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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达·蒙特尔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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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达·蒙特尔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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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达·蒙特尔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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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身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象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 麦康奈尔一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一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一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JSTOR Daily'的计算语言学家和语言专栏作家陆弛(ChiLuu,音译)曾经指出,辱骂是为了指责一个人的言行不符合说话人的标准,其最终目的是规训受辱者的行为以使之符合说话者对该群体的期望形象。“nasty”和“bossy”就是在批评女性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甜美和温顺一因为她们想要太多的权力。同样,“wimp”和“pansy'”(娘娘腔)这样的词指出了一个男人没从历史、科学、文学、政治等学术视角讲解时事的非营利性在线出版物。P32
《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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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话的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 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会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人们对男人和女人的语言风格有很多误解,特别是他们谈论的话题。你可能听过这样的陈词滥调:女人谈论“人“、而男人谈论“想法”。与此类似的刻板印象是总觉得女人聚在一起就只会小打小闹,涂指甲油、谈论她们喜欢的明星P78对于女性屈从于这种期望的问题,拉科夫的观点是,过多使用“just”“you know'”这类填充短语来表现得甜美和自我怀疑,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整体地位毫无裨益;相反,这种做法会强化“女人天生善良软弱、没有安全感”这一刻板印象。因此,女性应该彻底停止使用这些填充短语。如果你是一名女性,你可能听到过老师或家长在某个时候对你提出类似的批评,希望借此帮助你在面试或演讲中听起来更“权威”和“自信”。 但是语言学家发现,填充短语其实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而且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
《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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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学说德语的匈牙利女性、学说加泰罗尼亚语的西影女性,这些例子清楚揭示出年轻女性要在语言上创新的原因——这是她们的出路。那么她们使用气泡音的原因是什么?目前学界尚未得出一个完善可靠的结论,但是沃什瓦里认为这可能与语言可以起到一种象征作用有关。女性并不是唯一进行语言创新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从黑人英语中起源的俚语和新用法的数量多不胜数。” 沃什瓦里解释道,同时引证了一些从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中不经意间窃取而来的流行词语,如“phat”(大码辣妹)和“fuckboy”(渣男)。“你可能疑惑,为什么弱势群体创造的语言后来会被多数群体拿去使用,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也是因为弱势群体一直以来都把语言作为一种获得权力的方式。想想欧洲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犹太人吧,他们创造了自嘲的‘犹太笑话',其实很多幽默笑话都源自他们。” 女性和其他许多受社会压迫的群体用语言为自已赋权的方式之间都是相关联的。边缘群体通过语言创新来壮大自己的做法、历史十分悠久。他们显然非常擅长此道,因为不管世界上的其他群体是否知道这些酷炫的新俚语、单词发音和语调应该归功于谁,他们的说话方式最终总是会与边缘群体趋同。 社会喜欢抨击句尾升调、“Iike”和其他女性语言特征的另一个原因一尽管整个社会最终吸纳了这些使用语言的方式一简单来说就是,当事情超出控制时,人们会被吓坏。你看,当鲍勃·加菲尔德这些“正常人”(NORMs)听到年轻女性在句尾使用气泡音时,一场小小的存在危机从他们心底油然而生。“(他们)变得爱挑剔、爱批评,甚至可能感到焦虑不安,然后说:‘语言听起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语言学家奥伯恩·巴伦-卢茨罗斯(Auburn Barron-Lutzross)说。因为这些人习惯了掌控局面,所以当别人开始制造“事端”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了。“如果是这些‘正常人'首...
