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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诗经》上有一句也许是农夫所说的祷告辞，大意是：“降雨先至公田，尔后再及私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周朝兴盛时期以及更悠远的年代，或许确实有这样的立场，但是现在是肯定不会有农夫或其他什么人祈求老天“先”降雨到“公田”了。我们常常被告之，中国实质上是采取家长制的统治方式，要求其臣民像子女一般服从于统治。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到一句格言：“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人人。”可他并没有正确理解其含义，而把它改成：“人人为自己，上帝也为他自己！”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0

中国人与西方人风俗的最突出的差异，就在于如何对待病人。某人得病的消息就是一个行动信号，来自四面八方的探视，都会强加于病人身上。探视者的人数是与病情严顶程度成正比，病情越重，探视者也就会越多。此时，谁也不会想到，病人自己需要安静。而且说来奇怪，似乎谁都不需要安静。那么多前来探视病人的客人，需要热热闹闹地迎送、招待。有些人担心病人不久就会死去，而痛哭不止。尤其是和尚、尼姑以及其他驱鬼的巫师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面对这样一种环境，还不如死了更好。当一位尊贵的法国夫人对前来探视的人说：“她正在死去，请原谅不要打扰。”西方人一定对之抱有深深的同情之心。而在中国，决不会有人道出这样的恳求的。即使有，也不会被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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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的东西很多，国家的政治领导者认为需要海军、陆军和兵工厂是当务之急，而对中国怀有良好愿望的外国人则认为，显然她最需要货币、铁路和现代科学教育。但是，若进一步分析这个帝国的境况之后，我们难道不能发现她最深切的需要不是多一些人类的同情心吗？她需要对孩子同情，尽管人类从未意识到，可十八世纪以来，它已逐步成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她需要感受到对妻子和母亲同情，这种同情十八世纪以来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并且深入人心。她需要把人当做人来看的同情，她需要懂得仁慈之心是有如天国的甘霖般美好的品质，既祝福于行善者，也降临于接受者一塞涅卡称这种神圣的情感为“心智的缺陷”。它是一种美德，一个经常体现这一美德的人最接近于上帝。基督教精神的影响已经充分培育了这朵仁慈之花，它将充分开放，开满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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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乏同情，还表现在他们的大家庭生活方面。尽管每家每户的情况有所不同，从自然状态下来考察，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们也不可能过得非常幸福，因为家庭成员彼此缺少感情上的交流，而这一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对一个家庭的团结和谐恰恰非常重要。中国人的家庭只是个人组成的团体而已，就像一个协会，他们持久稳定地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家庭在我们看来根本不是家庭，他们兴趣各不相同，彼此也相差很大，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没有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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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看去，把全人类都有的身体部位“脸面”，来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可能让人觉得十分荒谬。但是在中国，他们所讲的“面子”，可不仅仅指的是脑袋上朝前面的那一部分。它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多种复杂含义的名词，其内涵之丰富，比我们目前所能描述的或者所能理解的还要多。为了大致理解“面子”的意思，哪怕是作一个不全面的理解，我们也必须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是一个普遍具有爱演戏本事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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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也始终是沉默寡言的。一点儿极小的火星也会燃起一场燎原大火，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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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对中国人礼节中的种种繁文缛节置之不理，因为那些礼节所表达的全都是各种规矩，但是，我们却依然可以从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方面学到很多东西。保持我们的真诚，抛弃我们的粗鲁，这完全是有可能做到的，西方人坚定的独立精神中若是再融入一些东方人的儒雅，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然而，许多西方人却似乎永远也无法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事物。笔者的一位熟人在巴黎居住多年，不知不觉地接受了那个都市的举止习惯。当他回到伦敦的时候，他仍然按照老习惯向他遇到的每一个朋友脱帽鞠躬。有一次，一位朋友对他的这种致敬方式做出了非常无情的回应：“看清楚了，老朋友，这儿可不是你的法国猴子耍戏的地方！”谁若是能将东西方的精华集于一身，谁若是能在狭窄的、常常是荆棘丛生的中庸之道上安然前行，他就将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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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关于责任观，常被视为中闻各项制度永恒不变的原因之一。它给每一个中国人都带着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各级官员和平民也因为他们从未参与或根本不晓得的事情受到处罚，就像我们在前文所提及的例子一样。这种做法，就不得不导致各种公正原则被破坏殆尽。它还能直接导致从高级到初级所有的官吏都掌握了一套弄虚作假的手段。如果一个官员必须对一些自己无法负得了责的犯罪负责，或者，他一直没有对这些情况投入足够重视，那么，他如实汇报情况的话，还是要受到严厉、不公的惩处。