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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给总统犯罪也设定了一些有效的制约，例如弹劾，但是弹劾是在立法分支的程序里的。宪法并没有对尼克松这样的情况做详尽的规定。也就是当一个总统涉嫌刑事重罪，在立法和司法从两个方向逼近的时候，立法分支的弹劾还没有开始，司法却抢先走在了前面。当司法程序要求一个总统服从正常司法程序的时候，司法是否对总统也有对普通美国公民一样的权力？总统是否真有特权拒绝服从强制性的司法程序？暂时，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和法官西里卡——象征着美国法律的一方，与尼克松总统——象征着美国政府权力执行机构的一方，就在这宪法的路口，僵持住了。这真是十分惊险的一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谁说了算呢？在美国的逻辑下，答案是不难找到的，最终应该是美国人民说了算。法庭因此召开了一个公开的历史性的法庭会议。在这个会上，法官西里卡决定，让大陪审团，也就是在司法程序中——向象征着美国人民的那些普通陪审员，公开表达他们的意愿。这是整个“水门事件”中最庄严的一刻。这二十三名由随机抽样的方式，被偶然招到这个案子中作为陪审员的普通美国人，代表美国人民站了起来。法官西里卡按规矩一个接一个地分别向每一个陪审员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是否要求总统对拒绝交出证据提供理由？” 所有的陪审员都依次回答：“是的。”

《总统是靠不住的》 0

权力切割的原则就是，宁可切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也不要全面统一，高度集中。我可从来不敢低估皇帝的生命力，更不敢低估中国人对于皇帝的接受能力，而且，总会有一帮人孜孜不倦地告诉老百姓，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好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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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一场社会革命时，由于它的过程十分漫长而且跌宕起伏，充满艰险充满牺牲。一场革命往往需要数代人的前仆后继。人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几乎已经近于绝望，每一次几近绝望又强化了一次新的渴求。因此，在许多革命中，在这样的轮番刺激之后，革命不知从什幺时候起，就悄悄地从一种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在人们心中变成了目标本身。人们就象痴迷地坐在剧场里看“玩偶之家”一样，别无他求，只求“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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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真要把一大片国土比作“一张白纸”，作“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之类的比喻，那幺，按说几百年前的这块地方大概是最象一张白纸，最合适按构想的蓝图去实践了。但是，在从一开始移民进入北美起，大凡仅仅是严格地按照一个完美的宗教理想，道德理想，政治理想，甚至是经济建设理想去实行的，最后往往碰壁，反倒是一些世俗的随遇而安的做法，更容易延续下来。于是，回顾殖民时期的北美历史，几乎是一部充满了各种理想实验，又同时充满了妥协，退让，放弃和变通的历史。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结果，大概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必须服从新大陆上无情的生存规律。在这里刚刚开发，严酷的生存条件下，移民最重视的是生存。生存是首要的，理想必须退居其次。这一点，别说是几百年前站在蛮荒大地上的移民了，就是今天踏上这块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富国土的新移民，也很难逃避这样的生存规律。他们被迫变得比原来的自己，也比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更为实际。有意思的是，另一个导致这样历史结果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天如我们这样的新移民们同样必须面对的。就是每一个进入这块土地的人，都必须学会如何与其他文化打交道，如何与完全不同的人打交道。在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文化群相遇的时候，妥协和变通是和平相处的前提。这也是我们和几百年来的北美移民们的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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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已经充分成熟的国家，它的民意代表在投票时是必须完全公开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他的选民知道，自己选上去的人到底在干些什幺。所以在美国，尽管每一个选民在选总统，或是进行其他投票时，他们的选择是隐私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在美国国会中，议员们的投票却必须是公开的，受到选民监督的。　相反，在民主制度还不十分完善的，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要求就完全不一样。在这些情况下，民意代表可能受到来自其他非选民方向的压力和影响。因此，如果迫使这些民意代表公开他们的投票方向，反而会使他们顾忌来自其他方向的压力，而不敢真正地代表民意投票。因此，在这个时候，为民意代表的立场保密会变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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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现在赞誉罗斯福总统的目光犀利，在历史重要关头能抓住要害的时候，我也想到，被人们职责为过于保守的最高法院，他们看上去跟不上时代的“拖后腿”行为，实际上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飞速变化和产生重大改变的时刻，是必须有人在那里“拖一把”，必须有那幺一个减速器的。这个减速器就是在社会迅速变革的时候，必须有人再三推敲，新的改变和最基本的原则之间是否契合以及怎样契合。联邦政府权力的有限制的适度扩大，是造福美国人民的，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是会吞噬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此，三个分支的历史任务不同，他们在历史转变时期，反应的不同也应该是必然的。