《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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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更好的问题一也是兹维基似乎要回答的问题一就是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为什么男同性恋者会反转自己的性别,而女同性恋者却不会? 答案很简单:并非女同性恋者不以男性的方式说话,只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并不似男人说话像女人那样令人厌恶。“谁想做女人啊?”纽约大学的语言学家路易丝·0。沃什瓦里在电话中开玩笑地问我,“一个男人若想成为女人就是自贬等级。” 这种自贬的感觉再次证明了我们文化中的那个观点,即男性化的语言是中性的、无须标记的默认标准,而女性化语言则代表着异类。从默认的标准风格切换到被专门标记的异类风格,比从异类转为标准更能引起注意,所以当一个男人张开嘴吐露“女性化”特征时,我们就会后退。沃什瓦里说:“你可以追求权力,但如果你作为男人却选择像女人一样说话,那你就是在远离权力,这是不被认可的。”接着她用了这个类比,“我扫视了一圈教室里的学生,有多少女学生穿了裤子?大部分。有多少男学生穿裙子?一个都没有。” 正如一个男人穿裙子比一个女人穿裤子更能彰显态度和观点,一个男人像女人那样说话所传达出的态度和观点也比一个女人像男人一样说话更大胆、显眼。于是,有时候女性可能会故意加大力度:希拉里·克林顿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把声音调整得“生硬刺耳”,那感觉仿佛是一位女性穿着板正的礼服、全素颜地参加一场正式活动。一个女人若想通过扭转性别印象来让别人关注自己,就必须比一个男人付出更多努力、转换得更彻底。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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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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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恼人的是,还有很多人一往往是一些社会特权阶层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语言的演化。这群脾气暴躁的人声称不区分性别的词汇不符合语法,他们拒绝了解生理性别(s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区别,还抱怨凭什么随口说说“sut”(荡妇)这个词就要被指责性别歧视,他们在美好的旧时代可没被指责过。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身份之下的语言根基在剧烈颤抖、变化,自然就把气泡音·和无性别人称代词等语言现象视为不祥之兆,并且威胁着他们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令他们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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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yliner”(译按:男士眼线笔,与眼线笔“eyeliner'”谐音)“mansplain”(译按:男言之瘾、男性说教,意指男性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女性说教或解释女性已知的事物,且认定女性所知甚少,或不把女性的见解当回事)、“shero”(译按:英雌,与英雄“hero”相对)、“dykon'”(译按:同志偶像,来自女同志偶像“dykeicon”,专门形容受女同性恋群体喜爱的艺人)、“bromance”(兄弟情谊)和“fratriarchy'”(译按:兄弟权制,指由男性之间的兄弟网络统治的权力结构)等词,只是包含在语言和性别词汇中,诸多令人难忘的合并词(portmanteau)中的一小部分。顺便说一下,合并词是一种文字游戏,将多个单词的发音混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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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她选择禁欲,就给她贴上假正经的标签。20世纪70年代末,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者朱莉娅·P。斯坦莉(Julia P。Stanley)在收集和分析了一系列针对女性性欲的流行俚语后,发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妓女一圣母”二分法的语言证据。她总共记录了220个俚语,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隐喻都是完全负面的,也都无一例外地落在了这枚意识形态硬币的其中一边:“献身”的女人被归类为荡妇,而那些矜持的女人则被咒骂为冰雪公主。与此同时,斯坦莉所收集的有关男性的大多数性隐喻——总共22个,正好是女性那组的十分之一——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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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master'”(男主人)和“mistress”(女主人)两个词上。这两个英文词源自古法语,本意都表示具有权力权威的人。几十年后,只有后一用于女性的词被污染,含义变成了一如舒尔茨所说一与已婚男子“频繁私通”的淫乱女人。而“master'”继续代表一个掌管某事物(比如家庭、动物,或性虐恋关系中的受支配者)的男性;也可以用于称呼一个掌握了某项复杂技能(比如空手道或烹饪)的人。现在告诉我,有哪个好看的烹饪竞技节目叫《厨艺女师》(MistressChef)吗?没有,从来没有过。要是有,我一定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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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例子显示,词义转贬的过程使得某些女性相关的中性词变成了既针对女性也针对男性的侮辱性词语。以“buddy”(兄弟)和“sissy”(姐妹)为例,今天我们会用“sissy”来描述一个柔弱或过于女性化的男人,而“buddy"”是“好朋友”的同义词。许多人以为“buddy”和“sissy'”两个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最初二者其实是“brother”(兄弟)和“sister”(姐妹)的缩略语。只不过后来男性相关的那个词经历了词义转褒;而与女性相关的那个词与之相反,被冲进语义的马桶,落人了如今的贬义污水:儒弱可怜的男人,像个女人一样。实际上,语言学家已经确认,大部分针对男性的侮辱都来自对女性气质的描述,要么影射女人本身,要么影射男人身上的(刻板印象式的)女性化特质:“wimp”(软弱窝囊废)人“candy-ass”(胆小鬼)、“motherfucker'”((杂种)。甚至“woman'”。(女人)这个词本身就有嘲笑效果,我就常听人说:“Dude,don't be such a woman。”(哥们儿,别跟个女人似的。) 跟“sissy”类似的是“pussy'”(猫咪;阴部;懦夫),也是从一个女性相关的中性词逐渐演变成专门骂男人的脏话。虽然学者无法完全确定它的词源,但是一种理论认为它源自古挪威语,本意指布袋或者口袋。·《牛津英语大词典》中一个来自16世纪的词条给“pussy”的定义是,具有猫的特质(比如温柔友善和羞怯胆小)的女孩或女人。17世纪时,这个词同时比喻猫和阴道的用法开始出现。直到20世纪早期“Pussy”才被用在男人身上,那时的作家把这个词与温顺而没有攻击性的男人联系在了一起。 经历词义转贬的男性相关词语却屈指可数,唯一显著的例子是“dick(屌)这个词。