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女》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2页__句子抄

共收录66个《生而为女》的句子：（第2页）本页收录的《生而为女》名言名句/《生而为女》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生而为女》语录可以了解《生而为女》的特色。

然而，从旁人把玛丽·简描绘成一个性子温顺的人来看，她显然善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这对于所谓的“卖笑女”来说是一项基本技能。唯有一次她罕见地坦露了自己的心迹，向20岁的邻居莉齐·阿尔布鲁克说出了心里话，后者好像对她丰富的人生阅历感到着迷。玛丽·简警告她不要从事类似的职业，接着说，实际上，“她打心底里厌恶她所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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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并非在9月8日清晨才偶然发现挨着汉伯里街29号的院子。她其实很熟悉此处，因为这里僻静，才专程寻过来。她多半知道房子的台阶和栅栏之间有一处空隙。这个地方颇为理想，她可以背靠墙蜷缩起来，当发现这里没人的时候，她一定松了口气。在安妮·查普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发生的众多悲剧中，最令人痛心的或许是，在那一夜，或任何一夜，她其实都大可不必露宿街头。相反，她原本可以躺在娘家的床上，或者在伦敦的另一边让妹妹们照顾。她本可以接受肺结核治疗，她本可以在孩子们的拥抱中得到安慰。每一次，都有人伸出援手，想要将她从深渊中拉出来，但酒瘾的反作用力更强，羞耻感也同样牢牢地攥紧了她。正是这一点让她万劫不复，也是这一点，在许多年以前，就早已扑灭了她的希望和生命。谋杀她的人在那晚夺去的，不过是酒后余留下的行尸走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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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9月8日或9日的某个时候，史密斯家的姐弟们，即艾米莉、乔治娜、米丽安和方登，收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不管消息是来自警察的拜访还是报上的报道，发现姐姐成了残酷凶案的受害者，这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艾米莉、乔治娜和米丽安不忍心告诉老母亲，她那个酗酒离家的孩子被杀害了，而且死得如此触目惊心、惨绝人寰。她们压抑内心的悲痛，握着安妮遗下的一双子女的手，两个孩子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母亲遭遇了什么。随着报道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报纸上，称安妮是个妓女，并对她的堕落生活加以描绘，安妮的妹妹们所承受的痛苦和羞辱是无法想象的。对这三名虔诚的女性来说，颜面扫地又有苦难言，一定让她们痛苦不堪。作为家中的男丁，那些需要公开露面的糟糕差事，都落在了方登的身上，而方登除了悲伤之外，还多了一份独属于他的心烦意乱。他，和安妮以及他们的父亲一样，也是个酒鬼。也许他最近瞒着家人见过安妮，给了她几个硬币，没准儿还一同喝了两杯。是方登指认了他姐姐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并参加了死因研讯。研讯时，他悲痛过度，几乎说不出话来。方登·史密斯是个坚强的人。这场不幸击倒了他，当他倒下时，他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酒，尽管他知道这只是饮鸩止渴。在丧姊之痛的折磨下，不到一个月方登就崩溃了。自打从老板那里偷钱买酒后，他便失去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朋友出手相助，帮他找到了另一份活计，但这并没有让方登好过起来。一天，不堪重负的他喝得烂醉，偷了老板一大笔钱，抛下妻子和两个孩子，消失了。一周后，家人收到了一封来自格洛斯特的信，原来方登走进警察局自首了。“噢，我亲爱的妻子，喝酒害人，”他在供认书的结尾处写道，“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让孩子们碰它。”安妮的弟弟被带回伦敦，在马尔伯勒街裁判法院受审，他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在米尔班克监狱服三个月的苦役。获释后，方登决心从头来过，于是带着妻儿穿越大西洋，前往烈日炎炎、尘土飞扬的得克萨斯州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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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名在信教的环境里长大，并接受过教义问答训练的年轻女子来说，这种屈辱的经历一定叫她万箭穿心。然而，由于伊丽莎白怀的是私生子，她很可能像同时代的许多妇女一样，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惩罚。社会和教会让她相信，她对父母、乡亲、自己和上帝都犯下了罪。她在登记文件中对于自己的情况遮遮掩掩，从这点就能看出她十分愧疚。当被问及双亲时，她毫不犹豫地称他们都过世了。虽然伊丽莎白的母亲的确在1864年8月死于肺结核，但她的父亲仍然健在，可是对自身遭遇的羞愧让伊丽莎白无颜回到父亲身边。