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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曼达·蒙特尔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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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426条关于"阿曼达·蒙特尔"的句子：本页收录的阿曼达·蒙特尔经典句子/名句/语录/阿曼达·蒙特尔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阿曼达·蒙特尔经典句子/名句/语录可以了解阿曼达·蒙特尔的文字风格。
    历史上一直有少数男性学者试图操纵语法性和人类性别之间的关系，以反映他们对男性和女性的个人看法。19世纪初，德国语法学家雅各布·格林（Jakob Grimm）将语法性的指定视为生理性别的直接延伸，他认为这一概念对理解世界是非常必要的。“他说语法性的概念是‘自然’秩序在每一个物体上的延伸，”罗曼解释道，“在格林看来，用阳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出现得更早、形体更大、更坚固、速度更快、更刚硬、更活跃积极、更灵活敏捷、更有创造力；而那些阴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则出现得更晚、形体更小、更柔和、更安静、更隐忍/被动、更愿意倾听和接受。”叫・斯（Karl Lepsius），普鲁士的语言学家，他同意这种精准的诠释。莱普修斯甚至声称，只有文明程度最高的、“人类历史上能领导世界的强国”才会区分名词的性。在他看来，有语法性的语言的使用者对人类的两种生理性别有更全面、更成熟完善的理解。没有语法性的语言？它们在“衰落”。 就语法性理论而言，格林和菜普修斯都是蠢蛋，英语现在不还活得好好的吗？
    《语言恶女》
    如果你想羞辱一个女性，就骂她是妓女。如果你想羞辱一个男性，就骂他是个女人。...... 女性主义媒体大亨安迪·蔡斯勒（Andi Zeisler）联合创办并经营着“Bitch Media”一一个非营利传媒组织，其名称中就有一个收复再定义后的侮辱性词语。她告诉我，为了减少性别羞辱带来的伤害，我们可以采取的第一步是避免用它们来辱骂别人，也就是只在褒义的语境中使用它们：“Wow，impressive，she's a bad bitch！”（哇，太飒了，她可真是拽姐！）而不是“Fuckher，that evil bitch”（肏，臭婊子）。另一个办法是，我们可以完全摒弃它们，毕竟并不是每一个侮辱性词语都能被收复再定义"。有些女性主义者就认为“slut"这个词就应该被取缔而不是重新定义，因为用一个词“专门”来形容性经验丰富的女性，本来就是居心不良。就连“荡妇游行”的创办者艾波·罗斯自己也希望这个词彻底消失。
    《语言恶女》
    她的拿手好菜是蘑菇酸奶油炖牛肉。她一直陪伴在工作经常变动的丈夫身边，她做了八年家庭主妇，抚养大了三个孩子。“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的儿子马修说。但是伊冯娜·布里尔也是一位杰出的火箭科学家，周三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去世，享年88岁… 这则讣告让所有人感到疑惑不解。 伊冯娜·布里尔几十年来启动了一项又一项向月球和火星发射航天器的任务。2011年，奥巴马总统授予她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但是该死的，那则讣告竟然觉得炖牛肉更重要，而且说她当了八年全职妈妈养育孩子一这不是真的，那时她仍然在兼职工作。然而在《纽约时报》眼中，她对宇宙探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算什么，那些传统女性气质的外显标志更能定义她是谁，而且一就像讣告第二段开头的“但是”暗示的那样一这二者是完全矛盾的存在。女
    《语言恶女》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人们根本不需要考虑如果在街上被陌生人骚扰，或者百己穿牛仔裤时被陌生人评价臀部，自己应该准备什么样的狰狞面孔或巧妙的话语进行回击。在这样的世界里，性和调情将是人们在双方同样渴望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情，强调同意或者拒绝将变得不再必要，因为每个参与者都提前花时间运用共情来了解对方的想法。“hysterical”这个同会和“old maid/spinster”一道被葬人遗忘的坟墓。每个人，无论性别，无论在什么时候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麦克风都在哪里，触手可及。要创造这个完美世界，一开始不是要教女性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是要教育男性一从他们小时候开始教育，越早越好一世界并不只属于他们。当男人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作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我们必须打破社会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男性气质传统观念。我们必须接受并真正鼓励男性在看到其他男性试图从语言或其他方面攻击贬抑女性时，同情女性、站在女性一边、站出来维护她们。就像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把自己作为人的原则置于兄弟之间的忠诚之上。”要让他们知道，把世界上任何不是男人的人当成入侵者是错误的。
    《语言恶女》
    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监督别人的语法正误时，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厌女者的行为基本无异——厌女者会因为一个女人使用了句尾升调或气泡音，就对她的话不予理会。二者都是基于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评判一个人的语言。指出别人语法问题的人通常只是在借此回避话语中的实际信息，敏锐的听者是能分辨这一点的。“纠正别人的语言是一种自命清高的行为，而自命清高就代表着偏见。”卡梅伦说，“恕我直言，这一点也不值得骄傲。”
    《语言恶女》
    语言能从根本上体现其所属文化的信仰和权力结构。
    《语言恶女》
