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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少还曾经帮助过他们，曾竭尽全力减缓他们的苦难。只有一小部分人了解纳粹种族灭绝计划的规模。假如这些领袖跟许多人一样逃到国外，弃那些一直依赖他们的犹太人而不顾，阿伦特又会怎么说他们呢？假如她能对那些留守的犹太领袖遭遇的恐怖窘境施与理解，她的控诉会否不那么令人震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在阿伦特之前已有人强调过，对于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魔头，人格的平庸同他们向世界发泄穷凶极恶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几乎每个参加过战后集体屠杀犯审判的人（其中不乏声名卓著的医生和药剂师），离席时都惴惴不安，因为杀人犯看起来跟你我没什么两样。以色列法庭的心理专家在给艾希曼进行过身体检查后，发现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甚至某种程度上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这暗示出正常与无比残忍并存在他的身体里。这一暗示粉碎了我们通常的认知，并且揭示出审判中的真正谜团。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同样的口吻说过，法国纳粹头目皮埃尔·赖伐尔在战后接受审判时看似平淡无奇、无足轻重，就是一个缺乏想象力、垂头丧气的小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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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若有人告诉艾希曼他本可以不那么做，那么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或已然忘记当时的情形究竟事什么样。艾希曼不想跟别人一样假装“一直就反对这种做法”，实际却对命令趋之若鹜。然而时代不同了，就像毛恩茨教授一样，艾希曼已经“有了不一样的领悟”。做过就是做过，他并不想抵赖；相反，他打算“当众吊死自己，以警醒这个世界上所有反犹的人。”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对过去的事感到后悔：“后悔药是给小孩吃的。” ［24］关于基本动机，他［艾希曼］绝对确信他并非自己所称的那种内心卑鄙的家伙，他内心伸出并不是一个肮脏的杂种；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能怀着极大的热忱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会感到良心不安。这一点无疑让人很难接受。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其中一位心理学家据说发出了“无论如何，艾希曼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的惊叹。而另一位心理学家发现艾希曼的整个心理表现，他对妻儿、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朋友的态度，都“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最后，那位定期来监狱探视他的牧师，在最高法院结束对艾希曼的聆讯之后，向每个人保证，艾希曼是“一个非常具有正面想法的人”。在这些灵魂专家制造的闹剧背后，是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他的案子里既没有道德错乱，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精神错乱。……更糟糕的是，他的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病态仇恨，也不是受狂热的反犹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教条所驱使。他“本人”从未同犹太人有任何过节；相反，他有足够的“私人理由”不去仇恨犹太人。［25］哀哉！艾希曼的话无人采信。控方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义务。辩方律师不理会艾希曼，因为从各种迹象来看，他不像艾希曼那样对良知问题感兴趣。法官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太出色，也许太明白他们职业的基础，所以不能认同一个平常的、“普通的”，即不低能、不死板、也不愤世嫉俗，却完全不能够分辨是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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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毫无疑问的是，兰道法官定下基调，他在尽力，尽其全力阻止他的审判在原告大施演技之下变成一场庭审秀。他之所以不能每次都成功，原因之一在于，庭审发生在一个舞台上，台下就是观众，庭警在每场开始的完美嗓音，制造出拉开帷幕的效果。这座新落成的Beth Ha’am，也就是人民之家（如今被高高的藩篱所包围，由全副武装的警察严密防卫；前院有一排木板房，所有到访者都要经过彻底搜身方准入内）原先设想的肯定是一座剧场，配有管弦乐队席位、前台和舞台，还有演员入场的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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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三位诚实正直的人，难怪他们在审判中抵住巨大诱惑，无一人表现出矫揉造作——这三个在德国出生、接受德国式教育的法官，从不假装听不懂而等他们的希伯来语翻译说完再开腔。翻译几乎话音未落，主审法官摩西·兰道就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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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h Hamishpath”（正义之殿）——庭警高声喊出这几个字，我们应声而起，等待三位法官入席。法官们身着黑色长袍，都没戴帽子，从一侧的入口走进审判庭，落座于前台最高一层。他们的长桌即将被无数本书籍和一千五百多份文件覆盖，桌子两端各坐着一位庭审速记员。