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得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李鸿章于（甲午年）八月十四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平心论之，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其始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咎一；既许立约，默认其自主，复以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咎二；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依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咎三；聂士成请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捣韩城以制敌，而不能用，咎四；高升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咎五；鸿章将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咎六；彼又将自解曰：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虽然，此不过不能扩充已耳，何以其所现有者，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并纪律而无之夜，咎七；枪或苦窳，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军无统帅，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