隔都心态”，它遮蔽了真实发生过的一切。在政治框架内，想象某个民族集体有罪或者集体无辜，就属于这些不起任何作用的、空洞的普遍化倾向。如此一来自然也就无须下判断，从而避免了紧随其后的风险。即便人们能够理解那些被灾难直击的群体——基督教会，“最终解决”时期的犹太领导层，“7·20事件”中的人——也很难如人们期望的那样行事；于是人们普遍不愿意作出判断，回避一切应尽的、强加的个人责任，乃至最终很难解释此类动机。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句子抄安卓版
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