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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籍取解:唐代科举制度规定，士子应在本地参加府试，获得解送资格。若要离开本籍，到其他府州参加府试以取得解送资格，再到京师参加全国性考试，即为冒籍。类似于现在的高考移民。科举制度初设之时，此类现象很少见。但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省试登第人物与发解诸州的比例出现失衡，士子为了增加登第的机会，冒籍取解的现象逐渐多了起来。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0

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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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好。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这场官司的胜负，其实在开审前就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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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宽比杨推官高明之处在于，他不纠结于那些细枝末节的推理，直指礼法核心，拿意识形态泰山压顶，让人辩无可辩，驳亦不敢驳。要知道，大明以礼立国，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没道理好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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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张立宪在评论著名纪实文学《巴黎烧了吗？》的两位作者时说： “ 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 · 科林斯和多米尼克 · 拉皮埃尔也做到了。 ”这些论文旁征博引，推论严谨，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论文，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独特的创见。让你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在研读过程中，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 “ 学术共同体 ” 的存在，他们彼此支援、借鉴与启发，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但恰恰从这些 “ 小 ” 中，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 “ 大 ” 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我给这本书起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我相信，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普天之下，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故遇见不均不平之事，必须发声抗议，维护公道！一条鞭法：据《明史 · 食货志》可知，明初沿用两税法，根据官方登记的户籍，田地要征收田赋，分夏、秋两季缴纳；丁要承担多种徭役。后官府借各种理由加征赋税、加派杂役，百姓困苦不堪，大量逃亡以躲避赋税。政府亦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故决定将一州一县的田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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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科举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其中乡试是行省一级的考试年一次大比，考试时间是在八月，因此又称“秋闱”。能通过秋闱乡试的士子，成为举人。将于次年年初赶赴京城，参加礼部举办的会试，称“春闱”。会试通过的考生叫做贡士，仕途之望已是板上钉钉。接下来皇帝会亲自主持一场殿试，没有淘汰，只为这些贡士排一个名次，分三等。一甲有三人，赐进士及第，即我们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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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的盛宴彭县小吏舞弊案说它普通，是因为这案子的规模很小，案情简单，罪行寻常，讲起来实在是乏善可陈。可正因为它太过平常，在大明一千多个州县里颇具普遍意义。于是这一桩普通小县的普通小案，俨然成了一个繁盛王朝的青之末。明代县衙里，最大的自然是知县，叫作主官。他有两个副手，一个是县丞，一个是主簿，这两位叫作佐贰官。他们仨都是有品级的朝廷命官，县里的行政长官。在这三人之下，还有一位典史，叫作首领官，但没有品级，不入流。再往下，衙门里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是指皂班、壮班、快班，负责仪仗、治安、缉捕之类，有时候还会多一个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老百姓熟悉的 “ 捕快 ” ；而六房对应的是朝廷六部，分为礼、吏、户、工、兵、刑六个部门，各有主管业务。除此之外，还有承发房和架阁库等办公机构。在这些机构里办事的人，统称为吏，也叫 “ 胥吏 ” 或 “ 吏胥 ” 。 “ 胥 ” 这个字，本意是有才干之人，十有二人，后来引申为基层公务员。听起来好像是个琐碎活，可里面的门道实在不少。古代没有复印机和照相机，公文全靠书手一笔一画写就。他大笔一挥，偷偷篡改几个字，往往能决定一人乃至一户的命运。书手落笔一字之差，甚至能左右官职的选拔。可以想象，他的寻租空间该有多大。陶成靠着手里的这点权力，没事收取一些常例贿赂，日子过得不亦乐乎。户房和吏房并称两大要害机关。户房管的是钱粮税赋之事，日常业务涉及大量繁复计算。陈佐脑子灵活，数学好，对于数字得心应手，很适合这个职位。和吏房书手一样，户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着别人的命运。他只消在账簿上做一做手脚，一户农民便会生不如死。比如万历年间的济南府，曾有一户刘姓人家，得罪了当地算手。纳税之时，算手硬把他家六亩三等瘠田划成了一等上田，结果概算下来，要缴纳的田税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想避免这事？很简单，拿银子来喂饱便是，可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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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之上湖泊众多，风光各有不同。假若把它们比拟成人类的形象，鄱阳湖端方温润，像一位器宇轩昂的名士；洞庭湖气象万千，如同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太湖恢宏大气，俨然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大侠；西湖精致俊秀，必然是一个清纯少女 …… 在这一群 “ 俊男美女 ” 之间，恐怕只有位于南京城外的玄武湖是个例外。