法官的正下方是翻译，负责在被告或者辩护律师与法庭之间迅速进行语言转换。否则，德国的辩方，跟旁听席上的几乎所有人一样，将通过无线电发送的同声传译（语言包括完美的法语、差强人意的英语和纯属搞笑甚至动辄令人费解的德语）完成这场用希伯来语进行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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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立场是，假如你对自己说“我该审判谁”，你就已经输了。她一生总是被标上记号，就跟这本书引发的争论一样。即便她已经离世多年，她依然会构成争议的主题。几年前，一本描写她在豆蔻之年同马丁·海德格尔那段天真爱恋的书在出版界引发了一场地震。这足可说明问题。作者将她刻画成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一个被纳粹老教授、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人色诱的笨女人。这本书对她与海德格尔之间毕生的复杂关系作出了粗暴的解读，可是，一些评论者似乎对这种暴力简化的视角感到十分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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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犹太委员会的评论只占了全书中的十来页，对全书主旨并无本质影响。这些似乎是她在重读劳尔·希尔伯格的书后，又增加了些思考才补充进去的内容。她为豪斯纳使用诸如“你为什么不反抗？”之类的问题，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呵责某些证人而义愤填膺。犹太委员会的悲剧角色在审判中几乎从未被提起，至少检控官没提过，这令人生疑。她争论的对手不是被杀害的犹太人，而是他们的一些领袖以及以色列的检方，她怀疑后者在袒护这些领袖。她的怀疑将得到证实。这场庭审秀的目标不是给艾希曼定罪或检视犹太委员会。审判过去二十年后，副检控官加布里尔·巴赫（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告诉一位采访者，如果所有证人都出庭讲述犹太委员会的故事，“那么将不会有人记得艾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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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几年里，阿伦特也承认她的一些表述有误或过于夸张。最大的错误就是这本书最著名的或曰败坏名誉的副标题。“平庸的恶”这个短语进入了流行语词典以及熟语大全。经过反思，她对使用这个令她遭遇围攻的短语感到抱歉。1971年，她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若是在今天，她决计不会用那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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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拉克尔在论战的早期就曾写道，阿伦特被攻击的原因，与其说是她说话的内容，倒不如说是她说话的方式。当她指出备受敬仰的犹太大拉比、柏林犹太委员会主席莱奥·贝克是“犹太元首”（她在第二版中用到了这个说法）时，语气之无礼已经到了不可原谅的程度。她的笔法总是咄咄逼人、狂妄不羁，语气充满学究范儿，盛气凌人。她特别爱说似是而非的话，她的讽刺挖苦与讨论大屠杀显得格格不入。她的讥讽往往弄巧成拙。阿伦特传记的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慧眼看出，阿伦特提出了真正的道德问题，却用不必要的讽刺（也许还有肆无忌惮）而令问题变得晦涩难懂。她一而再地说，自己掌握“客观”与真相，而且不只是真相，还是“全部真相”，比如“全部真相本来是”、“全部真相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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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是儿戏。论及政治问题，服从就等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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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德国，“卓越的”犹太人这一概念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不再拿那些老兵和其他优等群体说事，但仍然哀叹“著名”犹太人的命运，对其他受害者却视而不见。有不少人，尤其在文化精英当中，仍然对德国曾驱逐爱因斯坦而公开表示惋惜。可是他们并未意识到，与之相比，杀害身边某个普通的小汉斯科恩却是一宗更大的罪。［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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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德国犹太人就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分类，这种区别对待：德国犹太人优于波兰犹太人，战场老兵和有功勋的犹太人优于普通犹太人，祖上就出生在德国的家庭优于晚近移入者，等等。这成了犹太高尚社会道德滑坡的第一步。［138］接受对本民族进行分门别类，是一场严重的道德灾难。这是因为，每个要求获得“例外”的人，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这个等级原则；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无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忙于争取“特殊情况”以求特殊对待之时，没有人明白这一点。……似乎他也认为，一个著名的犹太人无疑比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更有资格活下来。履行这种“责任”，去帮助纳粹在茫茫人海终挑选出“著名”人物，因为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比直面死亡需要更大的勇气”。