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境况》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2页__句子抄

共收录428个《人的境况》的句子：（第2页）本页收录的《人的境况》名言名句/《人的境况》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人的境况》语录可以了解《人的境况》的特色。

人之本性的问题，奥古斯丁所谓的“我对我自己成了一个问题”(quaestio nihi factus sum)，似乎在个体心理学和一般哲学的意义上都是无法回答的。我们能认识、确定和定义我们周围万物的自然本性，但是我们无法对自己做同样的事——就像无法跳出自己的影子一样。另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有理由假定，人像其他事物一样，有一种本性或本质。换言之，如果我们确有一种本性或本质，那么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或定义它，而首要的前提是他能像说出一个人是“什么”(what)一样说出这个人是“谁”(who)。[2]此处的困难在于，人的认知模式只适用于认识有“自然”性质的事物，包括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也限于我们作为有机生命发展最高阶段的样本。但是当我们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时，人的认知模式就不起作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企图定义人的本性的各种尝试，都不可避免地终结于构造出某个神，哲学家的神的原因(自柏拉图以来，这个神已经被思辨为某种关于人的柏拉图式理念)。当然，神圣者的哲学概念被揭露为不过是人的能力和性质的概念化产物，并不是一个关于上帝不存在的证明或辩护；但是定义人的本性的尝试很容易导致我们产生某种“超人”的观念，并把它等同于神，这一事实足以让人对“人之本性”的概念投去怀疑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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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式理性完全建立在“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生产出的东西，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始终保持在它自身范围内的隐含假定之上”。从而它的最高范型是现代所理解的数学知识，即不是从心灵之外给予心灵的理想形式的知识，而是心灵自身产生的形式的知识，在此特殊意义上，它甚至不需要自身之外的感觉对象的刺激或激发。这个理论确如怀特海所谓“共同感退却的结果”。因为共同感(common-sense)曾经是所有感觉之中的这样一种，由于它，所有其他严格私人性的感觉才适合于一个共同世界，正如视觉使人适合了这个可见世界一样，但现在共同感变成了一种与世界无任何关联的内在机能。这一感觉现在还被称为共同的，仅仅因为它恰好对所有人来说是同样的。现在人们共有的不是世界，而是他们的心智结构，严格说来，心智结构也不是他们共有的，只是碰巧在每个人那里都相同的推理机能。对于“2＋2”的问题我们都会得出相同的答案“4”，这就是常识推理的模式。理性，在笛卡尔和在霍布斯那里一样，都变成了“根据结果计算”，变成了演绎和归纳的机能，即一个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他自身之内发动的过程。这个人的心灵(就仍处于数学范围而言)不再把“2＋2＝4”理解为一个等号两边处于不证自明的和谐中的等式，而是理解为一种思考过程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2＋2”变成“4”是为了生成下一步的加法过程，最终导致无穷大。现代把这种能力称为常识推理，其实是心灵自己和自己玩的游戏。当心灵与所有现实隔绝而只“感知”自身时，它就开始自动运转了。游戏的结果就是必须接受的“真理”，因为据说一个人的大脑结构跟另一个人的没有什么区别，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和另一个人的身体没什么区别一样。如果有区别的话，只是智力上的区别，可以像马力一样加以测试和比较。这里，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古老定义获得了一种可怕的精确性：在人丧失了共同感(由于它，人的五种动物性感觉才与一个对所有人共同的世界相应)之后，人类确实变成了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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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后者（奴隶）是行动者了把考动动物从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必须统治和压迫的对象，从而生命的双重芳动，即维生的辛劳和生育的苦痛都比以前轻松多，痛苦也减轻多了。当然，这并不能取消芳动对人的强制，也不能消除人的生活中受制于需要和必然性的状况。不过不同于攻隶社会的是，在双隶社会中，必然性的“诅咒”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因为奴隶的生活每天都证明着“生命是一场奴役”的事实，但在现代，这种状况不明显了，从而也难以让人们注意到它和记住它。这里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不知道自己受必然性的强制，他就不可能自由，因为他的自由总是从他摆脱必然性的从未彻底成功的尝试中赢得的。