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夫蒂莫夫和别尔嘉耶夫的两段话最清楚地为我们界定了作品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 地下室人不仅是揭露者，也是被揭露者。[…]当他还在揭示对个体独立性的需求何以不可动摇，还在捍卫意志自决的彻底自由，作者和地下室人就在一致行动，这时他们是盟友。[...]但他[作者]发现并指出，这种[个人自我意识]力量恰当和最高的表现形式并不在于地下室人的立场，不在于利己主义的苛刻要求，不在于对世界和人的毁灭性拒绝，而恰恰在于对立的极点：在于爱和自我献身的欢愉。 地下室人在其辩证法中所否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自己的正面世界观中也加以否定。他彻底否定人类社会的理性化，彻底否定任何把安宁、理智、幸福置于自由之上的企图，否定未来的水晶宫，否定未来建立在泯灭人之人格基础上的和谐。但他带领人继续走任性和反抗之路，为的是揭示：在任性中自由会被消灭，在反抗中人会被否定。[…]地下室人的观念的辩证法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观念辩证法的开端；它在这里开始，而非结束。其积极的结束呈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