这就完全颠倒了公正原则，违背了人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即使本该负责，他也要千方百计掩盖真相，以逃避责任，过分要求人们彼此负责，这一原则被滥用，足以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弊政和缺乏公正。对此，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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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国人视中国的古典作品大致上相当于正统的基督徒视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他们认为其中囊括了过去所有的精华、最美的智慧以及从古到今都普遍适用的一切真理。虔诚的基督徒根本不相信《圣经》还需要增加些什么，而中国儒家子弟更不相信中国的经典还需要有所增补。基督徒与儒家子弟都认为，一切都尽善尽美，还想去谋求更好，那是不可能的。正像许多虔诚的基督徒用《圣经》的“经文”来解释一些《圣经》作者从未想过的事一样，儒家学者也有这样的能力，也经常能从“古圣人”那里找到现代政府一切现行政策的依据，以及古代数学乃至现代科学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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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两极分化悬殊的国家。富有的人和穷苦的人、高级知识分子和愚昧无知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环境里。成千上万贫困无知的人，就像井底之蛙，头上的天空只是很狭小的一块，头脑自然含混不清。他们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没有去过10里以外的地方，也没有想过要过上比周围人更好的生活。人类天生具有的好奇心，在他们身上好像已经泯灭了。即使他们知道，在离他们家不到1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外国人，他从哪儿来、他是谁、他想做什么，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生存下去，凡是与粮食价格无关的事，都没什么意义。他们不去管人有几个灵魂，他们只是淳朴地相信，坏人在来世会变成狗和虫，身体最后会变成泥土，灵魂（如果有的话）会消失。他们的生命由两部分组成：肚子和钱袋。这种人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你没有办法让他理解他没听过的、没见过的、也没有概念的事物。对他来说，生活只是一连串的事实，绝大多数还是不称心如意的。至于涉及事实以外的东西，他立刻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在他看来，人的肉体是独自存在的，与心理和精神因素毫无关系。这种人处在完全麻木的状态，要想把他们解救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展示一种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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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个中国人问题，如果他没有受过教育的话，那么只会令他惊讶。他没有心理准备，不懂也不想懂你的想法。对于你的问题和想法，他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适应，以便进入新的状态。他的头脑就像架在已经腐朽炮架上那门生了锈的炮，瞄准前先要花费精力调整方向，而最终还是打不响。比如说，你问他：“你多大了？”他会很茫然地看着你：“你在问我吗？”你说：“是的，我是在问你。”确定了你真的在问他，又问：“是问多大岁数了吗？”你点头：“是的，是问多大岁数了。”他再一次调整注意点，又确认道：“是问我有多大岁数了吗？”你说：“没错，是问你多大岁数了。”直到这时，他的炮才正常运转，对准了目标，告诉你：“58！” 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是中国人思绪含混的一个突出事例。譬如，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你在面包里为什么不放些盐？”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在面包里从来不放盐。”“你们的冷冻食品都很好吃，为什么冬天就吃不到了呢？”“没错，我们不留冷冻食品到冬天吃。” 有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事物的缘由的人是快乐的。”但是，如果他曾居住在中国，他的格言可能就会变成：“试图知道事物缘由的人是在自寻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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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相信坏人来世会变成狗或虫子，他们也真诚而简单地相信自己死后，躯体会化为尘土，而灵魂——如果有的话——也会弥散在空中。造就了西方所谓“务实的人”的种种力量最终造就了他们这种人，他们的生活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胃，一个是钱包。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无法理解自己没见过、听过的东西，对这样的东西自然就没有概念了。生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事实，绝大多数还是令人不快的事实。对于事实之外的东西，他马上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偶然地拜拜他本不相信的神，或者施舍点吃的给那些不认识的人，就足以满足他的依赖本能。不过，这种本能是否寻找这种表现形式，则主要取决于他的周围环境。对他来说，人类生活的物质因素可以独自培养，完全排除在心理和精神之外。将这种人从麻木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便是输入一种新生活。新生活会向他们传达由基督教早期主教揭示的崇高真理：“人是有一个灵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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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考察，中国人对我们来说或多或少仍将是一个谜。我们只有在心中坚信，中国人与我们相比生来就是“神经麻木”的，我们才能够理解他们。这个意味深长的推断如何影响这个民族与我们将来的关系，我们不想妄加猜测，但这种影响肯定会与日俱增。至少从整体来说，我们相信适者生存。在20世纪的各种竞争中，究竟是“神经过于紧张”的欧洲人，还是永不疲倦、不紧不慢而又表现冷漠的中国人最适于生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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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可以算作“大洪水前的人”。像受雇于茶馆用来吸引和挽留顾客那样的好的说书艺人，使人想起了尼生①的长诗《小溪》。顾客出出进进，他却一直在讲。