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家托马斯·巴纳多称，26日那天在弗劳尔迪恩街32号的公共厨房里，他遇到过伊丽莎白和其他几位妇女。作为一名关怀儿童福祉的运动家，巴纳多此行本来是想听取这些妇女在寄宿屋中带着孩子生活的经验，并和她们探讨改变命运的方法。然而，女房客们更热衷于讨论白教堂谋杀案，她们“似乎对此感到非常害怕”。其间，一个“明显喝过酒的可怜女人痛苦地喊道：我们都在做不好的事，没有人关心我们会碰上什么。也许下一个被杀的就在我们里头！如果过去那些年里有人出手帮一把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事后，巴纳多声称，他相信这个说话的女子很可能就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事实上，这些女人都可能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当然了，伊丽莎白也竭尽全力想要成为所有这些女人——她扮演着每个人，但谁都不是真正的她。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口中的故事变来变去，她过去的经历改了又改，她认识到这个世界既不关心她，也不在乎她的死活，于是她选择利用她的无名作为武器，让自己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