尽管他对解放的强烈渴望来自他“对（生命）空虚无益的反抗”，但在这个“空虚无益”变得如此轻而易举、唾手可得时，他追求解放的动力很可能也就减弱了。我们之前工业革命的巨大变化，和我们之后原子革命的更大变化，也许都改变着世界，但都不可能改变人在地球上生活的基本条件。（p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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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生产者共同体，特别是商业社会中，人必然要遭遇到的挫折在天才现象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未的现代都把天才作为它的最高理想（创造性天才作为人之伟大的典型表现的观念在钻代和中世纪尚不为人所知），只有到了20世纪初，伟大的艺术家才令人惊讶地一致抵制“天才”的称号，坚持娴熟精湛技巧的重要性，以及艺术和手艺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抵制当然部分是出于对天才概念庸俗化和商业化的反应，但部分也归因于近来劳动社会的兴盛，因为对一个劳动社会来说，生产性和创造性不是理想，也缺乏任何能够激发伟大观念的经验。在我们这里重要的是，与工匠的产品不同，天才作品似乎吸收了本来在言行中才能瞬间迸发出来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要素。现代社会热衷于每个艺术家的个性签名，以及现代社会前所未有的对风格的敏感，都显示了对艺术家的那些超越他的技术和技巧的特征（就如同每个人的个性都超出了其品质的总和一样）的重视。因为这种超越确实把伟大的艺术作品与所有其他的人造产品区别开来了，创造性天才的现象更像是对技艺人信念的最高辩护，证明了一个人的产品可以在本质上比这个人更伟大。然而，现代给予天才的巨大尊崇无论多么发自内心，无论多么的接近于偶像崇拜，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某人是“谁”的本质，不是他自身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当这个对象以艺术品或普通手迹的方式“客观地”显现出来时，它表明的是这个人的身份，从而可以用于对其作者的鉴定，但它本身是沉默的，如果我们企图把它理解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镜子，它就逃避了我们的把捉。换言之，对天才的崇拜和于商业社会的其他信条一样，都同样包含了对人的贬低，相信某人是“准”的问题在伟大和重要性上超过了他所能做的任何惠情和他所能创造的任何东西，乃是构成人的骄傲不可缺少的因素。……只有俗人才屈尊地从他们做过的事情中得到骄傲，他们通过这样的自我贬低变成了他们自身能力的“奴仆和囚徒”。p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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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代人丧失了彼岸世界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没有赢得这个世界，严格来说没有赢得生命，他被抛回到生命，被抛人内省的内在封闭领域，在那里他的至上体验是心灵的自我推理过程、自己和自己玩的空无一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所剩的唯一内容是胃口和欲望，是他误当作“微情”的无意识冲动，他认为它们是“非理性的”，因为他发现他无法“思考”它们，即无法对付它们。唯一潜在不朽的东西像古代的政治国家和中世纪的个体生命一样不朽的是生命本身，即人类种群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pp.251-252劳动社会的最后阶段——职业者社会，要求它的成员成为一种纯粹的自动化机能，似乎个人生命已经真正融入了物种整体的生命过程，此时唯一需要个人作出的积极决定就是随波逐流，也即，放弃他的个性，忘记他个人仍然感觉着的生活的痛苦与艰辛，默认种昏昏沉沉的、“让人麻醉的”功能化行为类型。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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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能够满足某种“需求”，正如饮食可以满足饥饿的需求。个人虚荣需要公众的认可，正如个人的胃口需要食物。从这一立场出发，现实并不体现于他人的在场，也就是他人在公共领域中和我们一同经历相同之物。现实仅仅体现于主观需求的强度。这种需求的存在与否，只有那个主观感受到或忍受它的人，才能做出说明。而且，相比于人追求公共声誉的“虚荣”，人对食物的需求对应的是人的生物性，因此纯粹主观的饥饿当然来得更真实、更正当。霍布斯曾经轻蔑地称这种对公共认可的需求为自负的虚荣欲（vainglory）。在这种理解下，即便这种需求能够奇迹般地被他人共情，它也是瞬息即逝的。这足以表明，它们绝不可能孕育出像“共同的世界”那样坚实而持久的东西。因此，我在这里并不是说，现代世界并没有给予诗歌和哲学足够的认可，而是说，即便现代世界给予诗歌和哲学以赞赏，也无法建构起一个能够保存某些事物、使之免于时间毁坏的空间。在我们的世界里，公共认可是如此之短暂，有如一种每日以不断加速的方式被生产和消费的东西。与之相比，即便是最为易逝的金钱，比起公共认可也显得更为“客观”，因此更加真实。所谓“客观性”，它唯一的基础是金钱作为满足一切需求的通用尺度。比起客观性，公共领域的实在性基于无数视角的同时在场。在这些视角中，共同之物得以显现，而这一显现却从来无法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或通用的尺度。