正是这样的“平衡和制约”，这样几个分支互相牵扯的迟缓变革，才保证了变革的平稳，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这个国家既不断储蓄全新的历史面貌，又保存了人们最本原的基本理想。在这个制度下，罗斯福总统并没有能够大刀阔斧地成功，但是，只要他的努力是顺从历史潮流的，那幺他的一些理念，都会在后来一步步逐渐得以实现。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对于任何一个理念，不论是推出这个理念的一方，还是持谨慎他读、甚至反对态度的一方，他们的争执必须是理念的争执，而不是打着某种旗号的党派之争或政治利益之争。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始终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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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想，大家都承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非常不协调，人类正在以无法预料的加速度从自然中异化出去，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一个加速度的。科学技术发展之后，人类原来的基本伦理道德是可能被颠覆的。自然是可能在人类的某一个不小心的动作中，遭到无可修复的破坏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对自身跨出的每一步认真思索甚至忧心忡忡，而不仅仅是对科学成果取完全急功近利喜出望外的态度，也许至少可以把人类异化的脚步拖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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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是什幺”，对于我原先的理解显然就成了问题。他肯定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脑，他只是美国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个分支中，“行政”这一分支的主管。照通俗化的说法，他只是美国联邦政府“大行政办公室”的主任，是一个“大管家”一类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夹在“主人”和“外人”中间，两面不讨好是经常的事儿。在对外打交道的时候，鉴于总统的角色是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主管，他常常被推到前沿，去代表这个国家表示各种意见。但是，这个国家并不是他说了算的。也正是由于他的职务性质，他在不违背整个国家利益，不违背联邦政府整体态度的前提下，会有一些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的权力，以便他所主持的行政一摊，更方便地和各个国家和地区继续把交道打下去。但是，这种权力常常让后面的“主人”感到不安，生怕这个“办公室主任”为了自己的工作方便而丧失了原则，或者越了权。也许你也挺好奇的。那位女士到底雇了什幺样的工作人员啊？告诉你吧，她就是曾经雇了个没有合法工作身份的墨西哥小保姆。是不是“小河沟里翻了船”？你一定会说，这算什幺呀。可是在美国，给查出来的话，这绝对就算是原则性的大事了。这在去年我给你写的那些信里，也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只有两个概念“合法”，“违法”这一类的事情，确实天天都在美国这个大舞台上上演。在其他国家的老百姓，也许在他们一生的时间里，都不可能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国家一级的领导人遇到什幺尴尬的事情。当他们在报纸上频频读到美国总统的种种“丑闻”时，一定会奇怪美国人怎幺会容忍这样一个总统。他们甚至更会因此而得出“美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这样理所当然的结论。你想，连他们的总统都频频出问题，湟论其他？但是，在报纸上读到总统的种种反面消息，在美国却是司空见惯的。要找出一篇赞扬文章来，反倒十分困难。你也知道，克林顿自从上台以来，就官司一直不断。一开始，我们对周围美国人的态度也感到很奇怪。他们并不象我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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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聚会上，弗兰西斯颇为激动地问大家，如果我们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我们承认了对生命的谋杀，那幺，既然我们同意父母有权谋杀一个胎儿，那幺父母是否也可以出于某种理由谋杀一个婴儿呢？比如，他们生了一个他们不需要的女婴，是否有权一生下来就把她给扔了呢？当弗兰西斯的姐夫举出人口爆炸以后，有可能产生的普遍的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有可能产生的大饥荒的问题，大饥荒也同样要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问题。可是，弗兰西斯说，从伦理上来说，如果你同意为了某一种理由，比如说，为了让其他人有更多的食物和避免饥荒，类似的这样一种非常实用的理由，就同意谋杀婴儿，那幺大一些的孩子呢，甚至成人呢？是否都可以在一个非常实用的口实之下，把一部分人，例如有缺陷的人，被社会认定是坏人的人，都给谋杀了呢？是否就可以允许以谋杀的手段来解决其他人的类似饥饿一类的问题呢？又由谁来为哪些人应该生和哪些人应该死作一个判定呢？在这样一个逻辑的推导下，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堕胎的各种美国自由派也很难在同一个逻辑下与之对抗，于是，一般来说，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比如说，这是妇女的个人自由，他人无权干涉。“我的身体，我自己作主”是在赞成堕胎的游行中经常高举的口号。还有一些同意“有限堕胎”的自由派，提出至少一个被强奸的妇女有权不要由此导致的孩子。在竞选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和副总统高尔在竞选辩论的时候，就这样绕开。他们说，决定是否要生下一个孩子，这应该是个人隐私范围内的事情，如果一对夫妻，他们决定不生下这个孩子，我们怎幺能够以政府立法的形式，一定要替他们作选择，强迫他们生下来呢？更何况，有的患病的孕妇，生育会危及孕妇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又怎幺能置母亲的生命于不顾，而不允许她堕胎呢？所以，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两派一直不是正面交锋。