    当一个人在说话时挤压声带、减少通过喉头的气流并降低振动频率，就发出了气泡音……这期播客播出之后的几年里，气泡音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媒体的攻击和嘲笑——这是年轻女性几乎无法像睿智的男性那样优雅沟通的公开标志。
    《语言恶女》
    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发现受人尊敬的课本和公众人物传播着对女性声音的批评，比如批评她们说话太夸张，过于频繁地使用“like”（好像；嗯）和“literally”（字面上；确实；简直）这样的词，还批评她们过度道歉。他们大肆宣扬类似的针对女性声音的批评，声称这些都是“女性主义建议”（但其实是伪女性主义的），旨在帮助女性说话时听起来“更权威”，这样她们就能够“被更认真地对待”。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批评根本没有任何客观的、符合逻辑的道理，他们的出发点仅仅是女人说话听起来不像中年白人男性。他们实际上在迫使女性处于一种自我质疑的状态，好让她们闭嘴。
    《语言恶女》
    更恼人的是，还有很多人—往往是一些社会特权阶层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语言的演化。这群脾气暴躁的人声称不区分性别的词汇不符合语法，他们拒绝了解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区别，还抱怨凭什么随口说说“slut”（荡妇）这个词就要被指责性别歧视，他们在美好的旧时代可没被指责过。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身份之下的语言根基在剧烈颤抖、变化，自然就把气泡音·和无性别人称代词等语言现象视为不祥之兆，并且威胁着他们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令他们毛骨悚然。因此他们固执己见，寄希望于如果他们能阻止所熟知的英语发生变化——任何语言学家都会告诉你这是徒劳——他们就能保住自己的特权社会等级并继续从中受益。
    《语言恶女》
    你可能注意到了，也可能没有：以上事件中的大多数主角都是男性一军人、贵族、商人和劳工、印刷工人、词典编纂者、制造业从业者和技术人员。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从历史角度看，女性想做一些很酷的事情并不容易，在定义世界这件事情上她们很难拥有话语权。（尽管事实证明，从细节到整体，女性确实对语言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种独特的力量，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语言一直并将继续被用来反映和强化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因为老白男统治我们的文化太久了，而语言又是创造文化和进行交流的媒介，所以是时候在这些事情上发起挑战了：我们如何与为何以现有的方式使用语言？以及我们使用这些语言的本意是什么？也就是要质疑一下我们每天所说的话，以及我们说这些话的语境，因为如果不假思索、下意识地使用一些简单的词，比如称呼语或脏话，很可能就是在强化一个我们本身并不认同的权力结构。
    《语言恶女》
    性别先行的思维也印刻在庞大的针对女性的性化词汇中，比如“ho”（妓女）、“tramp”（淫妇）、“skank”（粗鄙丑女，心机婊）一详见第一章的内容一 而这些词全都没有与之对应的男性版本。即便是那些褒义的强性别倾向的语言也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只需想想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基于性别的夸赞就知道了。“对小男孩的赞美通常是‘smart'（伶俐）、‘clever’（聪明）这样的词，”卡梅伦说道，“而对小女孩，人们大多会夸她们‘pretty'（漂亮）、‘cute’（可爱）。”这种模式是如此根深蒂固，我甚至发现自己在夸我的两只猫时也说了同样的话：“good boy”（好小伙）和“pretty girl'”（漂亮姑娘）。这种用词差异往往会影响孩子们对自己的看法，而且会持续许多年一当然，这样叫猫大概不会对它们有什么影响。
    《语言恶女》
    曾经有一位天才的火箭科学家，名叫伊冯娜·布里尔（YvonneBl）。布里尔出生在加拿大温尼伯，在惊人的30年职业生涯中，她致力于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设计精妙的新方法，以把星际飞船和卫星送入遥远的宇宙。布里尔就读于曼尼托巴大学，但由于她有女性生殖器，她不被允许学习工程学。当然，招生办公室没有亲自验证她是否具有女性生殖器，他们显然仅仅因为她的出生证明上标注了小小的f（“女”），就在她的成绩单上盖上了“不，亲爱的，你学不了工程”。她可没有就此服软。布里尔改学化学和数学，几年后，她研制出一种高效可靠的火箭发动机，并且该发动机成了整个行业的标杆。只要你看过电视新闻，查过天气预报，或者用过GPS，你就都要感谢布里尔博士。 2013年，88岁高龄的布里尔去世，整个航空航天工程领域对她悲悼不已。几天后，《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讣告，开头是这样的：她的拿手好菜是蘑菇酸奶油炖牛肉。她一直陪伴在工作经常变动的丈夫身边，她做了八年家庭主妇，抚养大了三个孩子。“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的儿子马修说。但是伊冯娜·布里尔也是一位杰出的火箭科学家，周三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去世，享年88岁……
    《语言恶女》
    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语言恶女》
    自语言诞生之初，我们用来指代人的名称就象征着其指称对象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语言恶女》
    entrepreneur（企业家）和CEO实际上不是性别中立的词，而是被默认为“男性”的。这类词的存在也说明，当一名女性在商界努力奋斗时，我们会忍不住使她们的头衔听上去更娇媚可爱。“mompreneur'”似乎象征着闪闪发光的女性力量，它当然也是社交媒体上很好用的一个话题标签，但在实践中，像这样的词语非但不能消除语言中隐含的性别歧视，反而强化了歧视。
    《语言恶女》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语言一直并将被用来反映和强化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要质疑一下我们每天所说的话，以及我们说这些话的语境，因为如果不假思索、下意识地使用一些简单的词，比如称呼语或脏话，很可能就是在强化一个我们本身并不认同的权力结构。
