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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戴安娜·阿西尔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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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在简的文本上，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修改工作，但我确实曾阻止过她将一个故事放入《睡吧，女士》中。弗朗西斯也建议她不要这样做，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是谁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了。弗朗西斯的私人文稿目录中，在《皇家大道》的书稿旁有这样一条附注：“里斯小姐已经声明出版商拒绝将此故事列人《睡吧，女士》，认为语气上涉嫌反黑人。”说得没错，只是过于简单了。简与19世纪末出生的其他多米尼克白人在很多方面态度相同。尽管她经常谈到在孩提时代，她曾多么渴望成为黑人，因为与白人相比，黑人的生活没有那么无聊狭小，但这只是对现有框架的浪漫反叛，而不是拒绝。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说话的方式，有时会不自觉地带着一丝蔑视，就像加勒比种植园的老人们一样，会形容她喜欢的黑人们“忠诚”，还说一旦“我们”不存在，“他们”就会把事情弄得多糟（这就是《皇家大道》的麻烦），诸如此类。我是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语，但她说得如此自然，总让我惊叹她在《藻海无边》里，能做到坚持作家的信念，超越了自我。”
    《未经删节》
    这与《藻海无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部小说中，故事的讲述者是这样的：他的生活因奴隶解放而遭到破坏，他因黑人现在可以自由地对白人表现出敌意而感到困惑、愤怒和悲伤。但因为观察得精准，黑人和混血儿在其中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读者能够理解为什么库里布里会被烧毁，为什么丹尼尔·科士威会变成这么一个讨厌之人，为什么蒂娅走到了安托瓦内特的对立面，事实上，她从来就没真正成为她的朋友，这对她们两人都非常残酷。安托瓦内特的世界，并不是因这些人的恶意被毒害的，只是因为她的家人一直是他们的主人，像牲口一样对待他们才导致的。简并没有在书里明确地说出这一点，但确实展现了这一点。简写得好的时候，比日常生活中的自己要透彻得多。我不想出版她的《皇家大道》，是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将一个能在重要时刻从这样的高度战胜自己局限性的作家，作为种族主义者来鄙视。
    《未经删节》
    阿尔弗雷德不得不在前头领着我上楼梯，因为他正跟房东处在矛盾中，房东经常将扫帚和水桶留在黑暗中绊倒他，让他撞上摇摇晃晃的栏杆。我们向上攀爬时，他津津有味地描述了他们的矛盾发生过程。此刻还是白天，所以他带着我直奔屋顶，展示屋顶花园，只见屋顶表面铺着一层被热气软化的沥青，上面布满了厚厚的狗粪。我尽职尽责地靠在栏杆上享受着景色和清新的微风，同时感到震惊。在我的家庭中，狗儿们是准神圣的动物，我从小就明白它们从未要求自己属于人类，考虑到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接管了它们，我们的责任就不仅仅是去爱它们，还应该顺应它们的本性来对待它们。所以，我从不会不去遛狗，或让它们在靠近自己巢穴的地方拉屎——成年狗狗，除了那些不太聪明的，都不喜欢弄脏自己的住处。我很快就看出阿尔弗雷德从希腊救出的两条狗——他心爱的哥伦拜恩和斯库拉——是一对野蛮的夫妇，非常喜欢在屋顶上拉屎。实际上，它们在放着它们床垫的地板上也拉，从来没有接受过居家训练，当然斯库拉无论如何也谈不上聪明，但看到阿尔弗雷德让他的狗生活成这样，我还是觉得有些尴尬。等我们就着烛光（估计电线已经被房东切断了）坐下来吃酸奶油蘑菇和优质牛排时，天已经黑了，昏暗的灯光照亮了精心布置的餐桌，掩盖了房间的空荡和尘土。吃到一半，听到有人走上楼梯的声音，阿尔弗雷德示意我别说话，还吹灭了蜡烛。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和拖着脚走路的声音，我们屏住了呼吸，又一次敲门声，我们再次屏息，然后来访者就走了。阿尔弗雷德重新点燃蜡烛，看起来有点自鸣得意：“我知道那是谁。是个我不想再见到的男孩。”这让我们谈论起他的不幸，他的挚爱中他用情最真、最持久的亚瑟，已经离开了他。他试图强迫自己禁欲般地接受孤独，却像个傻瓜一样，陷入不断的希望、不断的失望或以更糟的情况告终的境地。楼梯上的男孩就是他最新的失望对象，他只是偶然结识了他，结果证明还是不行。我说：“可是阿尔弗雷德，亲爱的，你为什么认为在小便...