因为尽管共同的世界为所有人提供了汇聚之所，但凡来到其中的人都各自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一个人的位置绝不会与另一个人的位置重合，正如两个物体的位置无法相同一样。之所以“被他人看见与听见”具有意义，正源于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位置去看、去听。这正是公共相聚的意义所在。与之相比，即便是最为丰富、最令人满足的家庭生活，也不过是自身立场的扩展与倍增，以及固有视角的放大。私人领域的主观性可以通过家庭得到极大程度的增强，甚至可以强大到在公共领域中也能感受到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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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以其实在性（Wirklichkeit）触及我们，世界则以其固有的现实性（Realitat）要求我们去信任它，这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世界的现实性之所以打动我们，乃是因为它对凡人生命而言几乎无限优越的持久与恒常。若我们知道世界即将终结，它便会失去其现实的特征。事实上，在早期基督教中确曾如此，只要信徒们坚信末世希望与终极审判即将到来，世界的现实性就随之消散。生命的实在性则完全不同，它只在每一个瞬间的体验强度中得以显现。这种强度所展现出的力量是如此原始而猛烈，以至于当它在喜悦或痛苦中占据上风时，一切对世界现实的感受都会被彻底抹去。人们早已注意到，富人的生活虽然充斥着精致以及对于世间佳物的敏感，却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也就是对于大地上美好之物的亲近。生活在世界中的能力，唯有在让人愿意超越生命过程并与生命过程保持疏离的程度上得以实现。反之，人类生命的活力与生机，唯有在人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苦累与劳动之时，方能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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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权力不仅仅是在人们相互共处之中形成的那种权力潜能，而是能够像人拥有“力量”那样使用它，不必依赖那种永远不完全可靠、永远暂时的众多意志的汇合，那么全能（Allmachtigkeit）便确实会成为人类可能达到的境界。在本质上，正如实践一样，权力是无限的。它并不受物质和生理限制，那些限制使得人的身体与必需性的力量都被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权力的界限并不在其自身之中，而在于其他权力群体的同时存在，在于那些处于自身权力范围之外却同样在生成权力的他者的存在。权力因多元而受限，这并非偶然，因为权力的首要前提恰恰就是这种多元。由此也可解释一个奇特的事实：权力的分立并不会导致权力的削弱。相反，建立在分立之上的诸权力的协作会产生一种彼此制衡、相互支撑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正是通过共同存在，新的权力被不断生成，只要这种相互作用仍然鲜活存在，并且未陷入相互瘫痪或僵化。因此，不可分割的并非权力，而是力量。力量虽然也会因他人的存在而受到牵制，却同时被他们限制并削弱其效能。当个人的力量企图在共同实践中彰显自身时，它的冲击力就会减损，且始终有被众人的权力压倒与摧毁的危险。将个体制造的力量与众人实践的权力合二为一的情况，只能作为神的属性被想象出来。在多神教宗教中，即便诸神的力量远超人类，他们也不是全能的。因此，一切追求全能的企图，且不论其中所蕴含的傲慢，总是指向对多元的毁灭。即便是一种被提升至神性的全能，也不可能在多元之中存在。唯一能够与权力相抗衡的，不是力量（Starke），力量在面对权力时毫无防御之力。真正的答案是暴力（Gewalt）。暴力凭借它特有的能量（Kraft），一个人确实可以强迫许多人服从，因为它可以被积聚、被垄断，并以暴力手段保存。然而，暴力只能摧毁权力，却无法取而代之。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暴力与权力丧失往往可以结合在一起。历史告诉我们，一种权力丧失的暴力动员，往往如同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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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我们大概永远无法理解、无法思考和谈论我们能够创造的东西。我们的大脑似乎没有能力理解我们所做的事，以至于从现在起，我们的确需要人造机器来代替我们思考和说话。如果真的证明了知识与思想已经永远分道扬镳，那么我们确实变成了无助的奴隶，变成了无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个技术上可能的玩意儿的操纵，哪怕它会置人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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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测量能力的本质在于，为了能够发挥作用，它必须先从近处抽离自身，必须在自己与被测量的对象之间设立一段距离。而且，距离越大，它所能测量、度量的东西就越多，但与此同时，被测量的空间本身也就变得越小。