安娜·克里斯蒂娜在同年5月结婚，她似乎也已经切断了与妹妹的所有联系，就当家里没有这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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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区，犹太人群体占据了白教堂高街和汉伯里街之间人口的大多数，在周六安息日期间，他们依靠打杂女工来帮自己干活儿。由于宗教习俗禁止犹太人在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期间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作，因此他们雇用打杂女工来生火、点煤气灯，以及做饭端菜。作为逃离俄罗斯、普鲁士和乌克兰迫害的新移民，这些家庭大多不会说英语，但是伊丽莎白学会了用意第绪语与他们交流。事实上，她或许在哥德堡时就已经掌握了这门语言的基础。她当时所居住的工人区哈加也是该市犹太人群体的聚集地。为犹太家庭工作还将给伊丽莎白带来安全感——同为移民，她知道这些人通常很少讨论他们的过去，因此也不太会对她的过去问长问短。与约翰分开生活，远离西区和波普勒，给了伊丽莎白一个机会，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头换面。她已经懂得，摆脱身份就像搬到新地方住一样轻而易举。当她住在白教堂时，她是寡妇伊丽莎白，也是船难的受害者伊丽莎白。农夫的女儿变成了女仆；女仆变成了男人的情妇和堕落女子；堕落女子变成了妓女，然后又变成获救的从良女子。她曾经是移民，是有钱人的姘头，是穷木匠的妻子。她做过咖啡厅的老板娘，也做过济贫院里的宿客。她是瑞典人，但英语说得很好，足够骗到别人。她有时也可能自称是爱尔兰人，并化名为安妮·菲茨杰拉德。只要伊丽莎白愿意，她甚至可以把自己变成另一个女人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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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家托马斯·巴纳多称，26日那天在弗劳尔迪恩街32号的公共厨房里，他遇到过伊丽莎白和其他几位妇女。作为一名关怀儿童福祉的运动家，巴纳多此行本来是想听取这些妇女在寄宿屋中带着孩子生活的经验，并和她们探讨改变命运的方法。然而，女房客们更热衷于讨论白教堂谋杀案，她们“似乎对此感到非常害怕”。其间，一个“明显喝过酒的可怜女人痛苦地喊道：我们都在做不好的事，没有人关心我们会碰上什么。也许下一个被杀的就在我们里头！如果过去那些年里有人出手帮一把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事后，巴纳多声称，他相信这个说话的女子很可能就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事实上，这些女人都可能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当然了，伊丽莎白也竭尽全力想要成为所有这些女人——她扮演着每个人，但谁都不是真正的她。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口中的故事变来变去，她过去的经历改了又改，她认识到这个世界既不关心她，也不在乎她的死活，于是她选择利用她的无名作为武器，让自己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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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结婚意味着一个女人要开始她真正的使命了：做一个母亲。在这方面，凯瑟琳显然是非常乖顺的。在结婚的头五年里，她生了四个孩子，其中最年长的阿尔弗雷德有智力障碍，还患有癫痫。虽然许多工人阶级的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仍继续工作，可能是在家帮人洗衣服、缝缝补补，也可能外出去工厂或洗衣店工作，但阿尔弗雷德的病情和随后接二连三的生育恐怕让凯瑟琳无力再为家中贡献收入。无论如何，如果她或乔治能有渠道了解到可靠的避孕知识，他们和孩子的生活也许会大不一样。传说19世纪的人曾经想出了把桌腿用布裹起来的做法，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那个时代的人太过古板保守，根本不会去思考夫妻的生育问题，更别提写文章谈论了。这是大错特错的。在19世纪上半叶，弗朗西斯·普莱斯、罗伯特·戴尔·欧文和乔治·德莱斯代尔分别出版了作品，论述男女可以用来“限制家庭规模”的方法。这些建议包括体外射精、使用羊肠做的（可重复使用的）“如意套”、杀精剂和放在阴道内的“避孕棉”。然而，尽管这些信息被谨慎地传达给了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买得起书，但面向工人阶级的传播却不那么成功。乔治和凯瑟琳·埃多斯都不识字，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有这样的书或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对于入不敷出的家庭来说，他们哪怕买得起“如意套”，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买。无论如何，大众普遍认为受孕和避孕都是女人的责任。如同母亲、外婆以及周围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凯瑟琳接受到的教育也是为人妻就要终身生育。避孕，就算有，往往也是以丈夫精力不济或生病的形式出现。如果实在想要避孕，女性可以自己调制具有杀精或堕胎功能的草药汤剂和冲洗剂，但前提是她要有时间、金钱或对抗成见的勇气来获取这些原料。