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做过这样的试验:我能不能经受住哪怕某某人看自己的目光,结果总是我头一个低下眼睛。这使我感到痛苦,痛苦得都要发疯了。我生怕被人耻笑,而且怕到了病态的程度,因此有关外表的一切,我都奴隶般地墨守成规;热衷于随大流,打心眼里害怕奇装异服,害怕有什么异乎常态的地方我是一个病态的思想发达的人,一如当代思想发达的人常有的情形那样。可是他们大家却十分愚钝,就像羊群中的羊一样彼此相像。也许,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总觉得自己是懦夫和奴才;而我之所以觉得这样,就因为我思想发达。但不仅是觉得,而且是事实上确实如此:我是个懦夫和奴才。我说这话丝毫也不觉得羞耻。当代任何一个正派人都是而且应该是一个懦夫和奴才。这才是他的常态。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就是这么被制造出来,也是这么被安排好了的。而且不仅在当代,由于某种偶然的环境使然,而且在任何时代,一个正派人都必定是个懦夫和奴才。这是人世间一切正派人的自然规律。如果他们中有什么人斗胆地干了什么事,那,但愿他不要以此自慰,也不要以此而沾沾自喜:遇到另一件事他肯定会心虚胆怯。惟一而永久的结局就是这样。敢于耀武扬威的只有蠢驴和它们的杂种,然而,就是它们也有一定限度。对它们不值得理睬,因为它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窗外看不见道路,也看不见墓地和菜园。风雪在院子里咆哮,空中扬起一片雪尘。雪仿佛是一匹白色的织锦,从天上接连不断地旋转着飘落下来,犹如一件件尸衣覆盖在大地上。这时,存在的只有一个无与匹敌的暴风雪的世界。
帕斯捷尔纳克 《日瓦戈医生》0
帕斯捷尔纳克 《日瓦戈医生》0等他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中心课题。现在的我,仅靠着这么一根细线辛苦地生存下去。如同在爬下首都高速路的紧急楼梯时见到的蜘蛛一般。在脏兮兮的铁丝网的角落,织着粗陋的网,然后屏息等待的一只小黑蜘蛛。桥下刮过的风摇动,那张满是污物的网,就这么四下飘散了。看见这个的时候,青豆觉得很可哀。但是现在自己也处于和那只蜘蛛相同的境遇。
村上春树 《1Q84》0
村上春树 《1Q84》0夕阳落得灿烂时,流溢的金光给人一种清新光艳的感觉,有如剥新鲜蜜橘时,四溅的汁液,带着股说不出的芬芳。 而如果它被大气中肮脏的烟霭裹挟着,夕阳投射出的光影,就是浊黄的,好像流出了大鼻涕。于晴秀她们一出屋子,夕阳甩来的,就是落得不随心时,鼻涕似得余晖。
迟子建 《白雪乌鸦》1
迟子建 《白雪乌鸦》1第28页在美国多如牛毛的法律之下,我们发现,中国人常常以“好”、“不好”、“坏”这样的字眼去作道德评判的事情,在这里往往是通过立法尽量把它归入法律的范畴,并且使之深入人心。所以,刚来的时候,和美国人聊天,立即发现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我们在评论一件事情“好”和“不好”的时候,他们经常只是简单地说:“这是合法的”以及“这是非法的”。第43页直到我踏到美国的土地上,我还以为,美国人把言论自由看作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因为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的理解:正是为了保护在任何时间空间里有可能存在的“潜在真理”,所以,才不给任何人以绝对真理自居,并且迫使别人服从的权力,或者像我们以前熟悉的说法,真理越辩越明。可是你一定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美国人心中的言论自由,与真理不真理根本不沾边。美国的《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的关键就是:言论自由与真理完全无关。其实很多国家的先发都有言论自由这一条,并不是什幺稀罕玩意儿。那幺,美国的《权利法案》有什幺特殊的的地方呢?它的特点就是规定了政府不得立法剥夺这种自由。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借口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或其他任何非常状态,去剥夺或限制人民的宗教、言论及出版自由。为什幺呢?就因为美国人对于这些权力的理解与我们当初的理解大相径庭。他们认为,这些自由式基本人权,即,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如言论自由,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跟发表言论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恶棍没有关系,这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误也毫不相干。哪怕他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哪怕假设有一种方法,可以鉴定出他的思想不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绝对谬误,他作为一个人,还是有权利说出他的想法。说出来,是合法的。第63页这种情况究竟为什幺一再在历史上重演呢?究竟是走到哪一步就出了岔子呢?言论自由的关键是什幺呢?我想,关键就在于它的“内容中性”原则,就是...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或者,再次前往,充满神秘的森林呦——直走到我熟悉的地方:那里棕褐色的死水还在浸泡,泡软了陈年的叶子,几度明媚春天的叶子。 正是在那里,我的百无一用的决心,才能得到最好的休息,而我的思想也逐渐萎缩变小,最终变得微不足道。
安德烈·纪德 《田园交响曲》0
安德烈·纪德 《田园交响曲》0马克斯·韦伯曾以“世界的祛魅”来表达超验秩序的解体,但泰勒提醒我们“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它们也给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成为现代文化深刻的困境。西方历史上有许多敏锐的思想家警觉到现代人的意义迷失及其隐患,泰勒在本书中也有所列举。比如,托克维尔曾告诫,民主时代的人们往往寻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尼采指称的“末人”(last man)则是现代文明没落的最低点,他们除了“可怜的舒适”“软绵绵的幸福”之外,生命没有任何抱负。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0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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