再深入下去，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认为，堕胎是鼓励人类加速从大自然中异化出来的举动。人类本来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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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你所坚持的这种价值观是多幺美好，当你要求这个世界只局限于一种价值观的时候，当你的价值观不仅仅表现在严以律己，还发展成苛以待人的时候。这种价值观就可能是禁锢思想的，也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走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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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幺会这样呢？美国政府难道没钱办好一份“统一”的报纸，办好一个“统一”的电台、电视台？当然不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美国人根本不信任任何来自官方的“统一”的媒体。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美国的媒体在唱一个调，甚至在齐唱一个“歪调”，那就对美国人民追求个人自由意志的本性太不了解了。媒体有意歪曲报道等于是砸锅卖铁，自个儿砸自个儿的牌子，这是靠牌子在那里挣钱的正经民营大报最犯忌的事情。因此，美国的几家大电视网和大报，都把追求新闻的真实性，运作的独立性和报道的公正性看作是自己的灵魂，它们在这方面无疑也是属于出类拔萃之列的。正是这样的追求和激烈竞争，为美国的新闻界培育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因此在美国，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在内，敢于不把新闻界放在眼里。不仅因为这支“野战军”有不计其数的具有良好职业训练的记者队伍，而且他们习惯于独立作战，每个人的能量似乎都是经过放大的，几乎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因为凡是不具备这样新闻素质的从业人员，都被逐步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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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本态度，使得美国在以后制定宪法和建立政府的时候，永远避免了期待和寻找一名“伟人”的心态，也使得美国再也没有产生过由强权形成的张力。当几年之后，他们开始制宪，开始建立政府，开始需要一个总统的时候，他们基于这种最初的概念，才会发生这样的考虑。就是在第一个总统诞生之前，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寻找一个伟人，试图赋予他足够的强权，以便控制住美国的局面。相反的，他们考虑如何推选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同时限制他的权力，使得总统和政府都无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使得自由自在的美国人依然自由如故。因此，美国和所有的国家一样不乏伟人，但是这里的伟人没有一个与强权有关。美国的军界非常稳定，美国的军人是绝对不参政的。在这里也从来没有人担心军队会成为一个政治变量。这个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军队与党派活动的隔离。既然武装力量是服从于政府的，这个制度也确保军队与美国的各个政党毫无关系。所以，尽管美国由不同的政党推出候选人来竞选总统，总统四年一选，如走马灯一般，却与军队的稳定毫不相干。政府行政分支的变动完全在军人系统之外。军人系统内部则有他们自己的升迁规律，有他们自己的行为规则，有他们自己的荣誉感和价值观。当然，这样的制度设计，也许扼杀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伟人的宏大抱负，也许，也使得美国人民失去了一些“起飞”的历史捷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些代价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冒险失去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依然回到一个最初的忧虑，他们担心政府和公仆的异化，他们担心失去他们的基本权利，那就是，两百年前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到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民众面对强权的恩赐，就愿意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利的话，那幺，明天强权落下一个苦果，那就不仅没什幺可抱怨的，连挣扎的余地也不存在了。所以美国人才认为，失去一个制度对于人民权利的保证，就失去了一切。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对一个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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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随着岁月沧桑，星换斗移，逐渐脱出历史局限的外壳，显露出它的真实面貌和真实意义。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一遍一遍地去写书，去引用这些人物的发言，去重新给它一个新的认识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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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逐渐醒悟，并且逐渐从各种各样的狭窄走向宽容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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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蛇的主人黑人白人亚裔的都有，也有女孩子。他们抱着他们的蛇，站在那里高兴地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家长们都鼓励自己的孩子抚摸或者抱一抱蛇。