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的民粹主义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压民间批评意见当然不限于民粹主义政府，但公民社会中存在反对力量的事实，会对民粹主义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征性难题”：这会瓦解他们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因此，他们竭力需要“证明”所谓的公民社会根本不是公民社会，“证明”任何民间的反对都与“真正的人民”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幺普京、欧尔班和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总是试图将异议组织“鉴定”为受外来势力操纵或者本身就是外国间谍的组织。为了制造统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垄断的人群必须被噤声或名誉扫地，或者促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将他们从“纯粹的人民”中剥离出去（近几年来，大约有10%的波兰人、5%的匈牙利人移居国外）。由此，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粹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反讽：当权的民粹主义者恰恰犯下了他们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种政治罪，即排斥公民和篡夺国家，他们最终会做出所谓建制派的行径，只不过合理化辩护或自觉意识的色彩更浓重。因此，认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