    《未经删节》
    维迪亚从记事起就恐惧并厌恶特立尼达。还是个小学生时，他就在拉丁语启蒙课本的封底上写下誓言，要在五年内离开此地（实际上他花了六年）。他在1962年出版的第一本非虚构类书籍《重访加勒比》中记录了这一点，还描述了他第一次重游西印度群岛时，做了自己以前从未做过的事：研究他害怕和讨厌自己出生地的原因。这是对此地极度消极的看法，忽略了整张图画中好的一半。他的想法与其说是来自头脑，不如说是在神经系统深处花了很长时间孕育成熟，然后伴随着一股力量自然地流淌而出。他说，过去人们只知道特立尼达是地图上的一个点，作为国家，它既不具重要性，也不具存在感，它最先是西班牙、接着是法国、然后是英国用来赚钱的地方，由于使用奴隶劳作，赚钱非常容易，在奴隶改为契约劳工后，价钱也没贵多少。一个以奴隶为基础的社会是不需要效率的，所以这里不存在效率传统。奴隶主也无需聪明，所以，“在特立尼达，教育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而是金钱让你摆脱的东西。教育严格来说是针对穷人而设立的，正如特立尼达人喜欢说的那样，白人男孩‘掰着手指数着数’离开了学校，但这正好说明了他的特权……白人社区从来不是因为拥有卓越的语言、品味或成就而成为上层阶级，仅仅因为其金钱和享乐令人羡慕”。当这个原始的殖民社会因岛屿不再有利可图、英国人撤出而开放时，维迪亚看到大量涌入填补真空的，是以商业广播（当时电视还没来到这里）和电影为载体的、闪闪发光、最物质至上的美国的影响，电影都是些非常暴力、脱离真实的类型。（“英国电影，”他这么写着，“对着空荡荡的屋子播放，我的法国主人叫上我一起去看《相见恨晚》，电影院里只有我们俩，他在阳台上，我在土坑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仅仅是基于对“美国现代性”的渴望才团结在了一起，在堕落的虚饰下，其内部其实相当分裂。分裂是在奴隶——非洲特立尼达人，与契约劳工后裔——印度人之间形成的，这两个群体都是历史的偶然，都没有任何渊源可言。...
    《未经删节》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只要看到玻璃底船就会让我联想起做爱，因为与男人的性爱关系让我有机会窥视他的外表下发生的事情。有一次，当某人第三次对我讲起他的童年故事，我发现自己在想“他已经是个挤完汁的柠檬渣了”…哦，天哪，我的透视眼！
    《未经删节》
    以下是他们的做法：时不时给安德烈写信，要求他详细预测未来五年的出版计划。……我们的会计师菲利普·塔默（顺便说一下，他是有史以来最可爱、最善良、最耐心、最正直和最忠诚的会计师）曾这样写信给他们的会计师：“我们在五年内要出版什么，取决于某些坐在阁楼里不知名的人们脑子里在想什么，而我们不知道那个阁楼的地址。”
    《未经删节》
    这件小事让我清晰地瞥见了简·里斯的核心奥秘，一个如此无能之人，一个承受了混乱、灾难，甚至毁灭的人，内心是钢铁般坚强的艺术家。
    《未经删节》
    这让我们谈论起他的不幸，他的挚爱中他用情最真、最持久的亚瑟，已经离开了他。他试图强迫自己禁欲般地接受孤独，却像个傻瓜一样，陷入不断的希望、不断的失望或以更糟的情况告终的境地。楼梯上的男孩就是他最新的失望对象，他只是偶然结识了他，结果证明还是不行。我说：“可是阿尔弗雷德，亲爱的，你为什么认为在小便池边随便认识的人会立刻变成你的真爱呢？”对这个问题，他居高临下地回答说我一点都不浪漫。
    《未经删节》
    下一次他来我办公室时，我问那是谁，他用相当恼怒的声音回答“当然是我妻子”时，我感到万分惊讶。那之后，帕特被允许慢慢从阴影中现身，但也只有一点点。……当时我一定是对她说，之前我们从没有见过面，于是她回答：“维迪亚不喜欢我参加派对，因为我令人讨厌。”从那一刻起，每当我需要通过感恩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时，我都会告诉自己：“至少我没有嫁给维迪亚。”
    《未经删节》
    我直到现在都一直抵触一种“责任感”，非常不愿意以任何我不喜欢的方式努力，而且，一思考金钱问题就觉得烦躁（当然花钱还是喜欢的）。
    《未经删节》
    你最关心的只有一点——是好书就应该出版。你自然希望出版商是自己，但如果是其他人，那也不是世界末日。
    《未经删节》
