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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代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是把个人与群体分离开来,个人从传统的、非常牢固的社群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个体。这在思想史上被称为“个人主义的转向”。 这个转向也是观念性的。个人当然永远生活在群体关系之中,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变成与世隔绝的孤立个体。但是,古今之变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口的流动,对个体的直接影响就是,你不是被绑定在某个特定的群体之中过完这一生的。在古代社会中,大部分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群之中。因此,你根本不能想象,离开这个社群你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幺样,因为你的物质生活依赖这个群体的供给,你的精神生活也是亲朋好友邻居塑造的。在这种处境中,个人深深地嵌人在社群之中,“个人主义”的观念是匪夷所思的。 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乡,到陌生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个人依然离不开社群,但总是可以离开任何一个特定的社群。于是,你会发现,那种无法离开的所谓“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是一个神话,只有你和你自己才是血肉相连的。个人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就突显出来。人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群体,进人别的群体。这就是“个人主义的转向”。 这种转向带来了传统社会难以想象的个人自由,生活变得多样而丰富,这是现代性的主要成就。但个人主义的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因为个人失去了与一个特定群体的久远、厚重和牢固的纽带关系,这带来了孤独感、漂泊感和乡愁。这也是现代性困境的一部分。 强服最后我们来总结这一节的要点。我们首先用三个故事来展示古今之变的主要特征,就是原本“自然的”后来变成了“不自然”。紧接着,我们讲解了古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沃尔泽分析指出,高度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地理上的流动”。这很好理解,现代人的迁徙越来越方便了,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着越来越频繁的移居。人们自愿地迁徙工作、财产和居住的所在地成为日益明显的趋势。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迁徙流动的范围甚至突破了国家、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这种地理上的广泛流动必然使人们对居住地的感觉大为削弱”,对单一的故土与故乡的忠诚被淡化,代之以对“外面的世界”的新探索。当然,社群并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社群的归属感也未必凝固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但是“当它们永久地固定在一个地方时,它们往往更为成功”。因此,地理上的流动使得“社群感的重要性似乎下降了”。 其次是“社会身份的流动”。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收入、教育和社会等级)越来越有可能与他们的父辈相左。过往“子承父业”的传统越来越难以维系。现代社会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过着与父辈相当不同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对社群的信仰与习俗的传承不再是确定的。如果对自我的理解来自一种叙事,那幺今天的人们很可能会与自己的父辈讲述截然不同的故事。 再次是“婚姻关系的流动”。现代社会的分居、离异和再婚比例比传统社会要高得多,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意味着孩子们更有可能从属于不同的家庭,也就难以从“一起生活的成年人那里听到连续的或同样的故事”。由于家庭是个人的第一个社群,也是第一所种族认同与宗教信仰的“学校”,所以这种流动性必定具有反社群主义的后果。 最后是“政治上的流动”。人们的政治信仰会有更多的变动,对特定党派的忠诚也不再稳定。随着居住地、社会地位以及家庭成员身份对形成个人认同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小,人们对领导、组织、党派、俱乐部以及城市机构的忠诚似乎也在急剧下降。 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桑德尔认为道德个人主义是错误的理论,因为它对“何为个人”的理解有误,又或者说它所依据的“个人主义”观念是错误的。 这是桑德尔对(包括罗尔斯理论在内的)自由主义的批判要点之一。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是将单独的个体作为所有理论出发的原点:先有个人,个人之间签订契约,形成公共道德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制度等,一切都从个体延伸展开。 但桑德尔追问:个体究竞从何而来呢?这就好像把“蛋生鸡”的假设倒过来问了一句“蛋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个人并不是先于社会存在的一个“原子”。作为个体的“自我”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社会关系中被造就的是被生活的共同体塑造而形成的。共同体的英文是“community”,这个词也常常被翻译为“社群”,可以指家庭、社区,或者学校和工作团体,也可以指民族、国家这种大的社群。 在这里,桑德尔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理论视野,就是“共同体主义”也常常被翻译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强调,“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先有社群,社群造就了个体,而不是先有孤立的个人,然后再由个人组成社群。这对自由主义所依据的个人观念提出了挑战。 桑德尔在后期的著作中引用了另一位社群主义哲学家麦金泰尔的一个观点: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存在”。如果你要回答“你是谁?需要什幺?以及想做什幺?”诸如此类的问题,那幺答案就在你的故事之中。只有讲通了自己的故事一理解自己成长的过程,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形成了你的目标,后来又发生了什幺变化你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任何一个人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人故事。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塑造,你就讲不通自己的故事。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幺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 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 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也正是在这种纽带关系中,你才具有归属感,才能完整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 既然社群和个人具有这幺紧密的“构成性关系”,那幺个人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义务,桑德尔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者“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这与道德个人主义所主张的义务相当不同。道德个人主义的义务是自愿同意签订契约而形成的义务,没有自愿同意就没有义务。但“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不是你选择的结果,而是被社群所赋予的义务,是一种给定的义务,它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自愿同意。 没有自愿选择,也能带来责任和义务吗?其实你想想,你并没有选择自己的父母,但你是不是被施加了赡养父母的义务呢?这是你作为家庭这个社群成员的义务。同样,在国家这个共同体中,你继承了前辈的遗产,同时你也被施加了对于国家的特殊义务。 这就是“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它的道德约束性源于社群主义的道德认知: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 正因如此,人们应当为自己(哪怕未曾谋面的)祖辈的行为担负责任。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 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恶”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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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 近现代
    刘擎,男,1963年3月生于青海西宁,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1978年,刘擎就读于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1982年7月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2月获工学硕士学位,并在社会科学部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国留学;1994年8月获马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2003年11月获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7月至2007年11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6年入选上海浦江人才计划;2007至2008年,成为富布赖特访问研究学者;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11月至2011年12月,任华东师...(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