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境况》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句子抄

共收录428个《人的境况》的句子：本页收录的《人的境况》名言名句/《人的境况》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人的境况》语录可以了解《人的境况》的特色。

有形之物当中最不持久的东西是那些为生命过程所需的东西。这些东西几乎在生产的同时就被消费掉了，用洛克的话说，所有这些“真正用于人的生命”，用于“维生之必需”的“好东西”，“一般都是很短命的，如果它们不被使用，也会自行腐烂和消亡”。在世界上作短暂停留之后，它们就要么被人的动物生命过程所吸收，要么以自行腐烂的方式，回归于产生它们的自然过程，由于获得了一个人为的形状，它们在这个人造物的世界上取得了一个短暂的位置，但又比世界的任何其他部分更快地消失了。就世界性而言，它们是所有事物当中最不具有世界性同时又最接近自然的东西。虽然它们是人造的，但它们来来去去、产出复而消费的过程，与自然界不变的周期循环过程最为一致。循环是生命有机体的运动方式，人体也不例外，只要它能经受住这个弥漫其存在并让它活着的过程。生命是个无所不在地消耗着耐用品，磨损它，把它用光耗尽的过程，直到最终死亡（所有微小、单一、往复的生命过程的结局）后，返回到自然界无所不包的巨大循环当中。在那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有自然物都一成不变地，无休止地重复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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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辛苦愁烦”和与生活必需品“融为一体”的愉悦，在生物生命循环（生命循环的重复节奏，限制了人以独一无的线形运动方式前进的生活）的最基本层次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艰辛的完美消除不仅剥夺了生物生命最自然的快乐，而且剥夺了人生命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人类的处境就是如此，辛苦操劳并非不改变生命本身就能去除的症状，相反是生命本身的模式，生命与束缚它的必然性相伴，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凡人来说，“神的惬意生活”也许是毫无生气的生活。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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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对必然性的胜利总是被归功于劳动的解放，即劳动动物被允许占领公共领域的事实，可是，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着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开展现，其结果便是我们委婉地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大众文化根深蒂固的难题在于普遍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和消费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动物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而这种幸福只有在生命过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释放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时才能获得。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幸福的普遍渴求和普遍的不幸（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表征，表明我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劳动社会中了，只不过它缺乏足够的劳动让人心满意足。因为只有劳动动物（而不是工匠和行动者）才一直想要“幸福”，并认为有死之人是能够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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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思想象它所激发的艺术品一样无用。甚至思想不能把这些无用的成果据为己有，因为它们以及所有伟大的哲学体系都几乎无法严格地被称为纯粹思考的结果，因为艺术家或书写的哲学家必须中断思想过程，才能把思想转化为作品的物质形态。思考活动像生命本身一样无情和周而复始，思想是否有意义的问题与生命是否有意义的问题一样是无法解答之谜；思考过程如此深地弥漫于人的整个存在，以至于它的开端和终结就相应于人生命本身的开端和终结。因而，思想虽然激发了技艺人在创造世界方面的最高级生产，却决不是技艺人的特权；只有在技艺人超出他自身的限制，好高骛远地开始生产无用的东西，生产与物质和理智需求无关，与人的肉体需要乃至对知识的渴求都不相干的东西时，思想才真正开始成为他艺术灵感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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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从无机物中发端，对于无机过程来说是一个无限不可能的事件，正如从宇宙变化的角度看地球的形成，或从动物进化的角度看人类生命的出现，也是无限不可能的事件一样。新事物总是以颠覆统计学规律和概率的形式发生的，而对于一切现实的日常目的来说，规律和概率就等于确定性，因此新事物总是以一种奇迹的面目出现。人能够行动的事实，意味着总是可以从他身上期待未曾预料的事情，他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一点又之所以是可能的，仅仅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诞生都为世界带来独一无二的新东西。就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而言，真的可以说在他之前，无人在此。如果行动作为“开端”相应于诞生的事实，如果它是诞生性（natality）的人类条件的实现，那么言说就相应于差异性的事实，是复数性的人类条件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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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性天才那里，人比作品高贵的状况颠倒了，以至于他发现他自己，一个活生生的创造者还要和自己的创造物竞争，虽然他比它们生得早，但最终它们比他存在得更长久，这与其说是天才的光荣，不如说是天才的困境。因为所有真正伟大的天赋都保有的荣耀是，具有天赋的人总是比他自己完成的产品更高贵，至少他是创造力的活的源泉；这个源泉来自他是谁，并始终独立于实际的工作过程和他所成就的事物。天才的这一困境是如此真实，在文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作者和作品次序的颠倒登峰造极；最让人气愤，而且有时在民众身上激起的怨恨多过在知识分子身上激起的虚假优越感的是，甚至他们最槽糕的作品，都很可能受到比他本人更好的待遇。而“知识分子”的标志恰恰在于他不受这种“可怕羞辱”的触动，结果真正的艺术家或文学工作者“感到他变成了他作品的儿子”，他注定了要“从如此这般地被局限于其中的一面镜子里”来观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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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之间的界线、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相当模懒了，但这两者还是不应该混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为之斗争的工会，有责任使自身最终融入现代社会，特别是有责任在经济安全、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方面得到显著提高。