    尽管从1946年到1984年，安德烈在办公室管理上的主要手段一直是威胁我们厄运即将来临，但厄运真正来临时，他却迟迟没有意识到。长期以来，他更愿意将公司的症状解释为“暂时的低迷”。我们出版社的倒闭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主要由两件事共同促成：一是愿意阅读我们主要出版物的人数减少，二是经济衰退。………………每次涨价后，人们依然会买书，但这类人的数量并不多。只要有人说我们的书销量减少不是因为价格上涨，而是因为别的因素，安德烈就很不耐烦……一切确实变得更贵了，这就是生活，人们已经习惯了。可是在我看来，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除了我们，别人也做过多次尝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推出过“文学类”第一批小说的廉价版本，但价钱便宜也并没有卖得更好。 买书的人（不包括那种买实用性操作指南类图书的人们）分为两类。一类人买书是因为他们喜欢书籍，可以从书中得到点什么；还有一类人是将书籍当作众多娱乐方式的一种。第一类人规模较小，他们会不断阅读，就算不是永远，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也会一直读下去；第二类人则还需要争取，畅销书就是因为这类人而出现的，只是因为有人说某本书很特别就能引发风潮，但这同时会让出版商很头疼，因为读者会变得越来越难争取和讨好。…………当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我曾觉得我们应该对此做点什么。看看30年代的艾伦·莱恩，他就想出了企鹅出版社的点子，那不也是为了满足需求而进行的出版革命吗……我们就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做点儿类似的事儿吗？皮尔斯和我偶尔会讨论一下（安德烈则从不会为这种无谓的推测而烦恼），但始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皮尔斯认为我们应该减少小说，寻找必要的、严肃的非虚构类出版物，他说得对，但知易行难。我的大脑则一片空白，我太固执于自我的方式，不想做出任何改变，这是我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出版自己喜欢的图书，想到改成任何其他类型的书，就觉得可怕。所以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这一定...
    《未经删节》
    有关简的混乱，用塞尔玛·瓦兹·迪亚斯的事儿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位女演员将《早安，午夜》改编成电台广播，视自己为简真正的“重新发现者”，这并非毫无道理。但塞尔玛的问题不仅仅是她宣称如此，而是她因此自认有资格成为强盗。尽管人到中年，身材敦实，塞尔玛依然是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她有一双大胆的黑眼睛，穿着类似西班牙吉普赛人的衣服，精力充沛，非常健谈。简得知她为《早安，午夜》所做的计划后，又高兴又感激，两人见面后就常常混在一起，简还很喜欢她不时的来信。当简带着《藻海无边》的手稿到伦敦时，我知道她们本来计划要见面，所以在她被送进医院后打电话告诉了塞尔玛……随后的事情让我对她友谊的价值产生了怀疑。首先，我花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她去医院看简，结果见面时间不仅非常短暂，塞尔玛还一直抱怨给自己带来了不便。我开车送她回家时，关于简她几乎只字不提，只说了一句话：“你一定知道她以前做过妓女吧？”糟糕的事还在后头。《藻海无边》出版后，简对我说起，她很担心塞尔玛逼她签过什么东西。后来我们才发现，1963年塞尔玛去切里顿见简时，曾拿出过“一张纸”，简以为是涉及《早安、午夜》《黑暗中的航行》和《藻海无边》的广播权，但事实上，合同内容包含在全世界范围内，只要这些书还在版权期内，其所有电影、舞台、电视或广播改编收益的百分之五十都必须分给塞尔玛，同时还授予塞尔玛对此类改编的唯一艺术控制权。简反复跟我说，她觉得当时签字就是个玩笑：“你看，我那时候喝得有点多……嗯，有点，其实是非常多。”但两年后，塞尔玛找了一位经纪人以更正规的条款重新拟定了同样的协议，写信问简是否愿意再次签署，简显然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于是还真的签了（那个经纪人从未见过简，所以我猜他不知道她在实际问题上有多愚蠢，否则他会更强硬的）。起初我并不太担心，因为我无法相信如此离谱的事能站得住脚。我觉得塞尔玛自己肯定也懂的吧，这肯定会被证明是个愚蠢的想法啊。后来安德...
