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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他已经失去了垄断地位，因为所有的部门和机构、州省和党派、军队和党卫军，此时都在忙于“解决”那个问题。即便我们把注意力仅仅放在警察机器上，对所有其他部门忽略不计，场面依然复杂到荒诞不经；除了特别行动队、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外，还须考虑秘密警察和安全部门的指挥官和警察。所有这些机关团体都隶属于完全不同的命令链条。尽管所有链条最终都指向希姆莱，但各个部门彼此同级，互不听命。不得不承认，检控方每次想给艾希曼加上某个特别罪名时，都要大费周章地在这些并列机构组成的迷宫里找出一个头绪来。［73］马达加斯加计划一直旨在扮演掩护的角色，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为从生理上灭绝西欧地区所有犹太人做进一步准备（对波兰犹太人的灭绝并不需要这样的掩护！）；同那些费尽心力却总在思路上比元首慢半拍的专业反犹部队相比，马达加斯加计划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熟谙之前的一切暗示——什么特别法案，什么“异化”，什么犹太人聚居区，都只是过程；把欧洲犹太人赶尽杀绝，才是最终目标。一年后，马达加斯加计划宣告作废，每个人从心理上，或者说，从逻辑上，都已做好了下一步准备：既然根本就不存在可供“遣送”之地，那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灭绝。［79-80］战争还在进行，他在布拉迪斯拉发除了跟内政部长打保龄球之外真的再没有别的公务了吗？是的，没有任何别的事了。他清楚地记得，刺杀海德里希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当时是怎么打的保龄球，饮品是怎么端上来的。……难道他几个月里以高度的一致性撒了两次谎？不大可能。对犹太人的驱逐和遣送行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打保龄球、成为部长的座上宾、听闻海德里希遇刺才令他印象深刻。［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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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迫不及待地创建博物馆去纪念他们的敌人，这是纳粹的典型特点。战争期间，为了获得建立反犹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殊荣，几个部处争得你死我活。感谢这种怪异的狂热，它挽救了欧洲犹太人的许多文化宝藏。［37］这一年（1933年0，希特勒发表了系列和平演讲……正是这一年，纳粹政权赢得了国内外普遍的、也可谓不幸的真正承认，希特勒成了一个到处受人膜拜的政治家。对德国本身而言，这也是一个过渡之年。因为经过庞大的重整军备项目，失业问题不复存在，工人阶级最初的抵抗不攻自破；而政府的矛头，起初主要指向“反法西斯者”，即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位高权重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尚未完全转为对犹太人（因其犹太身份）进行迫害。［38］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尽管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43］他们惊诧万分：“这就像一个自动化工厂，一个连通面包店的面粉厂。这一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犹太人，他也许拥有一座工厂、一家商店或一所银行；走进这个建筑，从一个柜台到下一个柜台，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头时，他便身无分文，没有任何权利，而只有一份护照，上面写着：‘您必须在两周内离开这个国家。否则您将被遣送至集中营。’”［46］最终导致他被捕的是，他控制不了自己说大话的冲动——他“受够了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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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人对保障公民权与独立权的条件和义务有着与生俱来的领悟力——“对丹麦人而言......犹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人道问题”（莱尼·亚希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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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灭绝中心的屠杀工作实际上是由犹太指挥者亲手完成的；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控方证人明白无误的确认——他们在毒气室和锅炉房如何工作，怎样拔下金牙，剪掉头发，如何挖墓坑，然后再把尸体挖走，抹去集体屠杀的痕迹；犹太技术人员如何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建造毒气室，让犹太人的“自主权”在那里得到充分发挥，就连刽子手都是犹太人。不过这仅仅是恐怖而已，还谈不上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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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他才会一连数月坐在那里，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滔滔不绝、挖心掏肺，一遍又一遍解释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区区纳粹党卫军中校，说他没有得到晋升不能怪他。总的来说，他非常明白发生过什么。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说到了“重新评定[纳粹]政府制定的价值观”。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做常态。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到过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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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还委婉道出了那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在死亡营里，囚犯和受害者才是真正“用双手操纵杀人工具”的人。判决书指出的正是症结所在，这才是事实真相：“一旦我们用刑法典第二十三条的原话来描述他的行为，那么一切从本质上说就变成向他人提供建议、施以援助或者为他人的［犯罪］行为开绿灯了。然而，在这桩罪恶滔天、枝蔓丛生的罪行，也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这桩罪行里面，很多人被卷入不同层面、不同行为模式之中，这些人包括隶属不同等级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若采用常见的煽动者与帮凶等概念给他们治罪并不可行。这些具体罪行都属于集体屠杀，不只是受害者的人数，就连从犯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乃至许多罪犯同那些实际杀人者之间的距离远近根本无碍究责的尺度。相反，普遍看来，我们同刽子手之间的实际距离越远，责任程度反而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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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你只会发现，在接下来无休止的庭审中，讲故事——至少在不做任何文学加工的前提下——有多么困难；讲故事需要心底无私，一种未经折射与反射的心灵与头脑的纯洁无暇；二这，只有正直的人才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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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犹太人都从来没有花过这么多钱去做一笔毫无希望的生意，用奇怪的卡斯特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为保全自己和家人性命而胆战心惊的犹太人，对金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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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际层面，美国的建国者们的杰出的睿智显示出其超人才华，是深为人们所感受到的。