［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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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只需顺便提一下德国国内所谓的“内心流亡”。那些人大都供职于第三帝国，甚至有的身居高位；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告诉自己和整个世界，他们一直“从内心反抗”纳粹专政。此处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在说谎，而是，在这个被重重秘密包裹的希特勒政权下“内心反抗”竟是保守得最好的秘密。在纳粹的恐怖形势下，这几乎成了心照不宣之事。有一位著名的“内心流亡者”，认为自己刚正不阿。有一次他对我说，为了保守他们的秘密，他露面时不得不“在外表上”比普通纳粹更像纳粹。［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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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些“政治”意图毫不奏效，因为证人们都很诚实。他们对法庭说，所有犹太组织和党派都在抵抗中发挥了作用。所以，真正的区别不在复国主义者与非复国主义者，而在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人之间，而更为重要的区别则在年轻人与中年人之间。的确，那些抵抗者只是少数，或者说极少数。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一名证人所述，“这些少数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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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审判期间，一位证人指出这种“人道”的不幸后果：人们自愿被从特莱西恩斯塔特运到奥斯维辛，并斥责那些试图告诉他们真相的人“简直是疯子”。我们熟知纳粹时期的各个犹太领袖。位居榜首的是哈伊姆罗姆科夫斯基，罗兹首席犹太元老，被叫作哈伊姆一世。他发行过印有他签名的纸币，以及印有他头像的邮票。他还乘坐一辆破马车到处周游。紧随其后的是莱奥贝克。他学识渊博、温文儒雅，接受过高等教育，相信犹太警察会“更加温和、更加得力”，会“令磨难得到缓解”（然而实际上，他们当然更加凶残、更难收买，因为对他们而言风险太大）。［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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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被替换成了“允许安乐死”。审讯官曾问艾希曼，因为这些人注定难逃一死，所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这个命令听上去是否有些讽刺。艾希曼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他从骨子里深信，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真正促使他出离愤怒的，并不是被指控杀害上百万人，而仅仅是一个证人指控他曾经将一个犹太男孩殴打致死。这个指控已被法庭驳回。［113］我问她：‘您想去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们全都会被运回德国。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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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说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97］因为这个方案只涵盖波兰本土犹太人，并不涉及来自德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犹太人，撼动他的良知的，并不是屠杀的想法，而是屠杀德国犹太人这一想法。［100］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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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语言体系的实际结果并不是令人漠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阻止他们把关于谋杀和谎言的“普通”认识与眼下之事画上等号。艾希曼特别爱喊口号、说套话，而且又不大会正常交谈，于是，他自然成了“语言规则”的最佳实践者。[89]一切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同的只是方式——流动的毒气车取代了毒气室。这就是艾希曼所看到的：犹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被命令脱掉衣服、；接着来了一辆卡车，直接停在门口；赤裸的犹太人被命令走上车，车门关闭，卡车开走了。……“之后我跟在卡车后面离开，看到了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一幕。车停在一道长长的墓坑附近，车门打开，倒出尸体，扔进墓坑。尸体四肢那么柔软，好像还活着一样。我还看见，有一个老百姓用钳子拔他们的牙。然后我就跑开了——跳进我的车，嘴巴紧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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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最高行动理论的基础是，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提起诉讼，因为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而这条论据在纽伦堡就已被证明毫无效力。……一边是视犯罪为合法和常规的国家秩序，另一边是把犯罪和暴力视作例外和极端事件的国家机器，这二者能适用于同一个准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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