但就工会在要求社会变革的同时要求与社会相应的政治组织变革而言，它们从来都不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大部分时候都是利益集团，与代表其他社会阶级的政党没有什么不同。区别仅仅出现在少数的和决定性的时刻：当革命进程突然表明，这些人如果不受官方政党纲领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就会有他们自己的关于在现代条件下民主政府如何可能的看法的时候。换言之，政治组织和工会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和经济要求的强弱程度，只在于是否提出一种新政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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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彻底非柏拉图式的、使几何学屈服于代数的处理方式，这种方式透露了把地球上的感觉材料和运动化为数学符号的现代理想。没有这种非空间的符号语言，牛顿就不可能把天文学和物理学统一在一种单一的科学中；或换言之，提出一种同等适用于天空中的天体和地球上的物体的运动的引力规律。甚至在那时就很清楚，现代数学在它业已激动人心的发展中，发现了人类以符号把握空间维度和概念的惊人能力，否则那些维度和概念充其量只能被思考为对人类心智的否定，从而表明人类心智的界限，因为它们的浩瀚是纯粹凡人的心灵所不及的，凡人的存在只能占据一段不重要的时间和始终被限定在宇宙一个并不太重要的角落。比处理这些不能用心灵的眼晴“观看”的东西更意义深远的是，新思维工具为一种在实验中与自然接触和打交道的全新模式开辟了道路，在此方面它要比它帮助设计的所有科学工具都更崭新和更有意义。在实验中，人实现了他新赢得的、从受地球限制的经验中摆脱出来的自由；不是按照自然给定他的样子来观察自然现象，而是将自然置于他自己的心智条件下，即置于他新赢得的一种普遍的、天体物理学的视野中，一个外在于自然自身的宇宙立场之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数学变成了现代的领导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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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或实在都不是给定的，它们没有哪个是如其所是显现的，只有干预现象，废除现象，才有希望获得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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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从现代开端到我们自己的时代的突出特征中，我们都能发现技艺人的典型态度：他对世界的工具化，他对工具的信任，对人工制品制造者的生产力的信任，他相信手段—目的范畴适用于所有范围，他认为每个问题都可以用功利原则来解决，每一种人类动机都可以还原到功利原则；他的独立促使他把任何给定的东西当成材料，并把整个自然当成“一块巨大的织布，我们可以任意裁剪来重新拼制出我们喜欢的任何东西”；他把理智等同于创新，也就是说，他鄙视所有“一开始不能用于人造物品的制作，特别是不能用于制造工具的手段，并无限地改进这种制造”的思想；最后，他毫无疑问地把制作等同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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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与边沁观点相对的休谟也深知，要让快乐成为一切人类行动的最终目的，就必须承认真正指导人类行动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不是欲望，而是恐惧。如果你…问，为什么某人想要健康，他就会回答你，因为生病是痛苦的。如果你再追问下去，想知道他憎恨痛苦的原因，他就无法回答。这就是最终的目的，不可能再参照任何其他对象来评价。”不可能回答是因为只有痛苦是完全不依赖任何对象的，沉浸在痛苦中的人，除了真正感觉到的只有他自己以外，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快乐享受的不是快乐本身，而是它之外的事物。痛苦是内省所发现的唯一内在感觉，它独立于经验对象的程度，可与逻辑和数学推理不证自明的确定性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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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与格言警句中所谓思想家远离现实也能保持独立本色的说法相反，在专制条件下，没有哪种人类能力比思想更易受伤害，实际上在专制下，行动要比思考容易得多。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经验，思想一直被错误地假定为只属于少数人(我敢断定这些人不会在我们时代就变得更少)。或许这种状况对于世界的未来无关紧要，亦或紧要程度有限；但对于人类的未来却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对积极生活内的每种活动来说，除了经验的活跃程度之外没有其他的检验方式，除了纯粹活动性的程度之外没有其他衡量标准的话，那么思考本身也许在活跃性方面超越了积极生活内的所有活动。任何对此事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加图(Cato)的话是多么正确：“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最为活跃，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最不孤独。”(Numquam se plus agere quam nihil cum ageret, numquam minus solum esse quam cum solus e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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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已经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劳动的赞美，并导致整个社会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劳动者社会。从而，这个愿望就像神话故事中的愿望一样，在它实现的那一刻就自我挫败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即将从劳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社会，并且这个社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值得它去为之争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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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值得它去为之争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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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既然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于SAT数学和语言分数的影响是相同的，那么语言高分和数学高分相应的政治参与度，就清楚说明在特定的学科领域和对政治参与的预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当然，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指出相关性更不能证明存在因果性。但是有更复杂语言能力的人更愿意参与公共生活，而所受教育偏重科学的人公共参与的意愿下滑，无疑是阿伦特所预见到的危险消极状况的一个信号。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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