在许多情况下，她一样也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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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信息匮乏、贫穷和履行妻职的责任感——导致了19世纪母权运动者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所说的“过度生育的生活”。过度生育不仅损害了像凯瑟琳这样的女性的身体，也对她们的情感和物质生活造成了重创。在埃多斯家这样的大家庭中，几乎每年都会添一张嘴，资源也随之越来越吃紧。扣除掉物价的因素，这意味着餐桌上的食物会越来越少：稀溜溜的汤，一小坨动物内脏，外加一片面包泡在掺水的牛奶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需要忍饥挨饿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母亲。哪怕她是处在怀孕或哺乳“这类理应吃饱的时期里”，她都会“委屈自己，省下口粮；因为在工人阶级的家里，如果要节省食物，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母亲，而轮不到丈夫和孩子，做母亲的会凑合吃点残渣剩饭，或者反复啃没肉的骨头”。当代专家经常提到这些母亲营养不良的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流产、死胎和婴儿头年发育不良的高发率。不光如此，处于凯瑟琳这种境况中的女性，一边要忙于照顾婴儿和幼童，一边还要靠丈夫捉襟见肘的工资维持家庭，她们不可能允许自己闲下来不做事，哪怕是在怀孕甚至分娩的时候。即使偶尔能得到女性亲属和邻居的帮助，女人也要支棱起来忙活“无休无止的繁重家务”，一直忙到分娩前一刻。如果她在月子期间没钱请人搭把手，那她别无选择，只能在分娩后几天内就“重新开始做饭、擦地、洗衣服……提起和搬运重物”。这样的劳累自然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大出血、重度静脉曲张和背部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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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韦的缺席和家庭面临的极端困苦开始导致他们肢体上的冲突。凯特的姐姐们和她的女儿都注意到了他们关系的恶化。尽管艾玛称“总体而言，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但“两人之间的争吵”已经变得难以忽视。根据安妮和艾玛的说法，康韦立誓戒酒，两人的分歧因凯特“酗酒成性”而加剧。在这一点上，两口子似乎“永远无法达成一致”，时间长了，安妮和她的姨妈们都相信，挨打是凯特咎由自取。这种态度与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对家庭暴力的看法不谋而合，即经常把暴力行为的发生归咎于妇女本人。家庭中一定程度的暴力被认为具有惩戒作用。丈夫对扇耳光教训人毫无悔意，妻子则常常觉得自己是“自找的”。很多过错都可能招来丈夫的不悦，单子列出来能有一长串，包括使用粗话、拒绝丈夫的性要求、不服从命令、“以下犯上”，或者仅仅是挑战到了丈夫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不过，在这些家暴案中，似乎没有什么因素能比酒精更为重要。一个喝醉的男人和一个不同意妻子喝醉的戒酒的丈夫，都有可能殴打妻子。在审判中，妻子长期酗酒常常被配偶成功地用作辩护理由，以反击对自己施暴的指控。1877年，也就是凯特和康韦的关系因为类似的原因开始破裂的那一年，一本法律教科书《刑罚原则》将殴打妻子描述为一种“犯罪严重程度差异极大”的罪行。该作者总结说，虽然在一些重案中，施暴者可能会被判处监禁，但大多数身体虐待事件被认为过于“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合理的”。然而，这种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不是每个社区或家庭都对此视而不见。虽然邻居和朋友可能会避免在家庭纠纷中进行直接的身体干预，但他们所在的社区还是会通过观察女方的外表，或是提醒男方外面能听见家里的动静，来密切监视交战中的夫妇。周围人采取的行动大多是间接的，通常是在女方觉得有必要躲开丈夫的怒火时，为她提供避风头的地方。埃多斯家的姐姐们正是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应对凯特不断恶化的家庭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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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无法确定，如果玛丽·简还活着，她此后的人生轨迹会是怎样。一个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不会忘记，她所拥有的商品是在不断贬值的。作为一名25岁的白教堂站街女，玛丽·简的前途不太有改善的可能。由于她迷人、有魅力，她想必会找到另一个或几个像巴尼特一样的男人，也会与之一起生活甚至结婚。同样，还可能会有孩子。然而，她会发现她拥有的选择并不会好过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或任何其他生活在斯皮塔佛德家具房里的贫穷女人。命运发给了她一手烂牌。这副牌与其他人的没有什么不同，确保了她永远不会赢得这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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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安妮的重大时刻。