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论文后的那个周末我回到巴克峰。回家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和爸爸争论起来，他说那辆车是我欠他的。这件事他只是随口一提，但让我歇斯底里地发了狂。生平第一次，我冲着父亲大喊——不是因为车，而是韦弗家事件。我气得喘不过气来，我的话不是说出来的 ，而是哽咽抽泣吐出来的。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那样吓唬我们？你为什么那么奋力地和想象出来的怪物作战，却对自己家里的怪物无动于衷？爸爸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很是震惊。他的嘴耸拉着，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抽搐着，仿佛要抬起它们来做点什么。自从那次他蹲在我们失事的旅行车旁，看着母亲肿胀的脸，因为电线在金属上传导致命的脉冲而不能触碰她，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无助。出于羞耻和愤怒，我一走了之，一路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几个小时后父亲打来电话。我没有接。对他尖叫无济于事；不理他或许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