若将它比作人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应该是一个满脸悲苦的沧桑大叔。纵观玄武湖的历史，可谓是屡遭劫难、动辄得咎。它的湖生，简直就是一部被人类霸凌的历史。玄武湖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很早，它古称 “ 桑泊 ” ，位于楚国的金陵邑。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将金陵邑改设为秣陵县。这个湖就在县治旁边，于是被顺便改名叫作秣陵湖。据说秦始皇曾经巡游至此，有一位望气士说这里风水好，有王气。秦始皇一听不乐意了，立刻派人把附近的方山凿开，引水灌入湖泊。金陵的王气被生生泄掉，从此在这里建都的王朝，都难以长久。这个故事于史无证，应该是后人附会编造出来的。不过人类对玄武湖满满的恶意，从这个传说里可见一斑。在这场狂欢中，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无比的冷静。他叫萧何。跟那些出身市井的同僚相比，这位前沛县官员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他知道，对这个新生政权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萧何穿过兴奋的人群和堆积如山的财货，来到大秦丞相、御史专属的档案库房。这里门庭冷落，因为里面没有珠宝金玉，只有天下诸郡县的户口版籍、土地图册、律令等文书，没人对这些写满枯燥数字的竹简有兴趣。萧何下令将这些资料进行清查、分类，然后一一打包好。可不要小看这些其貌不扬的简牍，它们蕴含的力量，比名将精兵更加可怕。户籍的雏形，早在商代 “ 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 时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时代亦有书社制度。但真正把它建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是赳赳老秦。自商鞅以来，秦国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绵密细致而著称，特别热衷于大数据。《商君书》里列举了国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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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作所提及的大量事迹，几乎皆从《后湖志》中得来。我一直觉得，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我们也需要这些琐碎细节。只有从细节里，才能还原出一个生动、真实的黄册图景，进而从黄册库的变迁争吵中，管窥到大明兴衰起伏的规律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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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人的智慧总比规则要高明一些。往小了说，学子的科举成绩，决定了当地官员的考评。像是县学教谕，至少得培养出三名举人，才能获得升迁资格。若是连续几届秋闱失利，连知县的治政能力都要被质疑。往大了说，科举是进入大明官场的唯一正途。入朝则为高官，致仕则称乡宦，当地的政治实力和话语权，取决于本籍士子们的仕途之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还涉及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当地乡宦会联名上书，表达意见。谁家的乡宦地位高、牌子硬，谁就能占便宜。婺源现存的老乡宦们，实力还比较强，可他们早晚会死，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补充，长此以往，县将不县。县学的师资力量，不可谓不尽心；县衙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不可谓不周致；婺源大小家族对士子的供养，不可谓不丰厚；婺源境内的读书风气，不可谓不浓厚。一切都运转正常，总不能说婺源这两届是单纯运气不好吧？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 “ 各宜体谅 ” 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 —— 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这个申详，是公文术语，意思是向上级详细汇报，以便让高层及时掌握情况。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婺源知县提出的 “ 禁绝烧灰 ” 只是一条临时行政命令，只有得到徽州府的认可，才能形成一项永久地方法规。从府一级的视角，最为看重的地方上的两项宏观数据一个是税赋，一个是科举。前者关乎钱粮，后者关乎官场。婺源县的官员反反复复强调 “ 秋闱不振 ”“ 县学盛衰 ” ，正因为这是徽州府最关心的痛点。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要知道，虽然知县是知府的下属，可他的任免权在吏部，两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统一。知县为了一己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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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后湖黄册库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几于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国祚等同。这是大明保留下来的最后记忆，在这个王朝治下的每一个人——你能想象吗，几乎每一个人——后湖黄册库都记得，大明都记得。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农夫、永乐时迁至北京附近的军户、正统朝远在云南深山打猎的土司、正德朝在淮西烧盐的灶户、嘉靖朝山东进学的士子、万历朝建阳的书商子弟……几乎所有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大明子民，都在这座库房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的身躯早已化为一抔黄土，名字却永远凝固在了这里，并和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为飞灰。在这座黄册库里，记录着整整一个王朝的田土盈缩、民生消长。你可以拉远视角，注视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视角，看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家庭的生老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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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本届乡试人数太多，考官阅卷的时间有限，容易心理倦怠。批前面的考卷，可能还会仔细批阅品味；批到后来，便开始敷衍，恨不得全刷下去才好。徐公申把应天等六府的卷子押后送达，等于为自己老家淘汰掉了一半竞争对手。对这个行为，六府考生愤恨不已，却也无可奈何。人家一不受贿泄题，二没冒名夹带，三无涂改考卷，只不过是改了改送卷的次序，没违背任何规则。