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来了!我去给个同学作伴娘,同时觉得那个伴郎似乎可爱。即使他不可爱,在这幺个场面下,也当可爱。看着别人结婚是最受刺激的事:新夫妇,伴郎伴娘,都在一团喜气里,都拿出生命中最象玫瑰的颜色,都在花的香味里。爱,在这种时候,象风似的刮出去刮回来,大家都荡漾着。我觉得我应当落在爱恋里,假如这个场面是在爱的风里。我,说真的,比全场的女子都美丽。设若在这里发生了爱的遇合,而没有我的事,那是个羞辱。全场中的男子就是那个伴郎长的漂亮,我要征服,就得是他。这自然只是环境使我这幺想,我还不肯有什幺举动;一位小姐到底是小姐。虽然我应当要什幺便过去拿来,可是爱情这种事顶好得维持住点小姐的身分。及至他看我了,我可是没了主意。也就不必再想主意,他先看我的,我总算没丢了身分。况且我早就想他应当看我呢。他或者是早就明白了我的心意,而不能不照办;他既是照我的意思办,那就不必再否认自己了。   事过之后,我走路都特别的爽利。我的胸脯向来没这样挺出来过,我不晓得为什幺我老要笑;身上轻得象根羽毛似的。在我要笑的时节,我渺茫的看到一片绿海,被春风吹起些小小的浪。我是这绿波上的一只小船,挂着雪白的帆,在阳光下缓缓的飘浮,一直飘到那满是桃花的岛上。我想不到什幺更具体的境界与事实,只感到我是在春海上游戏。我倒不十分的想他,他不过是个灵感。我还不会想到他有什幺好处,我只觉得我的初次的胜利,我开始能把我的香味送出去,我开始看见一个新的境界,认识了个更大的宇宙,山水花木都由我得到鲜艳的颜色与会笑的小风。我有了力量,四肢有了弹力,我忘了我的聪明与厉害,我温柔得象一团柳絮。我设若不能再见到他,我想我不会惦记着他,可是我将永久忘不下这点快乐,好象头一次春雨那样不易被忘掉。有了这次春雨,一切便有了主张,我会去创造一个顶完美的春天。我的心展开了一条花径,桃花开后还有紫荆呢。   可是,他找我来了。这个破坏了我的梦境,我落在尘土上,...
    老舍 《月牙儿》
    约翰·列侬1971年的名作《想象》是全球主义的颂歌,他邀请人们“想象一下没有国家,这并不难做到,没有什幺要为之杀戮或送命的,也没有宗教,想象所有人生活在和平中。你或许会说我是个梦想者,但我不是孤身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那世界将会如同一体”。海特认为,这是多元文化全球主义者的天堂愿景,但对那些具有本土情怀的爱国者而言,那种“没有国家的想象”不仅天真幼稚,而且是亵读性的和叛国的。他们偏爱自己的国家与文化传统,相信与自己的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纽带约束,而这种约束对公民和政府施加了双向的道德义务:公民有义务爱戴和服务于国家,而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的公民,并将他们的利益置于外国人的利益之上。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本身未必涉嫌种族主义,在道德上也无卑下之处,并且有助于形成共享的身份认同、规范意识和历史感,从而促进社会信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种共享的感知,反而容易导致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状态(anomie)。1《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斯·多塞特在11月发表的文章中也强调,列侬所“想象”的价值难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人们怀有世界主义所无法满足的(社群)团结的愿望,具有再分配所无法实现的非物质性利益,具有世俗主义无法回应的对神圣性的渴望。”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大概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也最富有争议的伊斯兰流亡者。今年5月,自由出版社推出了阿里的自传新作《流浪者一从伊斯兰到美国:一段历经文明冲突的个人旅程》(以下简称《流浪者》)2,使她再度成为焦点人物,也激发了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 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儿时随家人在多个非洲国家流亡。她曾是穆斯林教徒,按照习俗接受女性“割礼”。1992年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与陌生男子的婚事,阿里从肯尼亚逃往荷兰,改换姓名,编造履历,获准以难民身份定居。她后来进入莱顿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了荷兰国籍。大约在2002年,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在2003年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曾多次人选全球最有影响的百位知识分子。她曾与荷兰电影人特奥·梵高(著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曾侄孙)合作制作一部短片《屈从》(Submission),揭示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11月,特奥·梵高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尸体的匕首上留有一份死亡威胁名单,阿里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一事件当时激起了荷兰的反移民浪潮。2006年,阿里在申请难民时作假的问题被曝光,她在争议中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从荷兰移民美国。 在《流浪者》一书中,阿里一如既往地以亲身经历对伊斯兰文化中的黑暗面予以公开而尖锐的抨击,引人注目的同时也备受争议。西方的自由派与左派知识分子对她持有犹疑不决的评价。《纽约时报》刊登著名专栏作家、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纪思道的书评文章。作者赞扬她的勇气,又批评她对伊斯兰文化以偏概全的过激之辞。但是,所有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律平等?这个问题始终会困扰那些既坚持普遍人道标准,又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自由派人士。而阿里的立场要鲜明得多,《流浪者》中有这样一段告白:“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一种赞扬女性气质...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不应当将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希翼联(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和埃尔多安混为同一个类别,统称为民粹主义。因为只有后者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认社会的政治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塑社会民主。第二,应该认清民粹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威胁,而不是夸大他们对精英权力有益的矫正作用。当然,同时需要在政治上与民粹主义者接触,而且不是援用民粹主义那种排斥和妖魔化的方式来对待民粹主义者。第三,需要将民粹主义政客与其支持者区别开来。民粹主义者虚构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统一的意志”,但他们触及的政治问题并非完全虚构: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许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些都不是杜撰的问题。那些支持他们的民众也并非只是受到煽动蛊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绪爆发。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并不那幺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那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最后,必须直面“我们时代特有的真实冲突”,主要不是所谓“精英对峙人民”的冲突,而是更为开放的倡导者与某种封闭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包含着切实的利益关切,应当让贸易协议等政策转向更有利于工薪阶层,由此赢得选民的支持。当然,这只是抵制民粹主义战略的一部分。米勒告诫说,利益之战并不是一切,“自由主义者也必须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险领地”,必须打破民粹主义编造的“纯粹的人民”的幻象,并塑造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最终是多元主义的英国性和美国性的概念”。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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