唱戏也一样，有时要一连演上好几天，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演相比要略逊一筹。有人告诉我们，他曾在曼谷熬过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戏！中国人的杂耍技艺，如果演得好，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开场之前有一段漫长而无趣的话，于是，不等表演结束，外国观众就直后悔。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宴席，菜肴的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想象，经历过这种宴席的所有外国人都有感到惊恐绝望，尽管中国人还感到这种享受太短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是句最为忧郁的格言，尽管对于那些中了这些圈套的不幸的“蛮夷”来说，这个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的一般规律在每次筵席中总是绝望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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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用自己并不熟练的汉语同中国人交往了一段并不长久的时间，那么，你就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假如仅仅是听中国人说话，那么，你是不可能真正了解他们的意图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假如你精通了汉语，能听得懂所有的词汇和俗语，甚至是能够把你听到的每一个句子写下来，即便如此，你也无法准确地了解说话人内心的意思。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说话人原本就不想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只会叙述一些与此相关的事情，希望你可以从中推论出全部或部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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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本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理的绝对漠视，是中国人心灵中一个最可悲的特点，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一个没有精神的灵魂，一个没有生命的精神，一个没有起因的宇宙，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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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习本能的种族，戏剧几乎是唯一的全民娱乐的方式。一个人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面对两三个人，他也会像是面对一大群人那样说话，他会大声说道“我是当着你的面说的，你、还有你，你们都在这里。”如果他的麻烦事得意解脱，不就会体面地“下了台”。问题不在于事实，而永远在于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道出了漂亮的话语，演习的要求便得到了满足。（面子）2.礼节就是以善意的方式表达出真实善意。中国人对外国人表现出礼节（如同他们相互之间表现出的礼节一样），更经常的是一种欲表明自己深谙得体举止之道的愿望，而不是想使客人感到舒服。主人会说，要怪也只能怪你们自己，而在他看来，他毫无疑问地已经尽到了他的地主之谊，他在合适时候的合适举止是无懈可击的，没人能挑出什么不不周之处来。（礼节）3.中国人在遇到同伴的时候会说，吃饭了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这种场合下却说，你做的怎样？（how do you do？）做事是英国人的生存常态，吃饭确实中国人的生存常态。(这一段写的有趣！)（漠视时间）4.如今的中国人，全身上下最满意的就是自己的辫子。（保守）5.。。。英国军队1860年进攻北京的时候，所用的骡马是从山东省的中国人手里买来的；天津和通州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归降敌方，许诺满足英法联军的一切需求，只要自己的城市不受侵犯；为外国联军提供那些最不可或缺的苦力活的中国人，是从香港雇来的，这些苦力被中国人俘虏之后，又被还给英国军队，只是头上的辫子被剪掉了——这些现象不难让人感觉到在中国，即使存在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其含义也与盎格鲁怒撒克逊人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这一段若是是公正的，火烧圆明园什么的。。。哎。。。中国人，怎么说你才好！）（缺乏公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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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满目皆是那种表示幸福的符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不长的体验就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幸福的确全都是外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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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看到一个有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老人在伤心地哭泣。这个情景实在太奇怪了，旅行者不由得停下来，问老人为什么哭，他得到的回答令他惊讶不已，白胡子老头说，他的父亲刚刚用鞭子抽了他！“你父亲在哪儿？”“就在那边。”老人回答。旅行者骑马沿着老人所指的方向走去，果然看到一个更老的老头儿，胡子更长，也更白。旅行者问：“那个人是你儿子吗？”“是我儿子。”“你打了他？”“没错，我打了他。”“为了什么呢？”“因为他胆敢顶撞爷爷，如果他再这样做，我还要更厉害地抽他！”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在中国人的生活背景之下，它也就不再是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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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喊大叫地发出命令或发表评论，是中国人的一个习惯，而且似乎是根深蒂固的。用正常的声调去劝告他人，停顿片刻以倾听对方的反应，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在心理上不可能接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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