地球收缩的决定性事实，是由飞机的发明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飞机作为一种能使人彻底脱离地表的装置，这一事实清楚地指向了我们在此所面对的现象：地球上每一次距离的缩减，都是以人自身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增加为代价的。换句话说，每一次空间的靠近，都是以人与其居所之间的根本疏离为代价，都是以人与世界的异化为代价。令人惊讶的是，宗教改革这样本质上如此迥异的事件，最终竟也把我们推到了一个与前述地理性疏离极为相似的异化现象面前，马克斯·韦伯把新教诊断为“入世的禁欲主义”，他认为这是新教资本主义精神最强大的驱动力。这样的巧合，确实让人难以不去相信幽灵、恶魔，或者那些暗中作祟的“时代精神”的存在。正是在最极端的差异之中显现出的相似性，才显得格外惊人而令人不安。因为这种入世的世界异化，与那种由于地球的发现与占有而自动产生的疏离地球和异化的状态，并无直接关联。这种入世的世界异化的历史事实已由马克斯·韦伯在那篇著名的研究中加以证明。此外，伴随着这一现象，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另一种形式的“人世的世界异化”也出现了，而此现象与路德或加尔文那些试图将基督信仰复归其原初末世论的超越性之举毫无关联。在现代早期，农民阶层被剥夺土地的直接结果，同样在另一层面上产生了一种入世的世界异化。而农民的被剥夺，又是教会财产被没收所引发的一种既非预谋也未预见的后果。正是这些导致世界异化的剥夺，最终促成了封建经济体系的崩溃。猜测若无此历史事件，我们的经济将如何发展，是徒劳的。这种事件把欧洲及随后全世界卷入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财产在占有的过程中被毁灭，物品在生产过程中被吞噬，人们称之为“进步”的东西，不断削弱着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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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因赞美行动而享有盛誉，最为著名的，是她谈论雅典人与他们的同侪一起投入公共领域而赢得不朽声名的那些段落。但《人的境况》同样关注行动的危险，关注由行动的自发性所引起、目前已变得无法控制的无限过程。当然，她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无助的动物：我们能从事下一步的行动，主动打破这类过程，并通过约定来控制它们。但是在控制那些由于莽撞地对自然采取行动而导致的过程时，除了要面对物理上的困难外，还要注意复数性本身引起的政治问题。理论上，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工作，就能带来巨大的权力：但是复数的人之间的同意是难以达到的，而且更无法避免其他行动者的自发破坏行为。站在新千年的门槛之际，我们所能做的一个可靠预测就是，尽管过程的运动一直在持续，开放的未来仍将成为无数人自发行动的舞台，这些自发行动远非我们当前所能想象。也许作出另一个预测也不算轻人的境况率：未来读者会在《人的境况》中找到思想食粮和讨论领域，在这本非凡的著作中不断发掘和发展出不同的线索与主题。那将最适合阿伦特不过。正如她在走向生命的尽头时所说的：每次你写了什么东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变成了公共事物，显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随意取舍，而且本应如此。我对此毫无怨言。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你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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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生活（vita activa），人积极投身于做事情的生活而言，总是扎根在一个人和人造物的世界当中，绝不能离开或超越它。物和人共同组成了人的每种活动的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活动就是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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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一词起源于罗马...拉丁语societas的用户最初由着虽有限但清楚的政治含义：表示人民之间为了一个特定目标而结成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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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政治的，生活在城邦中，意味着任何事情都要取决于话语和说服，而不是取决于暴力和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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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人的自我理解中，用暴力强迫人，命令而非说服，乃是前政治的、用来对待在城邦之外生活的人的特有方式，也是家庭生活的方式。在家庭中，家长以无可置疑的专制权力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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