鼓励他们提出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在草地上，还铺了毯子，给孩子们发了蛇状的帽子，让他们不用手脚，匍匐扭动前行，体会一下做一条蛇的感觉。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蛇对自己的主人也是有感情的。一个小女孩告诉我，每次喂养蛇的姐姐回家，他们的蛇都会前去迎接，还会跟着她的姐姐游动。之后，我在这里许多次遇到蛇，从来没有人喊打的。年轻人会设法把蛇移到树林等更安全的地方。更绝的是有一次，发现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门外的椅子上躺了一条蛇，结果一个数学系毕业的叫济娜的美国女孩，一边柔声地和蛇打招呼，一边一把捉住蛇轻轻提起，然后放进了树林里。然后说，这种方法是从学校里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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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从陪审员宣誓就任之后，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信息远远少于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甚至也远远少于被告。他们被允许知道的东西只限于法官判定可以让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东西。即使在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只要遇到法官认为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之后才能决定的情况，都会先把陪审员请出法庭。但是作为被告，他有宪法所保证的面对一切与他有关证据的权利。因此，被告是始终在场的。陪审员不可以看报纸、不可以看电视新闻，所以那些庭外发生的事情，比如辩护律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被害者家属的声明等等，他们都一无所知，而被告却有权知道这一切。陪审员在这一段时间里，上食品店买吃的，都有法警跟着，以保证他们不与外界接触。在整个案子结束并移交给他们决定之前，陪审员不可以互相交流和讨论案情。总之，一切都为了使他们不受到各界的情绪和非证据的影响，以维持公正的判决。因此，你可以这样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陪审员的自由比该案的嫌疑犯还要少得多。因为受到宪法修正案的保护，被告有权面对全部证据和整个审理过程，因为他是当事人，没有人可以瞒着他什幺东西，而使他糊里糊涂地就给判了。陪审团却只可以面对非常有限的合法证据。这个案子实在是比较特别，由于双方的激烈角逐，审理过程特别长，导致陪审员被隔离的时间居然长达九个月。还有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你如果问我，在美国，什幺场合上是必须穿得西装革履，一点马虎不得的？我想，那首先就是你如果当了被告、面临一个比较需要认真对待的案子、出现在美国的法庭上的时候。在美国，人们的穿着打扮实际上是非常随便的。但是，一个人哪怕他从来也没有穿过西装，在当了被告上法庭的时候，肯定会考虑要去买一套。因为在前面我已经介绍过，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是“无罪假定”，因此哪怕是最危险的被告，美国政府没有权力强迫被告在法庭上穿囚服，更不能戴刑具，以免陪审团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有“罪犯形象”的先入之见。被告也都会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利，精心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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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来就没法不觉得惊奇，你要知道，当初制定宪法和《权利法案》的那些美国开国者们，他们本身并不是“人民”，而是手中握有政府权力的当权者。二百二十年前的北美，还是一块非常野蛮的士地，动不动就要掏出枪来决斗的，却有这样的“思想”在那里闪闪发光。当时美国还很不稳定，各个州松松垮垮，自行其是。这些好不容易打下江山的开国元勋，不好好考虑考虑如何巩固政权稳定江山，把不听话的州都好好收拾一番，不认真严肃法纪政纪，该杀的杀、该抓的抓，使社会迅速安定下来，却在那里担心手里的权会不会一不小心用过了头，担心即使自己小心翼翼没出什幺岔子，自己的后任，甚至后任的后任会不会“走了火”。因此，开国伊始，他们认认真真讨论的头等大事，居然是如何立法保留老百姓手里的枪支武器，保护他们的民间武装，让他们拥有最彻底的自由，甚至建立一个保护被告合法权利的司法制度。有了这幺一个开头，你还想指望美国人看上去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吗？他们两百多年来，政府和老百姓，就这幺乱中有序地互相习惯了。静下心来想想，真是觉得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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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曾经听过一位在这里移民几十年的华裔长者说，当初华裔美国人在这里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还是仰仗了黑人的民权运动。在今天，依然有一批黑人在思考平等和自由的问题时，走在华裔美国人的前头。我想起著名的现代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给她的学生提出的问题：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仔细想想，这真是很有意思。在考虑种族问题的时候，所有的人，不论他是哪一个族裔，似乎都可以先考虑一下安吉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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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一天我能把他们介绍给你，但是，那时候，也许已经很维再找到他们，他们习惯于生活在不断的流动变化中，不断地谋生以及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搬得很勤、走得很远。我们知道，他们满怀希望地在走向不同的新天地，早晚会走出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会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同相处的那些日子。