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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得了过去,回不了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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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他们两人的声音，银霞不知怎幺突然激动起来，她说拉祖我好想念你，我也好想念细辉。拉祖听了说我下个礼拜回去，我们出去喝酒！细辉却听到银霞说的话夹着颤抖的哭音，他顿了一顿，电话那一端良久才传来他回的话，说，我也很想念你。
NO.101930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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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一个故事”并不同于“说一个好故事”。我们这些在中国境外写小说的人，总说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疏离，文明社会（特别是在城市里）人性压抑，加上大多数人的生活高度相仿，因而故事匮乏，更别说“好故事”了。我没有费心去搜索好故事，也不去搜挖或创造非凡的人物，而是决心要往另一个方向走一把一群平凡不过的人放在一起，说他们最平凡的（可能也是庸俗的）人生故事。这样的故事本质上必然朴实无华，不会有多少意料之外的转折与惊喜。它肯定缺乏戏剧性，也不具备“好故事”的特质和要素，但一个好的小说家，自该有说故事的能耐，可以调动技巧与文采，将“平平无奇”的故事说得引人入胜，让人读得欲罢不能，甚至读后回味再三，不能自已。
NO.101880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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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辉仍不信邪，大半个夜里都在梦中做徒劳之事，最终气急败坏的自梦中醒来。银霞曾听他说起过这些梦。听了只能沉默而已，或者是顺势引渡话题，说起从前他们两个偷偷结盟，在棋盘上智斗拉祖的趣事。只有一回银霞在静默了半晌后，忽然用她那冰清玉洁的声音幽幽地说，我也梦见过他。“不，我梦见过你们。”她纠正。“也不对，我梦见过我们，是我们三个。”
NO.101862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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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侧耳听，巴布放在理发镜前的小型收音机正播着音乐，塔布拉的鼓声有点急躁，密如骤雨；萨朗吉的琴音略微沙哑，却始终慢条斯理，用它蛇一样的节奏优美而缓慢地穿梭在喋喋不休的鼓声中；两种乐器仿佛结褵多年的夫妻在一个屋檐下各说各话。
NO.101829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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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将自己从意识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以至于这些情结，可以被听到和看到。情结会以幻觉的形式出现，并且会发出声音，就像有一个确实存在的人，发出了这些声音。这种情结的人格化，本身并不一定是病态的表现。比如在梦境里，我们的情结通常就以人格化的形式出现。有些人可以训练自己，训练到能在清醒的状态下听到和看到情结的地步。这种训练，其实是某些瑜伽训练内容的一部分：他们将意识，分解成意识自身的各个组成部分，而每个部分会以一种特定的人格来呈现。在我们无意识的心理之中，确实存在着这些具有它们自己生命的典型角色。
NO.101658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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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美国公民有一种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却又对合法性有一种近乎迷信的尊敬。他们崇拜不带道德判断的成功，却又喜欢就对与错作出道德判断。他们觉得政府和课税是十分可疑的活动，几乎是非法的活动，但他们对任何危机的最热心反应是挥舞他们的国旗和申明他们对国家无条件的爱和对他们领导人无条件的支持。尤其是，他们相信美国构成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例外，并将永远豁免形成其他国家的命运的一般局限和灾难。
NO.101559 ——苏珊·桑塔格《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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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国家里，欲望是炽烈的、经久不衰的。但这欲望的目标并不经常是崇高的，生活通常被挥霍在一种急不可耐的贪求中，贪求那些触手可及的范围内的小物品。’
NO.101304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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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贫阶层>> 赤贫阶层一个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等级。懒惰、失望和怨恨压倒了他们的自尊。这是人们看得见的最贫穷的一族。