    《语言恶女》
    卡梅伦认为英语的DNA（元音和辅音）中并不包含性别偏见，但英语的惯常使用方式“表达（并再生产）了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的假设”。这意味着，好消息是英语对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并没有“天生”的偏见；但坏消息是，英语的使用者集体同意以一种强化现有性别偏见的方式使用它，而这种方式往往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偏见在语言中的表现方式极其隐秘，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语言还有文化会默认将男性视为普适的人类。
    《语言恶女》
    我们讲话的每一部分——我们的用词、语调、句子结构——都在向别人传递着隐形信号，告诉他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如何对待我们。如果使用不当，语言就会变成武器；如果使用得当，语言就能改变世界。语言学家这个职业经常被误解，并不是你学会几十门外语就是语言学家……事实上，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运作的科学。其中一个领域是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研究和人类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其实就在不久之前（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家才首次开始研究人类如何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工具来团结他人、建立关系和维护权威等。在所有研究主题当中，最令人大开眼界且最具争议的无疑是语言和性别的关系，即人们如何使用语言来表达性别，性别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说话方式，以及他们的话语如何被听者感知理解。
    《语言恶女》
    到了16世纪，得益于航海技术的进步，英国人开始与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和语言打交道，这个过程也影响了英语的发展。还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此期间，人们对教育的渴望再次高涨，封建制度开始衰落，新技术新发明的出现，尤其是对语言而言最重要的印刷机的发明，都推动了英语的演变。
    《语言恶女》
    “收复再定义”最成功的词语出自文化中最受压迫的群体。比如说，“queer”（酷儿）这个词可能是近来最成功的例子，它曾经是针对同性恋者的具有排斥意味的侮辱，而现在它是经过学术界和LGBTQ+⁺群体重新定义的普通称呼，其过程令人赞叹。尽管有些人仍然认为“queer”一词作为称呼不甚妥当，但总的来看，它已经演变为一种自我肯定的总称，用于指代不符合主流性和性别规范的人。”
    《语言恶女》
    “在印度，“hijra”（海吉拉）一词指的是被认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人。一些美国人可能会将海吉拉描述为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AMAB）·的跨性别女性。但在印度文化中，海吉拉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性别，在社会中扮演着特殊的性别角色，是不参与生育的神话人物，这使他们拥有了保佑别人生育或者诅咒别人不孕不育的力量。”摘录来自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美〕阿曼达·蒙特尔此材料受版权保护。
    《语言恶女》
    “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创建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创建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摘录来自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美〕阿曼达·蒙特尔此材料受版权保护。
    《语言恶女》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有一种叫“女书”的字体，通常被认为是与标准汉字迥异的文字系统。但实际上，女书只是一种非常规的、更语音化的书写汉语的方式，这是当地女性在不被允许学习读写的时代自己创造并发展起来的。这两个例子都是德博拉·卡梅伦所说的“对女性创造力的证明，但也是她们在历史上长久处于从属地位的产物”。对于女性来说，语言往往是应对压迫，或竭力抵抗压迫的一种复杂方式。”摘录来自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美〕阿曼达·蒙特尔此材料受版权保护。
    《语言恶女》
    然而女性之间的团结不是以上述方式建立的。因为女性在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较低的位置，本身也没多少权力可失去，所以她们在会话中建立纽带的方式是承认她们对性别现状的反抗，而不是尽自己所能去迎合现状。
    《语言恶女》
    女性和其他许多受社会压迫的群体用语言为自己赋权的方式之间都是相关联的。边缘群体通过语言创新来壮大自己的做法，历史十分悠久。他们显然非常擅长此道，因为不管世界上的其他群体是否知道这些酷炫的新俚语、单词发音和语调应该归功于谁，他们的说话方式最终总是会与边缘群体趋同。
    《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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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曼达·蒙特尔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阿曼达·蒙特尔
    国籍： 美国
    阿曼达·蒙特尔简介：
    阿曼达·蒙特尔（Amanda Montell），美国作家、语言学家。其文章散见于《纽约时报》《时尚芭莎》《嘉人》等。已出版的著作《异教语言学》《语言恶女》等获得了《华盛顿邮报》《柯克斯评论》《大西洋月刊》等媒体的赞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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