没有他们，不会有我的这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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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个消费社会，出门就要花钱，没钱寸步难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个闻名全球的大博物馆，是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基金维持的。参观一般是六美元。但是你如果没钱，或者你说你没钱，你可以用任何一个硬币，五分，一角，或两毛五分，进去参观一整天，从欧洲、亚洲、非洲到美洲印第安人，从史前到现代，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任你看、任你拍照，守卫对你照样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因为你虽穷但热爱艺术。美国朋友告诉我，很多私人博物馆实行这种做法，而且听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应该如此似的。但是，几乎所有来这里的美国人，只要他的口袋里掏得出这六美元，他绝不会拿着一个硬币进去。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觉悟。也许你会说，大概去这样的大艺术馆的都是有教养的人，情况比较特殊。那幺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美国的百货公司和大型商店，你买了东西在规定的期限内（有的是一个月，有的是三个月），不需要任何理由都可以退货，大到录音机录像机都是如此。这些商店的顾客都是最普通的美国人，如果没有一种普遍的道德素质，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政策是根本实行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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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第一句，即“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简称“不得立法”条款，是美国宪法和宪法修正案的灵魂。我以后会慢慢给你解释这一条的深刻含义。你一定记得，我们尽管只是普通人，在一起的时候，倒也琢磨过民主自由的含义，甚至还琢磨过为什幺必须有言论自由。我们谈到过，在大众语言中，民主自由总是像四字成语一样连在一起，而实际上，它们只是凑巧因为同是被人们追求的目标，才被许多人一糊涂而误以为是一回事。包括希特勒在内的不少专制体制都不失时机地利用过人们的这种糊涂。其实中国人倒是应该很能理解辨别其中的差异，甚至明白它们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冲突的。只需这幺一想马上就清楚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一来，那些掌握了真理的少数人别说是自由，还会有活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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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过，也许，正是考虑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普遍认知水平受到局限的情况下，必须避免任何人以“民主”的借口扼杀思想扼杀真理，或者干脆谋杀了那个口吐真言的倒霉蛋。所以，才必须有言论自由。我们当时还谈到，言论所表达的思想，是最丰富最无从把握的，其发展是与人类共存亡的。也就是说，只要人类还存在下去，就没有终极真理和绝对真理。谁也不能仗着人多势众就不准别人开口。如果把这个问题用通俗化的简单语言来表达，那就是在中国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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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反对票之中的一张是来自一名五十四岁的女议员投出这一票，她经过一番特别认真的考虑，因为她是一个黑人。她说：“我憎恨他们的某些作为和某些言论，但是我不憎恨这些人，我认为应该从教育中学习，不应该抑制任何声音，从最反面的人那里我也学到过东西，我可以不赞成某一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观点就不应该发表，或者说，我就不应该去听我相信正确的观点，最后终会被大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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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言论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间的界限是划的非常清楚的。在这里，这是这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是绝不是希望到了某一天，人们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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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首先是，如果一遇到“国家利益”这个震慑力量就让步的话，早就没有美国的新闻自由了。因为，你已经看到，他们所遇到的真正困扰总是来自美国政府，只有政府才可能提出检查制度和禁止发行之类的要求。如果说，美国政府打算以预检预禁这样的手段来限制新闻自由的话，或者说，某一届政府不希望公布不利于它的材料的时候，他们不费力气就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借口，就是国家利益了。比如，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丑闻。我相信没有一个总统会愿意这样的材料被公布。如果要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应该也是很容易的。至少这些材料的公布，可能引起政局的动荡、社会的不安定，说这是一种国家利益，也完全说得过去。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每一个案例来看，力量对比之悬殊是一目了然的。不仅仅是一个报社或杂志社与整个美国政府的人力、财力和掌握的手段无法匹敌，而且发表一篇文章的分量和国家利益的分量也根本无法较量。因此，一旦“国家利益”这个重磅炸弹能够有朝一日炸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个缺口，整个美国的新闻自由就很可能全线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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