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删节》简介
1.我在诗歌的世界里非常紧张。我妈妈过去常常断然拒绝读诗，声称诗歌对她不形成意义。虽然十几岁时，我曾为她感到震惊和尴尬，但在读了很多诗还写了不少（尽管我从不认为自已写得好）之后，我终于发现，我其实继承了她那乏味平庸的本性。诗歌最能感动我的瞬间，是从散文角度给我的冲击我一直无法真正理解的是，到底是什么会让一个人觉得写诗是自己存在的理由。 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当一卷诗歌在我手中流转，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幸运的是，这也恰好是编辑应该做的全部，除非是庞德与艾略特一起工作，这样的话，两位诗人或许还能擦出相互理解的火花。我会仔细阅读作品，努力在书的封面简介上说明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有一些诗歌整体能打动我，有一些则是部分诗句能打动我……随便怎么都可以。但我同时也感到一种紧张的崇敬，因为我一直觉得更为优秀的人对诗歌应该有所感应，当然到了现在，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想法。而诗人，虽然他们天生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思维特质，这让他们写出卓越的、情感强烈的文字艺术品，但诗人自身并非更卓越的存在。在古老的时代，诗人们对着同伴歌唱，提供娱乐和指导时，他们是有用的；当诗人们设计和操纵某种文字形式，以囊括更常见、更重要的人类情感时，他们是聪明而令人愉快的；但到了近代，当他们将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就往往变得非常无聊了（我已经不再阅读《独立报》的“每日诗歌”专栏了，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无趣得令人沮丧）。即使诗歌并不乏味，诗人也远非高人一等，想想可怜的拉金吧！
2.某些细节是作者玩的花活，是故弄玄虚，编辑看到，会受到一种神秘的牵引：“我无法理解这个，这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或许反而非常特别。” 阿西尔不以为然：“这种因为抓不住重点而产生的惯常反应有一种感人的谦逊，但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是一种对智慧的背叛，这种背叛允许大量垃圾伪装成艺术。”
3.阿西尔退休后反思，在她的职业生涯里，出版业从业者属于知识精英阶层，我们认为的“好书”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这种需求一直存在，只是当下的出版界“更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多伊奇出版社遇到的困境、挣扎和努力，在中国的出版人、读者看来，有令人熟悉的沮丧。
4.她不内疚自己在争取平权上的惰性，指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同时受到后天环境和天性的影响，“为什么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她把自己看作是“人”，而不仅仅是“女人”。她不是激进的女权活动家，她是温和的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别忘了，是她出版了波伏娃的书。
5...……因此当汤姆告诉我他接手后，只要我愿意继续按原来的薪水工作，爱干多久就干多久，他都会很高兴时，我非常感激。那时我已经七十岁了，当然直到八十岁我才开始觉得自己像个老太婆。尽管我精神还不错，但我本来就觉得自己不算绝佳的文字编辑（如挑出拼写错误等），现在就更觉得自己简直称得上是糟糕了，尤其是读到自己曾经审读过的书，却发现错漏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因此，我觉得自己没有达到应有的价值，在更广的层面……好吧，我仍然确信自己能分辨写作的好坏，但我是否还能判断出孙辈的孩子们（如果我有的话）想买什么书了吗？不，我不可能比汤姆更能干。我们经常喜欢同样的书，其中包括皮特·戴维斯的《最后的选举》、博曼·德赛的《大象的记忆》、大卫·古尔的《魔戒大师》、洛伦斯·维拉隆加的《玩偶的房间》、克里斯·威尔逊的《蓝玻璃》，这些书各有千秋，但我仍然准备发誓说，它们全是好书，可惜全都不赚钱。所以我无法以这种方式做出任何贡献。朋友们说“他付你的钱太少了”，但我不觉得，我认为我还能挣钱就已经很幸运了，虽然这份工作“不再有趣“，但情况也可能更糟。………………在最后的两年，我不允许自己去想有多痛恨这种生活。我被马上就要过上没薪水的日子吓坏了，就像一只被画出的粉笔线压住喙的鸡一样，完全被恐惧催眠了，每天都想着要尽量继续工作。然后发生了一些非常小的事情，让我的喙突然能够从被画出的线上拾起，这时我想：“这太荒谬了，我没必要继续这样吧。”在我的心中，高兴和更加恐慌交织在一起。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那种退休后发现自己不知所措的人，我当然会有一个伴侣，一个喜欢的地方，有很多事要做，但整个成年岁月，我的日子全是围绕着工作安排的。此刻获得自由，最开始的感觉很奇怪，我甚至有一次在凌晨三点焦虑发作，想着：“这就像站在悬崖边，看着冷风吹起了裙子！” 我努力不想承认自己有多悲惨时，却忽略了自己其实早就有多么筋疲力尽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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