但是似乎并不是充满了那种犹如革命传统广泛流传的说服力及真实体验。美国革命仿佛是从毫无人类悲惨的恐惧景象和司空见惯的贫困呻吟的那种象牙塔中爆发出来的。……美国革命的人们，从最初到结束，从独立宣言问题到美国宪法制定，仅仅是局限于那些参与活动的人们。他们健全的现实主义没有成为同情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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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德的源泉的怜悯，与其说是残酷的东西，倒不如说是证明变得具有残酷的能力的东西。“为了怜悯，为了对人类的爱必须成为非人类的”——比如巴黎公社的某个部门向国民公会提出的请愿书中几乎可以随意读到这一类话语，既不是偶然的东西，也不是极端的话语。这是怜悯的真正的言语。……法国革命爆发以后已有相当时日，革命家们一般对于现实，特别对于人类的现实如此奇妙地缺乏一种感觉，是因为他们的感伤太无边际了。他们为了自己的“教义”，为了历史的进程，为了革命及其大义，把人们牺牲而毫无良心上的内疚与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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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签名人···，我资源宣布已做好准备去以色列，在那里接受法庭审判。毋庸置疑，我将会得到法律建议。··· 我会尽量一五一十地交代我离开德国前最后几年里的所作所为，让后世知道事情的真相。此声明出于自由意志，既不是为了兑现承诺，页没有受到外界胁迫。我只想得到内心的安定。若是我没法记起所有的细节，在某些地方混淆或颠倒了事实，那么我请求外界施以援手，借助档案资料或口供，帮助我找出真相。我明确地说，假如一定要彻底的赎罪行动，那么我愿意公开绞死···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因为我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去减轻德国青少年的罪责负担；毕竟，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以及父辈在上次战争中行为，他们无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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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角度来说，正是处于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他“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他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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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审判中，被告们“被控对各个民族的人民犯罪”，但是那场审判并未考虑到犹太人的悲剧，仅因为艾希曼不在场。豪斯纳先生真的以为，假如艾希曼出现在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席上，犹太人的命运就会得到更大关注吗？恐怕并非如此。跟其他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他以为只有犹太人的法庭才能还犹太人公道，审判自己的敌人是犹太人的事物。由此，诉诸国际法庭的声音，在以色列引起了普遍的敌意。因为国际法庭很可能不会指控艾希曼“对犹太人民犯罪”，而是控告其在犹太人身上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相较之下“我们不搞种族划分”这样奇怪的自夸在以色列听来就没那么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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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要求最大程度的回避，允许悲痛但不要愤怒，杜绝成为万众焦点的那种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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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理论，我本人同耶路撒冷初审法院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它们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整个齿轮理论在法律层面毫无意义，所以任凭你把艾希曼看成多大尺寸的“小齿轮”，根本无关宏旨。法庭在宣判时自然承认，这样一桩罪行只能由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以国家手段来实施；不过，只要它是一桩罪行——这也是法庭审判的先决条件——那么在对簿公堂之时，这台机器上的所有大小齿轮就自动蜕变成凶犯，变回了人。当被告请求原谅，说自己当时不是作为个人，而纯粹是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在行动，说任何一个身在其位者都会如法炮制，那么，就好像一个罪犯在引用犯罪数据说明每天发生了许多罪行，而他只是按照数据的要求去做事——因为即便你不做，终归是有人要去做的。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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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说希特勒通过对“患有先天疾病的德国人”（心脏病人和肺病患者）来结束这场杀戮；更加昭然若揭的事实是，执行屠杀的原则十分随性，只依照历史数据而定。不难想象，在未来可见的自动化经济时代，人们会禁不住诱惑，对智商在一定水平之下的所有人斩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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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处理的既不是犹太民族有史以来遭遇的头号灾难史，也不是要陈述极权统治制度或者追溯德国犹太人在第三帝国的一段历史，更不是要撰写一篇关于恶的本质的学术论文。每一场审判的中心，都是这个被告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人有他自己的故事，是一个糅合了各种属性、特征、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的独一无二的合成体。除此之外的一切，比如犹太民族的流散历史、反犹主义或德国民众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或者当时的意识形态、第三帝国的统治机器……只有当这一切为审判者提供背景、能够再现被告犯罪的具体情境时，才能左右审判。被告没有涉及的事情或对他从未发生过影响的事情，法庭审判必须不予考虑，庭审报告也必须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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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她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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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审判成了重新团结起分裂的社会的机会。本·古里安想证明除了唯一能保证犹太人安全的是以色列，此外所有的地方，犹太人都常有生命的危险。他要把犹太人大屠杀作为必须支撑这个唯一的犹太人国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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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道德所及的力量并没有达到基本社会神话的那种我们恪信的程度的效力。“勿杀戮”这一规范在道德命令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可是在人类的精神系统中并没有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道德的原因由于信息、社会条件有计划地重新组合后，可以例外地变得容易破坏了。注意力只侧重于狭隘的技术侧面，这一侧面产生的其他广泛影响，未能进入视野，这种倾向也是这构造中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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