因此这件事虽惹得物议汹汹，但终究还是不了了之。婺源人得知真相之后，悻悻而退。算了，这次运道不好，下次咱们再来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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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壮丁数量，可以算出能动员的士兵和民夫；了解了牲畜多寡，可以合理分配运力；查阅了作物产量，便对粮草的征发心中有数；掌握了地形图册，也就明确了对该地区的用兵方略。哪个郡有铁矿，可以冶炼军器；哪个县有草药，可以平伏疫病；哪个乡可以提供兽筋膏脂，多长时间送到哪里，道路状况如何......种种信息，都隐藏在这一片片简牍之中。要知道，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勤表现。后勤最重视的并非武勇，而是精准统筹。精准统筹的前提，则是翔实丰富的数据。可以这么说，在战略层面的对局中，拼的不再是韬略，而是资源利用率。谁的数据掌握更精准、谁的物资调配更有效率，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即所谓‘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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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怜的，是那四个无辜百姓。他们平白蒙受冤屈不说，眼看碰到几个靠谱官员，可以脱罪回家，却因为朝廷斗争，重新堕入地狱，在极度痛苦和恐惧中死去。时人记录此案的笔记，多津津乐道于薛瑄与王振的斗争，却对这四个人鲜有关注。他们说过什么，他们想过什么，他们被拷打时有无求饶，临死前是什么表情，连一句控诉或呐喊都没有记载。仿佛这些人只是引发大案的若干棋子，仿佛这起案子，跟这些不幸的人已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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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就好像是一个动脉硬化的病人，因为长期贪地吃油膩食物加酗酒，身体各处血已変得狭窄无比。血液壅积于中途，无法送中枢。张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里做了一连串支架，暂时保证心脏获得足够供血。可是他办法改変大明暴饮暴食的习惯，也无法逆转血管劣化的趋势。时间一长，血液越发油腻，血管越发脆弱梗塞点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连支架也没什么集了，只能靠“三饷”之类的举措像打吗啡样疯狂透支残存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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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用的汉武典故。当年汉武帝为了求长生，在建章宫里建了一座神明台。台上立有一尊铜仙人，双手举起铜盘，用来承接早晚露水，饮之可获长生。龙溪周围这片盆地，恰好有一条潨川河流经，俯瞰全景，岂不正像是仙人露水落在承露盘里吗？对此《罗氏族谱序》里的解释是 “ 盖地仰露曰呈，洼下曰坎 ” ，故名呈坎；也有一种说法，认为 “ 坎 ” 在八卦中属水， “ 呈 ” 者平地， “ 呈坎 ” 即水旁平地之意。罗秋隐对呈坎很满意，他特意写了《定居》《定志》二赋，告诫子孙，不要轻信别人言辞迁徙他处，然后溘然去世。他的墓地，选在了其生前居屋以南三里的一处河岸。这里背靠黄龙山，面对潨川河，乃是一处绝佳的风水宝地。罗秋隐下葬之后，这里便成为后罗氏一族祭拜祖坟之地，立有墓祠，四时香火，罗氏还拨出专门的田地用来支应日常开销 —— 叫作膳茔。到了南宋理宗年间，呈坎后罗氏的当任家主，是罗秋隐直系十三世孙罗鼐。他在主持祭礼时发现一个弊端，呈坎罗氏自唐以来繁衍兴盛，四处开枝散叶，每年祭礼 “ 老者远莫来，来者幼莫时 ” ，长此以往，未免怠慢了祖先。于是罗鼐召集族中众人，提出了一个办法：在祖坟的外围建起一座禅院，割出部分田地作为寺产，请来僧人住持。一来祖坟时刻有人看守修葺，不致毁坏；二来寺内诵经不断，香火缭绕，也等于为祖先烘托阴德。这种性质的寺院，被称为坟寺。宋代崇佛之风兴盛，很多大族都选择为祖坟修建一座坟寺，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做法。听了罗鼐的建议，族人纷纷表示赞同。罗氏一族家风亲厚，成员素来团结。他们有钱的捐钱，有田的捐田，实在没钱没田的，也会表示我家出两个壮丁，参与营造，很快就解决了禅院基建和资金的问题。在这期间，很多事情不曾改变。罗氏一如既往地在呈坎生活着，发展成为歙县大族之一。而杨干禅院的香火也从未中断，始终缭绕在古坟四周。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比如罗氏对祖坟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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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当时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会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130，000匹，湖广的总额27，000匹，都远超歙县。帅嘉谟是这么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做比较，主要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一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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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苍"呃"了一声,不敢回答。张良也没指望他回答,兴致勃勃道:"我在诸国行走多年,才明白其中缘由。之前那四次刺杀,都是取决于运气,败得并不冤枉。譬如博浪沙那一次,我要绞尽脑汁去算计始皇帝的行车路线,算计大铁椎的投掷方式,出手只有一次机会,如果错失,就只能落苛而逃。没办法,我没有势,只有术,孤军奋战,四周都是泰皇的耳且,随时可能张开天罗地网,如里大势在我这边,我又何必苦苦算计,从容扔过去一百把铁椎,怎么也砸死了。"

马伯庸《秦二世必须死》0

“你说你们这些人，脑袋到底是怎么长的，怎么就弯弯绕绕有那么多主意？”张耳感慨。 “这主意说来也简单。聪明人有两个毛病。第一，对送上门来的东西，都心存怀疑。但你如果藏着掖着，他反而会好奇去一探究竞。所以徐先生表现得越是抗拒，他就越容易上钩。” 张苍得意扬扬地夹起一片麦粉裹的藕片，咯吱咯吱嚼了起来。张耳抓起酒杯，一饮而尽：“还有一个毛病呢？” 张苍继续道：“聪明人的第二个毛病，是太过自信。我们只要有节奏地喂给线索，让他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凭借自己的智慧挖掘出来的，便不会起疑心，并为此沾沾自喜，觉得窥见了全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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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即使是聪明人，也不得不去做一些冒傻气的事情，因为傻子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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