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女》简介
一夜之间她们不仅被开膛破肚，更被泼污为娼
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开膛手杰克”成了神话，她们却成了妓女。“开膛手杰克”不仅是一场媒体和犯罪迷的狂欢，更是一场父权社会与厌女症的狂欢。
父权社会如何围猎那些边缘女性？深度挖掘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
在大城市的迷雾下，看到“她们”在时代夹缝中的艰难求生：被约束、被驱逐、被指责、被欺骗、被抛弃……她们最大的不幸不只是被杀害，而是她们因为性别而被父权制所剥夺的一切生活的可能。
好评如潮，斩获各大奖项和榜单，数万人打出高分的年度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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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妓女。”一直以来，媒体热衷于告诉人们，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都是妓女。在这起连环杀人案中，杀手成了被着力讲述的对象，甚至一度成了人们追捧的对象。而受害的女性不仅被媒体和大众忽略，更是被污名化。
通过搜罗大量的历史档案、庭审材料、证人证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哈莉·鲁本霍德为读者还原了5位受害女性丰满而悲苦的一生。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绝非都是妓女，她们不过是生于父权社会里的底层女性，因为出身、阶级、性格和性别而历经坎坷、蒙受污名，最终因为一个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而遇害。从她们身上我们能看到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一生，也能看到一个父权的社会是如何围猎那些边缘女性，并从暗中剥夺她们生活其他可能的。这种恶意至今还在延伸。她们最大的不幸，可能仅仅是生而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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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愧众人盛赞，引人入胜的佳作。
──《纽约时报》
此书终结了喂养开膛手神话的厌女症。
──《卫报》
鲁本霍德痛斥各种书籍无止境地猜测开膛手杰克的身份，却闭口不谈他残忍杀害的五位活生生的女性。在这部既是饱含同情的集体肖像、又是发人深省的社会史的著作中，这些女性终于得以沉冤昭雪。——《华盛顿邮报》
鲁本霍德把在白教堂的街巷中落幕的五段动人故事一一拼凑起来，把凶手不配得到的不朽还给这些女性。——《每日邮报》
本书想说明的是，面对残暴的男性、不作为的警察、嗜血的公众，我们如何让死去的女性重新发声。——《旁观者》
这些女人不只是在东伦敦街上被摘除了内脏的尸体，她们值得更多人去了解。此书令人无法忘怀，矫正了不平衡的观点。
──《周日泰晤士报》
本作将读者丢进了十九世纪末那一个幽闭且令人不适的伦敦。
──《新政治家》
1.玛丽·希格斯曾经伪装成女流浪者潜入这一群体，她惊恐地发现，破衣烂衫的她不断受到男人污言秽语的攻击。“我以前从未意识到，一位女士的穿着，哪怕是一名正经的女工的穿着，竟是一种保护，”她写道，“一个男人对穷女子那肆意妄为的眼神，你必须先身有所感，才会心有所识。”她住进一家临时收容所里时，得知好色的男门房有一把钥匙，可以进入女子宿舍。她抱怨此事，却被告知在另一所济贫院里，“女门房几乎把照顾女流浪者的任务完全交到了一个男人手上”，周围默许“他对她们为所欲为”。还有一次，在她露宿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开始用一种熟悉的、最令人不快的方式搭话。他问我丈夫在哪儿，并含沙射影地说我一直过着不道德的生活”，然后要她跟自己过夜，说会给她一份早餐。在经历了五天路上男人的这种对待后，希格斯得出结论：“我不应该孤身一人在街上流浪。”当时，希格斯与一位女伴同行，但其他妇女警告她说，如果她要继续流浪下去，必须得“找个男人一起”。许多妇女这样做了，并因此接受了其他流浪汉的性要求，好敲定一段关系。她们的“随便”作风随后被当作进一步的证据，用来加强警察和媒体心中“所有流浪妇女都是妓女”的信念。