    《未经删节》
    看到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最终沉寂，为什么我没有更难过一些？我想这是因为，面对英国出版业出现变化的征兆，如文案准备和校对标准变低等，虽然我也经常摇头，但还是觉得这些并不重要。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以及它们的心理等价物，在心怀不满的老人眼中这可能会酿成终极悲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毕竟，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快速简单一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我年轻时候的出版界和现在的区别，并不是这种愿望现在才出现，而是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出版界更加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这可能是由某个社会阶层对这一行业的控制有所放松导致的。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居住在伦敦，受过大学教育，属于中上层英国人，并在19世纪末从书商手中接管了出版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书，并真诚地想要去理解写作的好坏之间的区别。但我怀疑，从上帝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好”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我有时会努力从神的角度想，我曾经出版的很多我喜欢的书，有不少肯定也是无意义的，对其他出版社来说也是如此。有两位典型的阶层作家，一个是来自不那么自命不凡一端的安吉拉·瑟克尔，还有一个是来自另一个极端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瑟克尔的书很让人尴尬，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出版她的书，因为显然会热卖。而伍尔夫，那是我年轻时所崇敬的作家，如今谈起却似乎更令人尴尬，因为她既有的声望已经过高了。她不仅属于那个社会阶层，而且无法突破阶层的界限，也无法突破那些自觉“美丽”的文字，那些形容词，哦，天哪！这几乎成了阶层标准，但不用说，其实这些词语本来也无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只要牢记这一点就能对抗忧郁，还有一点是，其实依然有很多人反对太多快餐性质的东西。只要去看看超市里专卖有机食品的货架越变越长的速度就能知道。而且，尽管不多，但仍然有一些出版商，比以往任...
    《未经删节》
    买书的人（不包括那种买实用性操作指南类图书的人们）分为两类。一类人买书是因为他们喜欢书籍，可以从书中得到点什么；还有一类人是将书 籍当作众多娱乐方式的一种。第一类人规模较小，他们会不断阅读，就算不是永远，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也会一直读下去；第二类人则还需要争取，畅销书就是因为这类人而出现的，只是因为有人说某本书很特别就能引发风潮，但这同时会让出版商很头疼，因为读者会变得越来越难争取和讨好。 布克奖就是考虑到第二类人的需求于1969年发起的。它通过给一本书颁发令人印象深刻的奖金来提高图书类新闻的质量，普通读者们则张耳细听。它对提名的书籍销量有一定作用，但一直以来的期望其实是，人们在购买了头几名获奖书籍之后，会“转而”购买其他普通书籍，然而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期望得以达成。还有一种试图激发更广泛公众意识的努力，如推出“读书最棒”这类口号，到了现在，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书商赠送的手提袋上印着此类信息，但这种广告，不感兴趣的人根本就视而不见。 情况正在缓慢地变化着，以至于在尚未察觉之时，第二类人就已经漂浮到另一个世界了。几代人慢慢成长，发现图像比文字更有意思，在计算机空间漫游比用手指翻书更令人兴奋。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仍在阅读，但人数已越来越少，越来越没人愿意费心去挖掘一本哪怕只有点滴阻力的书。尽管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人愚蠢，但他们其实并不比我们更愚蠢，他们只不过在享受不同的事物罢了。尽管与我们类似的出版商会继续与第一类人保持愉快的关系，并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也经常与第二类人打得火热，但出版商认为有趣的内容与更广泛的公众认为有趣的内容之间，差距一直在扩大。
