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时还会想起董林肯和徐守廉。我觉得这是两个对艺术的态度极其认真，像我前面所说的，虔诚的人。他们身上没有一点明星气、流氓气。这是两个通身都是书卷气的搞艺术的人。 认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