2.在伊丽莎白的一生中，她遇见过许多人，在不同的人面前有着不同的身份；她既是黑暗的也是光明的，是威胁也是慰藉。她曾是女儿、妻子、姐妹、情妇、骗子、清洁工、咖啡厅老板娘女佣、外国人，以及多次卖过身的女人。然而，在警察和报纸的眼中，她不过是又一个受害者：一个住在白教堂寄宿屋里的“倒霉女人”，一个酗酒、堕落、完蛋的女人，早已不再年轻。他们说她的逝去令人难过和惋惜，但算不上什么重大损失。这些印象，一旦落成铅字，就会固定下来，不再有人质疑。没有不同的声音来反对这种描述，也没有人去展现更完整的她。没有人愿意找到她的瑞典家人并讲述他们的故事。没有记者去寻找她的姻亲，也没有人真正好奇她的过去，好奇海德公园的那位绅士、高尔街的邦德太太，或是曾经在她咖啡厅的长椅上落座过的波普勒的顾客。最终，真正了解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机会将随着凶手一起溜走，隐人黑暗之中。
3.在东区，犹太人群体占据了白教堂高街和汉伯里街之间人口的大多数，在周六安息日期间，他们依靠打杂女工来帮自己干活儿。由于宗教习俗禁止犹太人在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期间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作，因此他们雇用打杂女工来生火、点煤气灯，以及做饭端菜。作为逃离俄罗斯、普鲁士和乌克兰迫害的新移民，这些家庭大多不会说英语，但是伊丽莎白学会了用意第绪语与他们交流。事实上，她或许在哥德堡时就已经掌握了这门语言的基础。她当时所居住的工人区哈加也是该市犹太人群体的聚集地。为犹太家庭工作还将给伊丽莎白带来安全感——同为移民，她知道这些人通常很少讨论他们的过去，因此也不太会对她的过去问长问短。与约翰分开生活，远离西区和波普勒，给了伊丽莎白一个机会，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头换面。她已经懂得，摆脱身份就像搬到新地方住一样轻而易举。当她住在白教堂时，她是寡妇伊丽莎白，也是船难的受害者伊丽莎白。农夫的女儿变成了女仆；女仆变成了男人的情妇和堕落女子；堕落女子变成了妓女，然后又变成获救的从良女子。她曾经是移民，是有钱人的姘头，是穷木匠的妻子。她做过咖啡厅的老板娘，也做过济贫院里的宿客。她是瑞典人，但英语说得很好，足够骗到别人。她有时也可能自称是爱尔兰人，并化名为安妮·菲茨杰拉德。只要伊丽莎白愿意，她甚至可以把自己变成另一个女人的妹妹。
4.社会改革家托马斯·巴纳多称，26日那天在弗劳尔迪恩街32号的公共厨房里，他遇到过伊丽莎白和其他几位妇女。作为一名关怀儿童福祉的运动家，巴纳多此行本来是想听取这些妇女在寄宿屋中带着孩子生活的经验，并和她们探讨改变命运的方法。然而，女房客们更热衷于讨论白教堂谋杀案，她们“似乎对此感到非常害怕”。其间，一个“明显喝过酒的可怜女人痛苦地喊道：我们都在做不好的事，没有人关心我们会碰上什么。也许下一个被杀的就在我们里头！如果过去那些年里有人出手帮一把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事后，巴纳多声称，他相信这个说话的女子很可能就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事实上，这些女人都可能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当然了，伊丽莎白也竭尽全力想要成为所有这些女人——她扮演着每个人，但谁都不是真正的她。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口中的故事变来变去，她过去的经历改了又改，她认识到这个世界既不关心她，也不在乎她的死活，于是她选择利用她的无名作为武器，让自己活下去。
5.谁也无法确定，如果玛丽·简还活着，她此后的人生轨迹会是怎样。一个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不会忘记，她所拥有的商品是在不断贬值的。作为一名25岁的白教堂站街女，玛丽·简的前途不太有改善的可能。由于她迷人、有魅力，她想必会找到另一个或几个像巴尼特一样的男人，也会与之一起生活甚至结婚。同样，还可能会有孩子。然而，她会发现她拥有的选择并不会好过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或任何其他生活在斯皮塔佛德家具房里的贫穷女人。命运发给了她一手烂牌。这副牌与其他人的没有什么不同，确保了她永远不会赢得这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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