    《未经删节》
    有的作者依赖编辑，就像网球明星依赖自己的父母，这时候阿西尔不得不扮演保姆的角色，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可以说是她哄出来的。她从人海深处把里斯打捞出来，给予里斯极大的理解和同情。阿西尔鼓励她写下去，在生活、精神乃至法律上援助她，那是扔给了她一个救生圈，让衰老、脆弱的她有一丝力气“迎着艰难的命运”，游出酗酒、孤僻、贫穷、偏执、不切实际和精神崩溃的苦海。里斯创作《藻海无边》用了九年时间，漫长又艰辛，如果没有阿西尔持续的悉心呵护，里斯会怎样？她还能完成这部人生最后的长篇小说吗?阿西尔不惜笔墨描写了与里斯紧密相连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她的出生地多米尼克，这个加勒比汪洋中的岛屿被火山和雨林填满，极其孤绝，却是她的心灵属地；一个是她晚年生活的凄凉陋舍，“位于一排连在一起的单层棚屋的最后一间，是一间掩映在树篱之后蜷缩着的灰色建筑，很不起眼的权宜之所。看起来好像由瓦楞铁皮、石棉和焦油毡搭建而 成……厨房……大约十英尺见方……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种电暖器……除了烧焦人们的小腿，几乎无法温暖空间。房间里放着简工作兼吃饭的小桌子，两把直椅，一个食物柜，一个餐具柜，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当，这里，就是简度过每一天的房间”。在这平房里，里斯完成了《藻海无边》，阿西尔“清晰瞥见了简·里斯的核心奥秘，一个如此无能的人，一个承受了混乱、灾难，甚至毁灭的人，内心是钢铁般坚强的艺术家”。只有理解了里斯生命起初和终了的两个地方，才能真正看懂里斯的小说。
    《未经删节》
    我虽然一生都谈不上大富大贵，却继承了一个典型的“富贵病”：有强烈的懒惰倾向。我的内心深处潜伏着一个固执的生物，它觉得钱就应该像雨一样从天而降。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太倒霉了：就像一个忍受干旱的农民，总得以某种方式渡过难关，否则就要面临破产，这当然令人焦虑，但总比为金钱发愁而毁了自己的日子要好。我当然一直都知道，人不得不操心金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做的，但仍然是能免则免。这意味着虽然我从未选择什么都不干，但确实也没有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做不到”还是“不愿意”，但感觉更像是“做不到”，而我做不到的事情里有很多都属于出版商必须去做的事。出版是门复杂的生意，涉及买、卖、制作或让别人制作。它买卖的是人们想象力的产物，这是书籍的原材料，还有各种法定权益。它制作的产品各不相同。因此，出版商必须能理解和控制复杂的财务和技术结构；必须是聪明的谈判者，善于讨价还价；必须有一种精明的本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大方花钱，什么时候该锱铢必较；必须能有效地管理或找人管理人满为患的办公室；最重要的是，必须能兜售出自己那些各式各样的产品。但我正好相反，我只会花钱，讨厌责任感，讨厌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向任何人兜售任何东西。我不是个傻瓜，很清楚我不能也不想掌握的这些方面非常重要，甚至也对这些方面了解不少。尽管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但不得不承认，我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编辑。这当然是出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如果没有其余的环节，它就一文不值。所以我并不是出版商，我只是个编辑。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人...