NO.101296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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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作家罗杰·普莱斯在《伟大的鲁伯革命》中，甚至将等级嫉妒理解为对平等主义的报复，他这样区别平等主义和民主：“民主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而平等，而平等主义则坚持所有公民应死而平等。”L·R·哈特利在小说《外貌公正》（1960）中讽刺过一个多少与我们今天相似的未来社会。那里的人们持有一种“对美丽外貌的偏见”，而政府的整容外科大夫矫正了每个人外貌的不平等。
NO.101227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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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艺术作品是由诸项内容构成的这种极不可靠的理论基础上的阐释，是对艺术的冒犯。它把艺术变成了一个可用的、可被纳于心理范畴模式的物品。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幺。
NO.100978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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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个世纪以来，”他写道，“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直在自我退缩，视自然世界和精确科学为其永远无缘进入的一个天堂。”语言学家们如今知道如何去重新阐释他们的问题，以使他们能够“获得一个由工程师所制造的机器，从事与自然科学实验完全相同的一种实验”，这种实验将告诉他们“假设是否经得起检验”。语言学家——还包括经济学家和游戏理论家——已经向人类学家展示了“一条凭借对具体资料的充分了解和熟悉而从混乱中摆脱出来的途径”。
NO.100971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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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对情爱关系的虚幻性的深信不疑，导致了一个更深远的后果，即新出现的对那种得不到回报的情爱的无法回避的吸引力的一种自觉的默认，因为爱情是孤独自我所感受到的一种被误投到外部的情感，因而被爱之人的自我的不可征服性对浪漫主义想象力产生了一种催眠术般的吸引力。得不到回报的爱情之所以有诱惑力，在于它契合帕韦哲所说的“完美的行为”以及强大、孤独和冷漠的自我。“完美的行为产生于彻底的冷漠。”帕韦哲在一九四零年的一阕日记中写道，“这或许就是我们常常疯狂地去爱对我们冷漠一代的人的原因：她代表了“风格”，代表了令人着迷的“品味”，代表了令人心驰神往的一切。”
NO.100795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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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太多的怀念（古老的冤屈：塞尔维亚人、爱尔兰人）令人怨气难平。和平就是为了忘却。为了和解，记忆就有必要缺失和受局限。如果目标是为了有一个空间来安度人生，那就必须让某些不公正的事体溶入更广阔更普遍的凉解，也即无论哪里，人们都对彼此干下了伤天害理的事。
NO.100753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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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巴米扬远在异邦，假如得知那儿曾是个佛教圣地，或许会感到一丝遥远的亲切。不过许多人初次听说这个名字却是在2001年3月，据新闻报道，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用炮火毁掉了珍贵的古迹，古迹的名字叫作巴米杨大佛。巴米扬的历史不仅受到风雨的磨蚀，还遭到炮火的袭击，最终彻底断裂。一些东西消失了。如果它们曾经是宝贵的，那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历史，也代表着历史中所包含的人类情感，可说到底，它们终究只是一些存在的物而已。相较于阿富汗这片土地的无名和无声，相较于其上发生的战争、灾难和死亡，相较于世人对阿富汗的冷漠与遗忘，人们对佛像的热切关心和为之进行的奔走呼号既像是一种讽刺，又像是历史所开的一个令人辛酸的玩笑。所以，我宁可去想，面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巴米扬大佛是作为一种物而被历史的玩笑摧毁的。物为人创造出来又为人所毁，而在它们被摧毁的过程中，新的历史又在继续。所以，我来到巴米扬并不是为了物，只能算是一种见证、一种纪念，从而避免遥遥的怀想。怀想什幺呢？这听上去有点怀旧，可我也无旧可怀。
NO.100398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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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以来，这场为期十年的侵略战争造成一百四十多万阿富汗人死亡，迫使二百八十多万人逃往巴基斯坦，二百六十多万人流入伊朗，流落到世界各地的阿富汗难民总数达六百多万，占阿富汗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并非因为阿富汗的富饶或美丽足以引发他人的觊觎，而仅仅是因为它在军事空间上具有某种“关键性”。战争结束后，大部分阿富汗难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可是在接连不断的各种灾难中，又有两三百万人沦为难民。以上这些数字出自联合国难民署的估计，实际难民人数则说法不一，而这些灾难性的数字是如此庞大，不知人们能否想象得到这些数字所代表的真实情形。阿富汗难民大都集中在邻近的巴基斯坦和伊朗，时间一长，众多难民便成了两国的沉重负担。虽然巴基斯坦政府设置了难民营，但缺食少药使得在难民营里等待国际援助的人们成批地死于饥饿与疾病。
NO.100336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