它最初只是人名“Richard”(理查德)的呢称,莎士比亚时期成为所有男性的统称(就像乔·什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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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以上分析结果中还有一个问题:英语使用者中不只男性会默认并坚持这种潜规则,女性也是如此。女性也一直用“honey”(蜂蜜;宝贝)入“cupcake”给别的女性贴标签,还总相互调侃“sluts”、“hos”和“cunts'”。这是为什么?舒尔茨说:“显然不是女性自己创造了…这些诨名。”她们也不是第一个把男性描述成“pussies'”和“is”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附和它们呢?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麦康奈尔-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一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一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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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收复再定义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非裔美国女性,是她们改造了“bitch”和“ho”。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AAVE)t为美国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俚语来源。它创造了许多宝贵的俚语,如最新的“squad'”(小队)、“fleek”(正点)和“woke”(对歧视敏感),以及古早的“bling-bling”(闪亮,光彩照人入用“bad”(坏)表示“好”,以及短语“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得克萨斯大学的语言学家索尼娅·莱恩哈特(Sonja Lanehart)曾经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到一个白人新闻主播在电视上使用“24-7”这个短语时,她差点把饮料吐出来。一些女性使用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的特定方式,对于性别侮辱类俚语的重新定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使用者都是语言游戏大师,特别擅长“signifyin”,也就是用言语幽默地把对方撂倒的辱骂艺术。多年来,这项精妙的技能已经在黑人群体之外流行开来。 对“bitch”的积极的重新定义,也与嘻哈音乐界的女性有着特殊的紧密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黑人女性音乐人就开始用“bad bitch”这个短语来指代自信、有魅力的女人,而不是“刻薄或充满敌意的女人”一此处要赞美崔娜(Trina)1999年的歌《最飒拽姐》(“Da Baddest Bitch”),以及蕾哈娜的《大飒姐》(“Bad Bitch”)。嘻哈音乐还创造出了“heaux”这个词,这是“hos”更时髦、更讨人喜欢的拼法,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从2017年开始使用。那年,我在一首新歌的标题中第一次看到了“heaux”这个词,这首歌是少年说唱歌手丹妮尔·布雷戈利(Danielle Bregoli)的《这些妓女》(“These heaux”)。顺便一提,她是白人,但她无疑是从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中学会了巧妙地重新拼写单词的技巧。“h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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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并非出于政治正确或害怕冒犯他人。恰恰相反,这是对既定规则的反叛。拒绝使用“slut”和“pussy”这样的词辱骂别人,你就是在拒绝针对女性性欲和男性气概的不平等标准,就是在抗议社会对女性性独立的谴责,男性借此是在拒绝成为粗暴的男权沙文主义者。只要反抗的人足够多,那么每个人都会是赢家,因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也是一个总体上更放松、更富有同情心、更少人会被冒犯的社会。如果我们学习酷儿和女同的做法,把侮辱我们的词收复回来并进行重新定义,那么“冒犯”这个词本身就会被废弃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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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5要创造这个完美世界,一开始不是要教女性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是要教育男性一从他们小时候开始教育,越早越好一一世界并不只属于他们。当男人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作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我们必须打破社会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男性气质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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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8传统女性气质在历史上一直局限于私人领域,而自信的领导力则属于公共事业,二者之间的微妙张力被社会科学家称为“双重束缚”。大多数追求事业成就的女性最终都会陷人这双重束纠的其中一端。克林顿可能是忍受这种语言批评的现代公众人物中最知名的,但她绝对不是第一个。也有其他女性摆脱了传统的女性声音特征,她们被视为强硬的领导人,但又被贴上了冷酷和专横的标签,其中包括伊丽莎白一世(童贞女王),玛格丽特・撒切尔(铁娘子),最高法院大法官崇尼娅・索托马约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推特上被叫作“邪恶的女巫女王”),以及政治家珍妮特。纳波利塔诺(Janet Napolitano)-一记者安德鲁・纳波利塔谐(Andrew Napolitano,没有亲戚关系〉戏称她为“邪恶表妹珍妮特”。没有人质疑过这些女性的力量,但她们的力量是以牺牲“喜爱”为代价的。而在双重束缚的另一端,当一位女性掌权者不想以“男性化”的方式行事,或者有意凸显自己的女性气质时,她就会被认为脆弱无能。但同时,义因为她保持了大部分符合女性规范的特征,她看起来就不会过于可怕。随着她强硬程度的降低,她的受欢迎程度便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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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附和它们呢?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 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麦康奈尔一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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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想对女性或其他人——包括我们自己——的某种语言特点加以批评时,我们可以提醒自已要像语言学家那样思考,提醒自己系统化的语言模式从来不是愚蠢或毫无意义的。