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无论食品上的糖衣,还是信仰、酒店、想法、餐馆、电视上的“糖衣”,都与恶俗的本质很接近。的确,T. S. 艾略特说过:“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真实”,而美国人对真实的承受能力还要再减半。
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
毕淑敏 《恰到好处的幸福》1
毕淑敏 《恰到好处的幸福》1我们不应该满足于任何一个我们已经达到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应只囿于“伟大”,我们有时会虚伪、笨手笨脚和缺乏信仰,但是我们从不绝望。在每个神志清醒的时刻,我们都决不会放弃对伟大的追求。
爱默生 《善待命运》0
爱默生 《善待命运》0世界是分为心和物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心是什么?物又是什么?心是从属于物的吗?还是他具有独立的能力呢?宇宙有没有任何的统一性或者目的呢?它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演进的呢?究竟有没有自然律呢?还是我们信仰自然律仅仅是出于我们爱好秩序的天性呢?人是不是天文学家所看到的那种样子?,是由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成的一块微小的东西,无能地在一个渺小而又不重要的行星上爬行着呢?还是他是哈姆雷特所看到的那种样子呢?也许他同时是两者吗?有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而另一种是卑贱的呢?还是一切的生活方式全属虚幻无谓呢?假如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它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实现它呢?善,为了能够值得受人尊重,就必须是永恒的吗?
伯特兰·罗素 《西方哲学史》1
伯特兰·罗素 《西方哲学史》1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而言,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因祖先崇拜或宗族制度而被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一般而言,较少会出现个体性的“死亡焦虑”。因为个人的死亡总是和一个更大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个人的死亡可以通过家族来获得某种生命的延续性,从而短暂的个体的死,转化为漫长的共同体中的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如此强调祖先庇佑和香火延续的问题。其实,这也和中国人应对“死亡焦虑”的信仰需求有关,把个体的问题转化为群体的问题,而集体主义的观念往往能满足这样的需求。
成庆 《人生解忧》0
成庆 《人生解忧》0赶回汽车站。车上几台录音机播出“黄色小调”,交响震彻车厢,青年男女,搂作一团。在中央首长眼里,半座贵阳的青年可谓流氓,正如半座北京的青年可曰反革命。他们当然不妨碍我,靡靡之音也比红色样板音乐来得顺耳些哩。不过我们也无共同语言。现代以来,已无所谓绝对的标准:信仰、品级、理性、经典坐标系,统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几年后的今天,我开始相信,一个作家的不稳定性比他任何尖锐的观点更为重要。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地朝三暮四。为什么几年前我们热衷的话题,现在已经无人顾及。是时代在变?还是我们在变?这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却说明了固定与封闭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作家的不稳定性取决于他的智慧与敏锐的程度。作家是否能够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怀疑主义者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命题的对立面,都存在着另外一个命题。这句话解释了那些优秀的作家为何经常自己反对自己。作家不是神甫,单一的解释与理论只会窒息他们,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去发现一切可以使语言生辉的事物。无论是健康美丽的肌肤,还是溃烂的伤口,在作家那里都应当引起同样的激动。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0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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