    《未经删节》
    艾伦·温盖特出版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本书是诺曼·梅勒＇的第一部小说《裸者与死者》，这本书是一位绝望的文学经纪人带来的，因为尽管它已经在大西洋彼岸引发了狂潮（就是当时那种总是神秘地先在美国引起轰动的书），但伦敦的六家大型出版商都将其拒之门外。那时我们的书单已经逐渐充实起来，销售也蒸蒸日上，但仍然不过是个小机构，无法成为手拿一本好书的经纪人的第一选择，要不是他们觉得不会有别的出版社出价，我们甚至不会成为“第七选择”。这是一部战争小说，其中所有士兵角色都在太平洋战场拥有地狱般的遭遇，梅勒本人曾在那里服役。他一心想要准确地传达这些士兵的天性及经历，所以自然希望将小说中的男人们描述得真实，这就意味着一定且经常需要使用“fuck”和“fucking”这两个词。他的美国出版商曾告诉过他，他们知道这是本好书，但要是将这个词直接印刷出来，不论是他们还是其他人都不会出版的（似乎还真是这么回事）。我相信曾经有人建议使用“f—”来代替这个词，但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频繁，这么代替的话，整个对话看起来就像一张渔网，所以后来大家一致同意用“fug”和“fugging”来代替。
    《未经删节》
    没有比编辑烹饪书更费力的事儿了。你不能指望使用第37页或第102页食谱的厨师记得住第21页详细描述的烹饪程序，所以这个程序每次出现都必须完整描述；你也永远无法确定食谱开头列出的所有配料都会出现在烹饪程序的正确位置；你必须检查、检查、再检查。如果进入了自动工作状态，不去强迫自己想象手头正在操作这些程序，就一定会犯下骇人听闻的错误。哎，我就曾收到过厨师发来的愤怒信件，质问我：“菜谱开头写的三个鸡蛋到底用到哪里去了？”我确实为我们的烹饪书感到自豪，也喜欢其中部分作者，但即便如此，烹饪书依然与广告并列，成为我最不喜欢的工作之一。
    《未经删节》
    我经常疑惑，别的比血汗工厂稍好点的企业，是否会对自己的员工强加这种不适。这个国家似乎挤满了人，大多是年轻女性，非常渴望从事与书籍相关的工作，愿意为之忍贫受苦，而我们理所当然地利用了这种情况。我们中少数能拿到与劳动价值相称的工资的，是销售经理、发行经理和会计师，通常这些岗位都是已婚男人，薪水再低他们就不会接受这份工作了。而其他人，尽管一直在我们可怜的土地上蓬头垢面、咬牙坚持……好吧，我们也不是不能离开，但确实没有离开，而且气氛通常还很愉快。
    《未经删节》
    买书的人（不包括那种买实用性操作指南类图书的人们）分为两类。一类人买书是因为他们喜欢书籍，可以从书中得到点什么；还有一类人是将书籍当作众多娱乐方式的一种。第一类人规模较小，他们会不断阅读，就算不是永远，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也会一直读下去；第二类人则还需要争取，畅销书就是因为这类人而出现的，只是因为有人说某本书很特别就能引发风潮，但这同时会让出版商很头疼，因为读者会变得越来越难争取和讨好。布克奖就是考虑到第二类人的需求于1969年发起的。它通过给一本书颁发令人印象深刻的奖金来提高图书类新闻的质量，普通读者们则张耳细听。它对提名的书籍销量有一定作用，但一直以来的期望其实是，人们在购买了头几名获奖书籍之后，会“转而”购买其他普通书籍，然而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期望得以达成。还有一种试图激发更广泛公众意识的努力，如推出“读书最棒”这类口号，到了现在，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书商赠送的手提袋上印着此类信息，但这种广告，不感兴趣的人根本就视而不见。
    《未经删节》
    在最后的两年，我不允许自己去想有多痛恨这种生活。我被马上就要过上没薪水的日子吓坏了，就像一只被画出的粉笔线压住喙的鸡一样，完全被恐惧催眠了，每天都想着要尽量继续工作。然后发生了一些非常小的事情，让我的喙突然能够从被画出的线上抬起，这时我想：“这太荒谬了，我没必要继续这样吧。”在我的心中，高兴和更加恐慌交织在一起。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那种退休后发现自己不知所措的人，我当然会有一个伴侣，一个喜欢的地方，有很多事要做，但整个成年岁月，我的日子全是围绕着工作安排的。此刻获得自由，最开始的感觉很奇怪，我甚至有一次在凌晨三点焦虑发作，想着：“这就像站在悬崖边，看着冷风吹起了裙子！”我努力不想承认自己有多悲惨时，却忽略了自 168己其实早就有多么筋疲力尽的事实，终于我发现，根本没什么冷风嘛！退休后醒来的第一个早晨，我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想法竟然是：“我真的很开心！”不仅开心，还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与其为我的出版岁月结束而难过，倒不如说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终于摆脱了”。然后，渐渐地，情况越来越好，因为时间越久，办公室里最后那些悲伤的岁月就越不重要，而我也越发意识到，自己在那之前的岁月有多么幸运。
    《未经删节》