人们对这类模式的批评只会强化某种不合理的语言标准。 想想那些针对女性声音的监管行为——批评她们的语调、她们的句法、她们的用词——与社会监管女性外貌的行为逻辑是何等相似。针对女性的杂志文章和广告不但告诉她们必须变得更漂亮,也告诉她们需要改变说话方式。我曾听过这样一种讽刺的说法:让女人包包不离手、高跟鞋不离脚,这样就能使她们行动不便。虽然我并不真的认可这种观点,但我认为你可以将这种逻辑与对女性语音和用词的批评进行比较——后者把人们的关注点从女性话语的实质内容转移到无关紧要的语言习惯上,同时给女性制造焦虑,使她们过度关注听者的感受。担心自己使用气泡音的次数过多、忧心自己是不是道歉过于频繁,不过是“担心额头是不是泛油光了”,或者“肥肉是不是从塑身裤挤出来了”等烦恼的语言对应物罢了。 女人应该停止使用话语标记语和气泡音,这样她们的话语听起来就会更“清晰”——这种温和的建议不论本意多好,终究是毫无助益的。2016年,我得到了用来测试某个新款语音识别应用程序的促销码,该应用程序旨在帮助年轻人练习说话时不用任何填充短语,以便使他们听起来更加“权威”。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赋权”建议,与告诉一个女人穿裙摆较长的裙子会显得更像成功人士一样,都是居心不良。这是在女性所道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一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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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只是在装傻罢了。因为研究表明,当性骚扰者被要求与他们的骚扰目标互换位置时,他们能够很快地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他们并不是行为欠考虑,然后被别人误会了意图,而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漠不关心。他们缺乏共情。这一切背后的深层问题,与我们的社会文化如何教导男人“是个男人”有很大关系。 我们的社会设立的男性气质的既定标准是非常极端且不恰当的:人们要求男人要强壮有力量,只能是异性恋,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女性气质划清界限。为了展现男性气质、保护自己的男人身份,男人很快就学会了一条生存法则: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用自己的观点压制女人的观点,必须无视女人的痛苦。正如贝丝·A。奎因在2002年所写的那样:“男人无法与女人共情,因为男性气质的束缚使他们无法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而男人在与女人相处时的道德立场也因为缺乏共情而降低了。”这种对所有女性化事物的共情缺失无疑也反噬了男性,因为男性气质的标准不允许男性表现出任何可能“像女人”的情感、身体或语言特征。于是他们总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叫作“异性恋本位的男性化行为”的僵化盒子里,害怕自己因被认为女性化而陷入男性特权被剥夺的危险境地。 我认为共情缺失也是造成打断女性发言、不回应女性、男性说教、称女性“歇斯底里”,以及目前已知的许多其他用语言凸显男性权力的行为频频出现的原因。因为正如我们所知,男性气质会阻碍男性与女性团结在一起,所以当一个男人无视或用暴力压制女性的声音时,他就是在按照社会标准行事,而且做得很好,充分履行了他性别角色的职责。而这种性别角色所造成的伤害,就变得不足挂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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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造这个完美世界,一开始不是要教女性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是要教育男性——从他们小时候开始教育,越早越好——世界并不只属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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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只给女人的欲望两种归宿:若性生活丰富,就让她获得妓女的骂名;若她选择禁欲,就给她贴上假正经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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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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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语言学家还发现,最不愿意创新的语言使用者是那些不爱运动的、年长的乡村男性(nonmobile,older,rural males),正好组成一个首字母缩写词:“NORMs'”(规范,准则;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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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所谓的“开国之父”,而该国的土地却被视为一个女性实体——“大自然母亲”“处女地”。在语法、寓言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女性都被看作文明的男性世界之外的荒蛮之地,野性的东西命中注定需要被驯服成我们传统上希望女性成为的脆弱、娇嫩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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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名叫凯莉的26岁参与者所说:“女人一旦使用某些脏话就很可能被认为是‘辜负了女性群体’。”这似乎表明她们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这些词的本义。女性不期望男人更了解她们,也不期望男人明白他们所说的话可能造成的伤害,但她们切实期待其他女人能做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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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我告诉你,800年以前“bitch”这个词与女人和狗没有任何关系,你会怎么想?那如果我告诉你,在现代英语出现之前,“bitch'”最初实际上只是“genitalia”(生殖器)——任何人的生殖器的另一个代称呢?在经过漫长而多变的演化之后,它才被用来形容雌性野兽,然后自然而然地演变出了现在的意思:专横、邪恶、不“赏心悦目”的女士。如果我告诉你,在英语中,一个完全中性甚至褒义的单词演变成对女性的侮辱的过程一直在进行着,你又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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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达·蒙特尔
国籍:
美国
阿曼达·蒙特尔作品
:
《
语言恶女
》
阿曼达·蒙特尔简介
:
阿曼达·蒙特尔(Amanda Montell),美国作家、语言学家。其文章散见于《纽约时报》《时尚芭莎》《嘉人》等。已出版的著作《异教语言学》《语言恶女》等获得了《华盛顿邮报》《柯克斯评论》《大西洋月刊》等媒体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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