她得到了一个机会，让自己的人生获得成功，完成社会对她的所有期待：不仅仅做家中的帮手，而且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成为女主人，最重要的是，成为妻子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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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的罪过可能不涉及男女关系，但在维多利亚社会看来，离异妇女和堕落女子没什么不同。因德行有亏而失去婚姻和家庭的妇女，同红杏出墙的妇女一样受人憎恶。一个女人，如果她“酗酒且不守规矩”，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不顾及自己的仪表，缺少一个体面的家庭，或是没有丈夫或家人来约束她的行为，那么她在众人眼中就和妓女一样堕落。她们成为同一类人：被驱逐的女人。和波莉·尼科尔斯的情况一样，尽管安妮在法律上仍是已婚，但她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必须找到一名男性伴侣，不然她的境况会岌岌可危。无论她是否真的想与另一个男人结成一对，她的处境都逼着她进入社会意义上的通奸状态。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在世人眼中，安妮已经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了，所以与杰克·西维建立同居关系，从而在法律上沦为通奸者，倒也构不成多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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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爱德华·沃克似乎是一个坚定的教育支持者，因此波莉在学校念书一直念到了15岁，就她的性别和阶级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当时的惯例，工人阶级家的女孩只学认字，不学写字，但波莉两者都会。虽然沃克家买不起什么奢侈的东西，但能接触到文字读物或许是波莉在“墨水街”旁长大的唯一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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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妮·查普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发生的众多悲剧中，最令人痛心的或许是，在那一夜，或任何一夜，她其实都大可不必露宿街头。相反，她原本可以躺在娘家的床上，或者在伦敦的另一边让妹妹们照顾。她本可以接受肺结核治疗，她本可以在孩子们的拥抱中得到安慰。每一次，都有人伸出援手，想要将她从深渊中拉出来，但酒瘾的反作用力更强，羞耻感也同样牢牢地攥紧了她。正是这一点让她万劫不复，也是这一点，在许多年以前，就早已扑灭了她的希望和生命。谋杀她的人在那晚夺去的，不过是酒后余留下的行尸走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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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查普曼死后不久，住在伦敦贝尔格莱维亚高档住宅区南伊顿广场的殖民地部高级公务员爱德华·费尔菲尔德先生很受触动，提笔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他对白教堂的连环谋杀案颇感忧虑。烦扰他的并不是“多塞特街、弗劳尔迪恩街的堕落居民”死亡的事实。爱德华·费尔菲尔德更担心的是，在这场骚乱之后，像安妮·查普曼这样的女人会离开斯皮塔佛德地狱般的小屋并进入他所在的街区，将她们的“歪风邪气带进迄今未受污染的街道”。“这四名白教堂的弃儿被杀所引起的恐慌和兴奋暗含着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她们有生存的权利……”这位政府代表继续说道：如果她们有这样的权利，那么她们就有进一步的权利，可以租用避身之处以躲避英国夜晚的严寒。如果她们没有这样的权利，那么总的来说，她们遇到了不知名的外科天才，这是件好事。无论如何，他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清理东区的堕落居民”。虽然今天我们可能会对这种应受谴责的评论感到不寒而栗，但爱德华·费尔菲尔德其实只是表达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即便在当时算不上共识，也至少是在1888年时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的。费尔菲尔德是个单身汉，经常流连于俱乐部，在那里他以“略带轻浮、略带放浪的个性”而闻名。当他不在俱乐部里的时候，家中有一个厨师和一个伺候他吃饭的女仆会照顾他，他还会定期举办私人晚宴招待自己的男性友人。费尔菲尔德和大多数有文化的公众一样，从报纸上了解到他所需要知晓的有关东区“堕落居民”的一切。他从读到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她们令人厌恶的、贫穷的、沉湎于酒精的生活。他对贫民窟妇女的理解无论还有什么欠缺之处，都会被“常识”所填补：她们都是些绝望的、肮脏的、满嘴脏话的妓女。然而，可悲的是，他和《泰晤士报》的其他读者不曾意识到，他口中的“安妮·查普曼这样的典型女人”身上的故事远比见诸报端的要多。爱德华·费尔菲尔德不知道，安妮·查普曼已经“把她的歪风邪气带进”了他所在的地区，因为安妮·查普曼在那里度过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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