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即便倾向于判定“战争罪包含了所有传统常见的犯罪形式,但却对反人类罪尽可能地轻描淡写”(基希海默尔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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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在面对任何一种犯罪时,没有哪一种比战争罪更能让纽伦堡的法官们感到如此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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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豪斯纳先生在七十三次庭审中,按照惯例,请求法庭允许他“塑造完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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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利用这个机会“塑造完整形象”的做法是否正确且明智,法官们同检控官之间可能展开过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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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他们在我出生时能看到,厄运女神为了扰乱幸运女神,已经把痛苦和烦恼编织到我的生命里,就不会对长子的降27生那样喜出望外了。但是,有一条仁慈的、模糊的面纱,阻挡我的父母预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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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那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有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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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副外长侯赛因-佐勒菲卡尔-萨布里在埃及国民大会上提出这一理念,认为:希特勒对犹太人屠杀不负责任,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牺牲品;后者“迫使前者犯罪,从而达到他们自己的目地——建立以色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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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这里讨论的并不是这种责任,这种责任不关乎个体,而且当一个人说对父辈或同胞曾经的所作所为感到有罪,只能是个比喻的说法。(无论是对自己没有做过的行为怀有负罪感,还是对某件事情的确应承担罪责却毫无负罪感,从道德层面看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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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已经坚决抗拒”水恒的反犹主义”公式,并且认为之所以会走到“最终解决”的道路,首先不该追至反犹浪潮的持续性,而是权主义的内在必然性要求发展出一个敌对形象;而犹太人作为从未被真正同化的人群,最适合这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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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她所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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