    当他于1955年为出版《朱迪斯·赫恩》来到伦敦时，其妻子杰姬并没有随行，她或许正忙着将全家搬去纽约。他长得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但我立刻喜欢上了他：身材矮小、肥胖，脑袋圆圆的，鼻子尖尖的，像一只知更鸟，他那种缺乏起伏的阿尔斯特口音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胖是因为患有溃疡，而当时流行的治疗方法是大量喝牛奶，当然也因为杰姬是个出色的厨师，她做的火腿，烤制之前会真的注入大量白兰地（成为我最沉痛的食物记忆之一），为此她还备有个专门的医用注射器。第一次见面，我请他去家里吃晚饭时，他很小心地对我解释说他对妻子很专一，这种防范措施让我有些想笑，因为既明智又略带喜剧色彩。极少有男人会如此体贴地说明自己处于“请勿打扰”的状态（也许我这么说是在奉承他，说不定他并不是体贴，而可能只是一种清教徒式的胆怯。但我就是这么看的），一旦他确定我对他没有怀抱任何浪漫或掠夺性的幻想，友谊的大门便就此敞开。在我认识他和杰姬这一对儿之后，我们似乎就无话不谈。各种伟大的八卦，当我用“伟大”这个词儿，我想表达的就是“伟大”的意思，因为这是最高级、最纯粹的八卦：一种对人类行为饱含热情的兴趣，因幽默而点亮，超越了恶意。当然，我们经常谈论写作，包括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写作，最后还谈到了我的写作，但更多时候，我们会带着兴奋、敬畏、惊讶、恐惧或喜悦等种种心情，来谈论人们都干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干。我们贪婪地咀嚼着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
    《未经删节》
    一个小说家，必须杀妻或出了类似的事情，才能获得书籍介绍之外的版面关注。所以当小说家觉得自己的书销量太少时，抱怨的总是广告不足。另一方面，出版商却知道，图书，即使是非常畅销的图书，所打的广告也几乎是无用的。就算这些广告真的能增加销量，增加的销量带来的收益也远远抵不上成本。但确实有两种广告是有意义的：第一种是在专业报纸上刊登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书预告，这有助于书商和图书馆员寻找信息；第二种是在大发行量的报纸上用整版打出某本书的显眼广告，前提是其作者已经非常著名。普通的广告，只是6英寸、8英寸或10英寸的一列（有时是双列，但通常是单列），里面还塞满各种其他书籍的简介……就我而言，我只需要问问自己，什么时候读过这样的广告（除了为检查印刷是否有问题之外），更不用说因这种广告买过任何东西？只有评论文章或有人热情地谈论某本书时才会激发我去买它，那其他人又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依然继续投放那些毫无意义或几乎毫无意义的广告（当然，会尽可能地少投放），只是为了让作者们高兴，向他们报告说“你的书在报纸A、B、C、D、E、F上都做了广告”，希望他们能对这个真实的陈述留下一个印象就好，不要来问我们：“同一个广告中还有多少其他书籍，广告空间有多大，在报纸的哪个位置？”一般的作者们往往对这个印象就感到满足了。但布莱恩很快就开始觉得不够好。到了他的第三本小说时，他开始认为自己应该得到与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同样的待遇。
    《未经删节》
    单说布莱恩所写书籍的质量，如果我们真的在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给他做整版广告，并经常这么做，无疑确实会让他像格林一样有名。但是考虑到：第一，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起作用；第二，这么做会激怒其他作家；第三，我们负担不起。或者说安德烈是这么想的，在我们出版社，除了安德烈，没人可以决定能花多少钱干什么事。当安德烈认为将布莱恩的书籍广告转变为大牌广告的想法是无稽之谈时，我能做的全部，我必须承认，我曾梦想过的全部，也只是用不那么粗鲁的话向布莱恩传达安德烈的意见而已。到了1966年《冰激凌皇帝》出版时，布莱恩只是不时地喃喃自语，然后就似乎忘了广告这码事了。
    《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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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安娜·阿西尔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戴安娜·阿西尔
    国籍： 英国
    戴安娜·阿西尔简介：
    在长达五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阿西尔以其敏锐的文学判断力，发掘并合作了众多杰出作家，包括V.S.奈保尔、简·里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西蒙娜·波伏娃、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等，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编辑之一。她于76岁退休，退休后开始文学创作，出版了回忆录。她在89岁高龄时写下的回忆录《暮色将尽》于2008年获得科斯塔传记奖，并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戴安娜·阿西尔一生未婚，奉行独身主义。晚年她精神世界丰富，专注于园艺、绘画、读书、写作等爱好。她于2019年1月23日在伦敦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去世，享年101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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