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记者，我一直以来更想成为一名作家。五六岁时，除了作家，我甚至想象不出自己会从事其他工作。我想成为作家，我知道自己要成为作家，但心里的这种冲动总是被无情地打击。这种打击来自于金钱的问题，来自于家中经常发生的对话：“哼，作家，什么作家！你知道作家要卖多少本书才不至于让自己饿死吗？你知道作家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出名，才能卖出自己的书吗？”母亲总和我说起杰克·伦敦，说他虽然只想写作，却也不得不出去工作，他做过服务员，还去过阿拉斯加淘金。有一天，她把杰克·伦敦的半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丢到我面前，说：“看看这本书！看看成为一名作家要付出多少辛苦和代价！”读完《马丁·伊登》，我被吓住了：成为一名作家真的如此困难吗？后来我又听说，托尔斯泰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作家，是因为出身贵族，家境颇丰。写作期间，托尔斯泰还能去属于自己的林子里打猎，享用仆人们为他冰镇在雪地中的香槟。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靠赌博维持生计，普鲁斯特则拥有大量房产与财富。这些都是布鲁诺伯伯告诉我的，他是我父亲的大哥，当时也是一名记者。他还说：“首先要生活，然后才是写作！如果连什么是生活都不知道，你还能写些什么？”所有人都想让我打消当作家的念头，想让我知道写作是富人和老人的特权。我是当不了作家的，因为当时的我年轻又贫穷。于是我相信，想要成为作家，就必须等到自己有钱并到了一定的年龄。这种想法伴随了我一生，也毒害了我一生，导致我浪费了数十年的宝贵时光。由于这个想法，我开始考虑成为一名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